李蕙芬

博古，本名秦邦宪，中共早期领导人，从苏联回国后化名博古。他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青少年时期在无锡度过。博古与上海两次结缘，时间不算很长，但意义非凡。1925年夏，博古从无锡第二工业大学毕业，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第一次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次结缘是他痛下决心、认真抉择的结果。无锡与上海虽然近在咫尺，但博古家境贫寒，作为长子，他上有老母要抚养，下有弟妹要照顾，他的好友已经为他在无锡一所学校找到一个教师的工作岗位。在外人看来，无论从家庭还是从个人角度，他都似乎应该接受教师这个岗位。但当时博古已经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他爱国，积极投入支持五卅运动的行列，成为学生運动的领袖。并写了大量的进步文章。他是从国家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家庭或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最后决定报考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辉煌的起点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文科大学，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1923年夏，中共派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上大的开端。12月，上大设立行政委员会，于右任兼委员长，邓中夏、瞿秋白、何世桢、洪野、叶楚伧、邵力子、曾伯英、韩觉民等为委员。瞿秋白担任上大社会学系的主任，后又由施存统担任主任。国共合作后，上大办学资金由国民党中央补助。中央派了一批教育家、理论家到校讲课，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沈雁冰、张太雷、李汉俊等先后在该校执教。邓中夏、瞿秋白等人对上海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上大不仅成了一所颇具规模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而且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面旗帜。大多数学生都抱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目的，在此刻苦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在培养人才方面，上海大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1925年9月，博古来到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在这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受到校党组织的重视和关心。在他入学的次月，党组织即派党员、无锡旅沪学生顾谷宜找他谈话，听取他对党的认识和对入党的看法，并很快给他送上了入党表格。博古的入党申请也被党组织顺利通过。正如博古自己所说：“我是1925年10月在上海大学时由顾谷宜介绍，经组织谈话，有顾告我已批准，并要我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搬至市党部后参加第一次会，支书是杨电龙，参加人是张然和，支部是上海市党部的党员的支部，支部生活是不健全的，会议个把月才开一次。除支部会外，我记得还参加过几次活动分子会，听讲上海罢工，国民党中各阶级等报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博古人生路上一个新的起点。

入党后，博古积极为党工作。除了他自己阐述的，根据党的要求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开展各项工作外，还协助党做了一些其他工作。他认为学习要结合实际斗争，才能学以致用，学得更深刻。在革命斗争中，他有幸结识了时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的罗亦农。罗亦农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此时正在准备上海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工作。博古协助罗亦农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但终因经验不足而失败。

赴苏联学习一直是博古多年的愿望。1926年10月，他抓住莫斯科中山大学来沪招生的机遇，通过考试，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赴莫斯科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1925年9月由苏联创办的、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革命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在苏联，为方便起见，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为自己起了俄文名字，博古给自己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博古诺夫（中文音），后来就被大家简称为“博古”。回国以后，他一直把这个名字和自己的本名秦邦宪交替使用，而大部分人只记住了博古，以至于后来大家慢慢地淡忘了他的真姓实名，一直叫他博古。

再回上海——人生的巅峰

1930年5月，博古回国。留学4年，他开阔了视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对自己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比较具体完全的理解。他带着改造和建设中国的美好理想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踌躇满志地准备立即投入激烈的斗争。在上海，博古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同时参加工人报纸《劳动报》的编辑工作。但是他觉得这还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能，盼望有更多更重的任务。他还没有想到更多的、更严峻的考验将接踵而至，像巨浪般地涌来，自己将站在风口浪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一）反对李立三的斗争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这是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结果。由于向忠发没有能力和水平胜任中共领导职务，所以党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1930年3月，中央决定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六大以来的工作，并且解决与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中央工作实际由李立三负责主持。

李立三是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是留过洋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性情火暴。他与向忠发、周恩来被称为当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周恩来经验丰富，处事稳健，对“左”的影响起着约束的作用。但周恩来走后，李立三开始独断专行，政策也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特别是在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当时他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决计不等周恩来请示共产国际回来，就立即采取行动，并于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因此认为：“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党内也有几股反对李立三的势力，其中有一股就是以王明为首的力量。王明（陈绍禹）1929年回国，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好友博古、王稼祥保持较密切的联系。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博古、王稼祥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而李立三毫不留情地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处分，博古、王稼祥等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受到处分后，博古实在想不通，感到委屈、痛苦和压力，这更增加了他对李立三家长制作风的反感。endprint

博古和王明等人反对瞿秋白等人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认为六届三中全会搞的是调和主义，并没有解决李立三的问题。在先得知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后，王明与博古等人连续二次联名写信给中央，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后来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上海解决问题，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党内处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博古指出：“我与王明曾在上海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与稼祥亦善。与洛甫（即张闻天）在上海、中央苏区等一起工作过，与恩来共同工作较长，中（央苏）区、长征前期。”

（二）經受严峻考验

相比博古与李立三斗争中的大起大落，这一阶段博古经受了党内外的种种严峻考验。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蒋介石的特务密布各处，革命处在极端的困难之中，搜捕、屠杀，随时在等待着革命者。面对残酷的斗争，博古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刚从苏联回国，对秘密工作的环境还很不适应，不时感到孤独。工作之余，他仍留恋莫斯科的集体生活，怀念在苏联时期的同志友谊。秘密工作的纪律和条件，使他与留学时代的同学联系显得极为宝贵，他渴望着与老朋友的畅谈和会见，交流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当时中共中央正面临严重的困难。由于中央特委领导人之一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被迫隐蔽，博古居住的地址也被叛徒出卖，幸亏得到了通知及时进行了转移，避免了一场灾难。

（三）在党内负总责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根据米夫拟定的名单改组了中央政治局，一共选出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此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被捕叛变，导致上海中央紧急疏散，至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逐渐减少，而且周恩来即将赴江西苏区，王明拟去莫斯科。由此，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无法维持正常运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周恩来、王明推荐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并上报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由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选的会议，在一家酒店召开。回国不久的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博古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

1931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就这样，在“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领导中国革命是在摸索中前进”时，博古被推上中共最高领袖地位。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但在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显然是敌人的阴谋。博古等领导人虽不能直接出面处理，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由此较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情。

（四）撤离上海

由于形势恶化，中共中央已难以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1月19日进入中央苏区，抵达瑞金。1933年离开上海之后，博古继续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总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其指导思想错误，使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转移，开始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博古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后参加中共长江局、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社长。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时年39岁。

博古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他虽然犯过很大的错误，但他的博学多才、温文尔雅一直让与其共事者念念不忘。他精通俄文，翻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对党的新闻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吴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