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图(内蒙古艺术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蒙古民族色彩意象溯源

那日图(内蒙古艺术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本文从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角度，以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色彩为例，追溯了蒙古民族独特的色彩观及其形成原因和深层意象，从人文、历史、自然环境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分析了蒙古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倾向。

蒙古民族;色彩观;精神世界;深层意象

从美术人类学的角度来考量，蒙古民族色彩观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独具艺术魅力。

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寓意，是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综合之后的一种折射，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某种情调和意识倾向，也是他们隐性文化和精神内核的外在表现。本文将逐个分析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色彩，从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角度追溯蒙古民族色彩观背后的深层意象，在光影交错中体会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洁白之色

蒙古民族对于白色的崇尚首先是在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蒙古高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与白色物质紧密相连，这种生存的基本需求就是蒙古民族崇尚白色的初始原因，并逐渐衍生出在宗教上的象征意义。

蒙古高原依山而行，丘陵与戈壁绵延千里，这里严冬酷暑，风沙肆虐，生存的智慧和哲学就是这里的人们精神和信念的基础。游牧民族以畜牧和狩猎为生，因此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肉食和奶食。像牛奶、奶豆腐、奶皮子等这类奶食统一被称为查干依德根（白食），而肉食则被叫做乌兰依德根(红食)。可以说奶食是蒙古人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认为乳汁是孕育生命的源泉，能给予丰富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因此真诚地感谢和尊重这些食物。另外，早期人们在搭建蒙古包的时候，要用羊毛毡子覆盖外围，用以保温。这些生存必需品令蒙古民族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崇尚白色的心理和习俗。可以说，蒙古民族视白色为他们心目中的圣洁之地，也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生发之地。

在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和早期的神话史诗中，白色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象征意义。在萨满教的教义中，认为白色象征太阳的光芒，并引申为白昼，代表着西方55重天中的白色天，[1]216正义的力量。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也有类似的象征寓意，描述了江格尔用他的十根白色手指（这里特指白色），仅仅握住苏鲁锭（徽旗），称富饶的金色世界都是他的领地。[1]213另外，白色还是吉祥和高贵的象征。据记载，铁木真九岁时，其父亲带他去说亲，路遇翁吉剌部人徳薛禅，他称昨晚做了一个梦，梦中一只白海青（乞颜部图腾）抓着日月落在其手上，如今见到铁木真，便知此吉兆定是神灵的预告，遂将女儿许配给铁木真。①可以参考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9页；[蒙古]阿·前吉德编著.蒙古秘史,2004年,蒙古国国家科学院,第11页。另据记载，1206年春，铁木真召集贵族、那颜们在斡难河源“根本之地”举行忽里台（quriltai，大聚会），建九脚白旄纛，即大汉位。[2]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成吉思汗登基建立蒙古帝国的景象，其中九脚白旄纛(dao)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徽旗，蒙古人俗称查干苏鲁锭（白色的徽旗），蒙古人在和平时期和庆祝时刻都会祭九脚白旄纛，寓意国家繁荣，民族兴旺。蒙古民族是以“九”为尊，用九种白色的牲畜作为最高规格的礼物，是对对方最大的奖赏。[1]25

这种尚白的观念，在蒙古族的服饰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元朝忽必烈时期，这种形式一度达到了顶峰，每逢重要节日和盛大场合，必穿白色服饰以显示其高贵的地位和对吉祥的祈愿。据记载：鞑靼人以二月作为每年的开始。每逢这一天，大汗和临近各省的臣民都按惯例身穿白衣。按他们的观念这是幸福的象征......所有的贵族、王侯和平民都互相赠送白色的礼物，欢天喜地地互相祝贺道：“敬祝一年中万事如意，百福骈降。”[3]117-118另外，忽必烈时期，每逢举办大型的活动和宴会期间，所有王公大臣和仪卫乐工，都要身着质孙服 。宴会持续数日，赴宴者要每天换一次全场衣帽颜色一致的服装，而第一天大家都要身着白色质孙服。普兰诺加宾尼记录在蒙古族选汗大会期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色天鹅绒的衣服”，[4]相继的几天才穿红、蓝、金等服饰，由此可见白色服饰的尊贵地位。

