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润兵

终将会被抛弃的破败村庄。

河南省襄城县位于中原大地中部，处在许昌市和平顶山市中间，虽然县城交通便利，但是房村却处在县城西北20公里之外，地处多县交界的位置，交通不便。

历史上房村也是远近有名的重镇，是禹州通往襄城的重要驿站，历史渊源最迟可以追溯到汉朝。可历史悠久的房村，即使再偏僻，却依旧躲不过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不断发生变化：村庄在不断地沿着道路向外发展，村庄的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失。

村庄位置的移动

在最近二十年，村庄新建房屋集中向村南和村庄主干道附近集中。

村庄新建房屋集中于村南的原因，简单地说是因为本村的耕地大多位于村庄的南面，村民选择在此新建的房屋方便田间劳作；而且房屋建在南面，夏季会受惠于东南风有助于消解酷暑；再次，也是重要的原因，县城在村庄的东南，方便进城。因此，为把新建的房屋向南靠，部分村民不惜高价置换宅基地或者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违规建房。

据村委会统计，近十几年，本村村民于村庄南侧新建房屋占去的耕地面积不少于30亩，结果是村南新建房屋层出不穷，原有老房子破败不堪，耕地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在村干道边拥有宅基地的家庭，争先恐后地建设自己的小洋楼；主干道旁边没有宅基地的家庭，要么想方设法高价置换，如向年老者或已经进城者置换，要么是干脆直接购买临近干道的院落，如之前村委会大院的优越临街位置就被高价卖掉。

十多年来，全村老一代的砖瓦房基本被新建的房屋代替，新建设的楼房不再仅是村民居住的需求，也是村民之间竞争攀比的彰显。

除了围绕在村庄南部新建住宅和村内主干道建设住宅，整个村庄掀起了新一轮向城市迁移的竞争。这些家庭在村庄内留下的老房子随着迁移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发破旧，十年之前已经携家带口进入城市者，这些年基本不会再回来，他们留下的房子以砖瓦房为主，也显得破旧；而近十年迁入城市者逢年过节多会回来，他们留下的老房子也不输邻家新建的楼房。

村庄人口的迁移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房村农民就已经开始候鸟式的进城务工，因为国家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虽然终年务工在外，但却依然是本村农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同时户籍制度在小城镇层面的松动，新一轮的进城务工掀起城市化的新热潮。进入21世纪之后，而真正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化到来，进入城市务工定居的人口不断增多。这种现象，无论是反映在国家宏观层面的城市化指标的上升，还是微观层面的村庄一家一户人口的减少，都是真实的农村人口在不断地迁入城市。

城市化和迁出入城者近在咫尺，村庄人口不断迁入城市的事例就发生在左邻右舍。

最早迁移到城市的是北面的邻居，他家得益于外出务工，于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定居县城，是最早的一批迁出者。同时期迁出的还有东面的邻居，因为是军人出身，转业后即进入平顶山铁路部门工作。紧接着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东北侧的邻居举家迁入县城，他们在县城属于个体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步入21世纪初期，南边的邻居关掉了在村里经营多年的弹花生意，到平顶山从事蔬菜生意。而西边的邻居于2013年因儿子升入大学、女儿考入县城某初中而举家迁入县城。

笔者的老家本已靠近村子的北面，现在周围邻居加上3户搬到了临街的新建房屋，之前攘攘熙熙的左邻右舍已经是所剩无几，鸡鸣犬吠比以往更加清晰入耳。

村庄未迁出者多是中老年人，迁到城市者多是年轻人。村庄的这种人口迁移还在持续，年轻人迁出带来的村庄空心化还在不断上演。

虽然年轻人不断迁出，但是村庄还是在倔强地发展，如2009年全村实现了道路硬化绿化，并配套路灯和文化娱乐广场；2011年进行了饮水工程改造，2014年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2016年村东大桥建设工程开工，今年将实施污水处理工程……

除此迁出造成了人口损失外，人口的出生率小于死亡率也造成了村庄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增长趋势已经持续数年。这种小规模的人口减少对于一个原有2400多人的村庄已经构成了影响。◀

（本文图片摄影 / 曹晖）

短评

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村庄已经不闻鸡犬之声。

农民进城买房并没有城市化的内涵

倘若说村庄位置的变化给村庄原有秩序带来的危机可以靠治理解决，那么村庄人口迁移导致的人口减少则是治理不能解决的，村庄人口的流失对村庄造成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也是长远的，村庄的未来在于年青一代，没有年轻人的村庄是没有明天的，村庄的移动事小，人口的流失才是大事。在城市化的潮流下，目前尚没有应对农村人口流失的根本性措施，也许逆城市化是一条可行之路，但是目前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