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应用学科的强势冲击，当今人文学科显示出某种“下世”的景象来。尤其是文学、哲学领域，已经很难提出新问题和新方法，空疏学风泛滥，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出现在各个学科领域中都有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学者。相对而言，唯有史学在整个人文学领域中居于前沿。这是因为除了新出土实物与文献，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还正在受到国际汉学（海外中国研究）和社会科学这两个学术前沿的范式和方法的影响，西方汉学的概念化和社会科学的实证化趋势，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史学（包括美术史）研究的走向。国际汉学为当今中国史学提供了“问题意识”这个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视角，在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表现出对于“通史写作”的不满。与此同时，当今在中国高校中正作为显学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反过来对人文学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史学论文中出现的“研究假设”这一提法，就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范式息息相关。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受到上述两方面史学前沿进展影响的结果。

导论：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书法学习的范本洛阳纸贵，“下真迹一等”的优秀范本更是一帖难求。然而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书法技法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摄影术和印刷术的突飞猛进给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书法临摹范本：“三十年代以降故宫博物院、上海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出版的一套套碑帖名迹，曾经孕育了整整一代书法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正是凭借着这些印刷品拐杖，从兴趣到临习再到研究，最后成为书法界的中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