图1 蒙古白色苏鲁锭

图2 蒙古族的传统奶食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蒙古民族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之前，就早已形成了崇尚白色的心理和习俗，并在原始宗教的推动下，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形式上，对蒙古民族的影响都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仍还在延续。

二、天之永恒与尚“青”

青色，蒙古语称库克（köke），或者呼和，是蒙古民族数个世纪以来最为尊崇的色彩，其根源是蒙古民族的祭祀文化主体“长生天”的产生和演化，也是宗教和政治意义的二体合一。

萨满教将腾格里（天）视为整个宇宙的最高神明，认为它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因此予以“长生天”无限的崇拜和敬仰。这在蒙古民族的许多诗歌赞词里都有体现，大体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苍苍长生天，不毁不灭，永恒不变，是赐予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因此蒙古民族认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都是长生天赋予的。萨满教的长生天理念对蒙古民族的影响深远，它从原本的自然崇拜逐步演化出在政治、哲学和阶级方面的意义。公元1206年秋天，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和将军们将他抬到大汗的宝座上，宣布了蒙古汗国的成立，自此，长生天赐予的国体和政体的象征意义被明确确立，蒙古汗国也被称之为“köke Mongol”，意思是青色的蒙古。

因为这种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象征意义，早期的蒙古民族对青色的使用是十分慎重的，它并不主要出现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而是在一些重要的祭祀仪式和活动中，作为与天神接洽与交流的中介。比如，把象征天的敖包用青色的石头堆砌，用蓝色的布条制作翁贡（图腾）等，把一些接近天之苍白色的牲畜放归自然或供养。再如成吉思汗时期有一部记录当时的司法判例和他本人法律训言的笔录，被称之为köke debter，汉语翻译为《青册》。[5]在“长生天”思想的影响下，蒙古民族认为在做事之前都要祈求上天的佑护，而事果之后也要归功于上天。《黑鞑事略》中说：“其常谈比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4]另外，蒙古民族用到的哈达也以青色为主。哈达本身来源于佛教，自忽必烈时期开始，随着佛教对蒙古民族的影响逐步深入，哈达也渐渐成为人们在一些重要仪式和场合必用的一种礼仪用品。然而蒙古民族用到的哈达多数情况下是蓝色的，并不同于藏族的白色或佛教中的黄色，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长生天”观念对蒙古民族所产生的影响。

下面从元青花的角度对蒙古民族的色彩观做一单独略述。13世纪的蒙古汗国将来自于伊朗的苏麻离青（钴青料）与中国的瓷器连接了起来，由此产生了让世界惊艳的元青花。那洁白的瓷胎上一抹抹瑰丽的靛青色，不仅反映了当时蒙古贵族的品位，也印证了蒙古民族“崇白尚青”的色彩观。另外，当时的蒙古汗国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科技，都表现出一种开明、豁达的心胸，元青花所创造出的艺术价值便是多元文化融合和碰撞的结晶。其创作题材很多取自中原文化里的历史典故，并且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仅体现了蒙古族文化，还吸收和借鉴了伊斯兰文化、中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在绘画风格上也受到了阿拉伯细密画的影响，构图满密、层次丰富、绘画工整。可以说元青花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充分体现了当时蒙古民族的审美品位和文明开放的世界观。

