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人

从北京到纽约，如今只需12小时的航程，46年前却无比曲折：从北京出发，经上海转机，途经缅甸仰光、巴基斯坦卡拉奇、希腊雅典和法国巴黎，到纽约联合国总部赴任的中国代表团才最终抵达目的地。

不管旅程是曲折还是顺畅，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5年的沙祖康的眼里，这都是中国和世界越走越近的过程。

即便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打了30年交道，在2012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坦言，“我都不能说我对联合国很了解，因为联合国这个机器实在太庞大、太复杂了。”

这种不了解，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尤甚。沙祖康的前辈外交官们穿着“红都”定制西服，从红色中国远道而来，对代表战后世界秩序的联合国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的法语翻译在启程前，除阅读外交部准备的有关联合国的材料外，只能从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

而受邀启程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中国代表团在法国转机时，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接受照相。外国人根本辨不清东方面孔，以为那些胖而魁梧的一定是大官。结果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多是厨师和司机的照片。

当时，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是热情与无知并存。正是在这种困惑和疑虑不断被打消的过程中，中国已在联合国度过不惑之年。“联合国”作为新闻热词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在联合国干外交，与双边外交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象是190个彼此差异很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