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

近年来书法拍卖、收藏中爆出的民国书法之“热”，引起了业界的关注。2017年北京保利拍卖，溥心畬的一纸菜单以52万成交。此前，孙中山、于右任、梁启超、曾国藩、吴昌硕等人的书法都以迅速增长的态势，刷新拍卖价。然而面对这样的热潮，就我个人而言，宁愿保持一定的距离。

虽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国书法研究取得进展，书学界以晚清民国社会、文化、学术的大变革为背景，重点观照民国书家的取法来源和风格类型，同时对此期书法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也有一定的发掘和思考，但是总体而言，目前还是处于研究的初期并显示出某种停滞不前，因此对于民国书法的鉴藏也较难提供更充分的学术支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书画市场、消费投资和社会民众心理左右了视线。记得2014年傅国涌先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提到：现在所谓的民国热主要源自一种反差。民国和晚清之间，是一种延续的关系，而民国和共和国之间是有断裂的，这种断裂，会带来对民国的误解、误读，也会有一些向往。民国史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历史，因为民国离得太近，它毕竟有现实利害关系在里面，很多材料的解密都没有完成。现在有很多人追忆民国的情怀和精神，但是在历史的真实性还存在分歧和争议的时候，一味讲精神、情怀便成了一种口号。

我赞同傅先生对于民国热的上述认识。不论民国热、还是近些年的国学热，不乏对那个时代的美化、误读甚至戏说的成分。在“民国范儿”、“最后的精神贵族”、“末代文人士大夫”等类似的表述中追怀民国，成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概念化的认识，再加上书画市场的非理性导向和价格沉浮，众人以民国书法的收藏空间与投资机遇为关注点，以自我需求和想象代替了对民国历史真相的沉潜探寻。当然，民国书法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文献资料的收集也有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牵绊。我前幾年在做沙孟海的个案研究时，就因诸多资料的佚失不存或尚未公开而颇感遗憾，比如三四十年代沙孟海在南京政府和陪都重庆任职期间的文书，以及他与国共两党学者友人的来往书信等，都未充分披露。在做“民国杭州金石书画”这一课题研究时，更是感慨于战乱和时代动荡所带来的金石书画文物的大量毁失，金石书画社团的烟消云散。高氏兄弟（高时丰、高时显、高时敷）的“红栎山庄”，丁氏家族的“八千卷楼”，陈锡钧的“石墨楼”，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没有一个逃脱劫难，累世积藏损失惨重。1928年由余绍宋等十余人发起的“东皋雅集”、“准园寿苏”，曾极一时之盛，却因抗战军兴，社友云散，终归沉寂。另外如民国杭城的“西泠书画社”、“莼社”等，也都因为文献记载和流传的稀缺，而今鲜为人知。所以，我时不时地会想，民国究竟有多少深藏的历史需要我们去挖掘，多少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去认知。早在三十年代已盛名远传、生后却如此寂寥的陈锡钧，其生前未曾刊行的著述《两浙碑碣志》、《历代篆书石刻目录》、《石墨楼金石见闻录》，都静静安睡于图书馆、博物馆，也许只有极少数人偶尔翻阅时，过往的历史才又断断续续地映现。

其实，民国史料的发掘、披露在近些年是有很大进展的，尤其是数据库的建设，更是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文献资料和查找的便利。但是书学界的跟进还是不够及时。如果民国书法热只是停留在一些相关主题的出版物、虚泛的媒体报道，那么这样的“热”未免太肤浅。当民国历史研究都还有待多维度地深入展开之际，我们来讨论其中一个领域“书法”的热，恐怕并没有足够的底气和坚实的支撑。对民国书法的现有认知和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其实都还存在许多疑问。真正的民国书法热，应该是建立在大量细致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目前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去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厚厚的《民国书法》（三卷本），共遴选书家578位，作品近千件，希望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展示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成就，集文献、史料、鉴赏、典藏为一体的民国书法作品集”，但遗憾的是，它在作品、文献来源的标注上存在明显不足。书中作品的收藏地、尺寸，书家小传的资料来源，一概阙如，以致研究者、收藏者今后若想利用这些资料，却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且一时无从查证。今年年初，该出版社又启动了《近现代书法大系》这一丛书项目，预期分9个系列200余种图书陆续出版。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计划，如果在若干年、数十年之后，真能有这样一系列富有学术价值的图录和研究著作问世，那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书法热”。

现今的我们对民国怀有一份特殊的依恋之情，这原本不难理解，但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大量扎实的史料基础工作，以开阔的视野和通达的史识，对民国的人、事、物真正达到“同情之理解”，届时再来评定其历史的或艺术的价值，亦为时不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