三、神秘之黑

蒙古民族对于黑色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心理感受，这应是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更进一步说是这种原始宗教对于方位与色彩关系的解读。在萨满教中，用四种不同颜色分别代表四个方位，其中蓝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而黑色代表的是北方。[6]萨满教用“北方”来指代“后方”，把它比作是一切的归宿，是人故去后灵魂要去的世界和方向。这种象征意义，赋予了黑色一抹神秘色彩，也为它平添了一种特殊力量。例如在萨满教中把天神分为两大类：白天神和黑天神，通常在和平时期，蒙古民族会祭奠白色苏鲁锭以祈求白天神的庇佑；而在战争时期则会祭奠黑色苏鲁锭，因为黑天神在对待邪恶和灾祸时，会以比对方更加凌厉的气力和方式反击，[6]这种思想也体现了蒙古民族对待阴暗之面的以其道还其之道的哲学智慧。

在蒙古语中，有个别表示负面的词汇中用到了“黑色”这样的字眼，而且黑色还与敌人、反面、死亡等事物相联系，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消极、负面的，人们对黑色也是比较忌讳的。[7]从上文中萨满教对于黑色的理解以及运用，可以推定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而且黑色有时反而象征着一种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据记载铁木真的夫人孛儿帖的母亲送给她的嫁妆里有一件黑色貂皮斗篷，后来铁木真又把它敬献给了父亲生前好友王罕，王罕甚喜，便说：“为回报你那貂皮斗篷的情意，我为你收复那四处离去的散民！为回报你那貂皮斗篷的孝心，我为你重振那支离破碎的家园！”①可以参考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7-38页；[蒙古]阿·前吉德编著.蒙古秘史,2004年,蒙古国国家科学院,第18页。由此可见，蒙古民族对于黑色的理解不是那么刻板和教条，不过在使用它时是比较慎重的，可以感受到蒙古民族对于黑色是心存敬畏的。

四、红色

如今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中，蒙古民族也善于用红色来丰富表现形式，抒发情感。人们能比较直观感受到的是在服饰方面使用红色是很普遍的，包括蒙古袍、帽子、首饰等，还有在蒙古包中摆放的家具也有很多是红色的。另外在绘画艺术作品中，以红色来表达意象和体现装饰性意味的也不乏见。

从史料中追溯，发现从蒙元时期开始留存下来许多红色的蒙古贵族服饰和绘画作品。对比这一时期前后的两幅宫廷画像，也可略见端倪。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中，他身穿白衣，头戴毡帽，朴素无华；而在《元世祖出猎图》②出自公元128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由当时的宫廷画师刘贯道所绘。中，忽必烈身着过肩云龙朱袍，头戴红金答子暖帽，脚蹬红靴，外罩白色裘衣，气度华丽。另外从忽必烈的皇后徹伯尔画像中，也可见她头戴珍珠饰罟罟冠，身穿金锦衣缘朱袍。还有文献记载：“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官，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 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③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419页。此处的“姑姑”同“罟罟”。从这些资料中可见，当时穿戴红色服饰仅仅是蒙古王室和贵族成员才能享有的特殊权利，作为普通百姓只能身着灰褐色布衣，是不能使用这种艳丽颜色和华丽面料的。因此，蒙元时期红色同样具有富贵和地位的象征意义。这一时期的服饰在色彩上以朱红和绛红居多，而且面料多带有装饰性的纹理，尤其偏爱红色的织金锦，这在许多阿拉伯细密画中都有体现。

图3 成吉思汗/元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图4 元世祖出猎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5 忽必烈的皇后徹伯尔像（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图6 阿拉伯细密画中的蒙古人

如果依据以上史料推测蒙古民族对于红色的审美心理以蒙元时期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领土的扩张，使得对外交流和贸易活动空前繁荣，不仅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因而在材质的运用和形式的表现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对待其他民族的、地域的、和宗教的文化时，蒙古民族也秉持了他们一贯具有的开明和包容的心态，因而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也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五、金色

金色或许是世界上大多数皇族都最喜欢使用的颜色，这种闪耀着黄金般光泽的色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据记载，铁木真和札木合结拜为安答后，就曾互赠金腰带以逝盟约。①可以参考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58页；[蒙古]阿·前吉德编著.蒙古秘史,2004年,蒙古国国家科学院,第26页。蒙元时期的统治者不仅以黄金显示他们高贵的身份，还称自己为“阿拉坦乌日噶”，意为“黄金家族”，以此彰显作为统治者的正统血统。这一时期的宫廷建筑、服饰和器皿上也使用了大量黄金作为装饰。有资料记载：“离开上述城市后，向东北方走了三天，就到达了上都......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大汗在林中修建了一个小亭，亭内有数根美丽的装饰着黄金的圆柱。每根圆柱上都盘着一条龙......龙的全身也涂着金漆。”②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87-88页。文中所指“上都”是忽必烈时期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的别宫。另外从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阿尔泰山的黄金匈奴金冠、哈喇和林的金银树等，可见当时的蒙古贵族延续了北方游牧民族尚金的传统，同样把黄金看做是帝王和权力最好的衬托。

在这一时期蒙古贵族的服饰和生活用品中，也大量使用了黄金。蒙元建都后，蒙古人在保持其生活习俗的同时，在观念上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蒙古贵族的服饰日趋华丽。他们在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上以织金纹锦，织金锦成为当时宫廷贵族们最喜爱的也是最华贵的面料。为此，皇室还曾专门设立纳石失(即织金锦)局。据述，在每年大汗的万寿日，大汗会穿上华丽高贵的金袍，同时赐予足足二千名贵族和武官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袍子，那些衣服也是金黄色的丝织品，还各自领到一根用金银线绣成的精巧皮带和一双靴子。这是大汗赐给最亲信的贵族的，并且规定只有一年中的十三个节日才能穿此衣服。[3]116-117不仅如此，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惟幕、被褥、椅垫等都为纳石失所制，各种祭祀和宴席中用到的金器更是不计其数。象征华丽、尊贵的金色被大量应用，也体现了他们豪迈、奔放的性格特征。

六、银色

图7 当代蒙古工艺品

在历史上，蒙古民族有很悠久的使用银制品的传统和习俗，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有使用的记载，发展到现代，仍然可以见到银制品在蒙古民族中广泛、大量地使用，从装饰用品到实用器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形式多样，比如银碗、银马具、蒙古刀、银扣和银头饰等。早在蒙古汗国时期，这些精美的银制品就引起了一些西方旅行家的关注，并且用文字记载了下来，这一时期手工艺制品的加工工艺得到很大提升，因此产生了许多美观、高雅的银制品。

银制品在蒙古民族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受到游牧生活条件和方式的制约，银制品具有不易损坏和不易腐蚀的特点，而且具有解毒功能，便于携带和搬运，因而适合游牧民族经常搬迁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尚白”观念的影响，因为银色与白色在色相上接近，因此具有和白色相同的象征意义，表达圣洁的含义，因而受到蒙古民族的喜爱。

七、结语

蒙古民族独特的色彩观恰好契合了黑格尔那句经典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其数百年来的美术历程中，我们见到了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到世俗生活的沉浸，再到浪漫主义的表现，本质上体现的是蒙古民族豁达开朗、自由奔放、折中调和、文明开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整合和发展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也积极吸收了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文化，多种文化的积淀塑成了蒙古民族色彩观的一些基本观点，然而也不能排除不同地域和不同分支的蒙古民族后裔们在这些观点上存在的一些个别差异。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思想在艺术的洪流中沉淀，蒙古民族美术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它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1]（蒙古）色·杜力玛.蒙古象征学(蒙古文)[M].内蒙古出版社,2009.

[2] 韩儒林.元朝史(上)[M].人民出版社，2008:76.

[3]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 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4]乌云.元代蒙古族袍服述略[J].美术观察,2009，（6）.

[5]乔吉.古代北亚游牧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及其宗教[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70.

[6](蒙古)奥·普日布.蒙古萨满教(蒙古文)[M].民族出版社,2006:11.12.12.

[7] 西林.蒙古族的传统色彩观念[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

（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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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7）04-0117-04

2017-04-21

那日图（1971-），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数字媒体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蒙古族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