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甜

那天本来不该我值班。但是，张二妹一早起来就拉肚子，每隔一袋烟的时间就跑一趟茅房，还哎哟哎哟叫唤个不停；而她那张四方脸啊，灰得像三十年没修补过的泥墙。当她跟一袋沙土似的在墙根耷拉下去时，队长的眉毛就低下去一截了。他每次想叹气又不愿被人看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是嘛，卫生队的人自己生病了，如果不及时医治好，总是有些讽刺的。队长皱着眉头，吩咐另一个卫生员给张二妹拣副草药熬。回头又对我说：看样子她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你就替她把班值了吧！

他的口气假装随意，但那仍然是命令，暗示我不得不服从。回头说起来他还没有领导架子，安排工作都是商量的口气。队长最厉害的就是这招。

我只好匆匆梳了梳头发，扎好两条小辫，接着把登记簿打开，在值班员那栏把“张二妹”划掉，改成我自己的名字。其实值班也没有什么，我并不讨厌值班。我们卫生队的伤员不多，撤退的时候，重伤员都托付给当地老乡了，能跟着部队撤出来的，都是腿脚还便利的，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胳膊绑着绷带，每天对着泥巴地面发呆，或者绕着院墙走几圈。我只需要按时给他们换换药就可以了。

但那天合该有事。从昨半夜就冒起来的寒气，到大上午了还没消停，墙头的草都像牲口警觉的细毛，微微地打颤。有两个伤员轮流到院子里去观望，抬头望了许久都望不出个名堂，总是埋下头，佝了背沮丧地回来。都在等太阳，太阳出来才会暖和起来。

队长带了两个卫生员去东沟村领医疗补给了，估计要傍晚回来。他们刚走，三营的通信员就来了，一跃进院门就急吼吼地喊：队长！队长！

我迎上去，告訴他队长领补给去了，通信员就挂出一副倒霉表情，说营长从一匹马上摔下来，腿受伤了，旁边的人要抬他走，但一碰到伤腿他就喊疼。有个干部说这样子不能抬，随意搬动会加重伤情，得叫卫生队的人来。

这么着，队里留守的秦医生带了一个卫生员，急匆匆地跟着那个通信员走了。他们背着医药箱从院门一闪而过的时候，我只是朝阴冷的院子投去惆怅的一瞥。他们这一走，卫生队除了伤病员，只有我和张二妹两个卫生员了——而严格说来，她现在也成了伤病员，那么，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其实这算什么呢？在卫生队，只剩个值班的在队里守着，稀松平常啊。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如果没有遇到后面那件事的话。

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太阳，太阳，唯一重要的是太阳。因为给养不足，一屋的伤病员，并没有因为伤病就获得被装上的优待，衣服照样单薄，比别人多一点的似乎只有裹在身体不同部位的纱布。他们瑟瑟发抖，像猫一样蜷缩。

“屋后有柴禾。好大一摞，我看见的。”一个脸色发青的伤员说。他躺在床上，被子里的身体也掩不住颤抖，说话时嘴唇像不受控制一般，随时上下抽动。

我没搭话。队长早就警告过，周围情况复杂，不能随便烧火。有火就有烟，等于将“这里有人驻扎”的信息广为传播。那个伤员当然明白这点，他也就是口头上过过瘾，画饼充饥。我都习惯了。

我把院门给闩上了，着实也是心里发虚。今天太安静了，天地间无声无息的，像是一间偌大的手术室。太阳老不出来。

院门闩上不一会儿，门外便起了动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说话声，紧接着有人拍院门，啪啪啪，啪啪啪，像是克制着力气在拍，但在安静的空气里，拍门声凝重又清晰，无端地给人紧张感。我跑过去隔着院门问是谁，外面说“七连的”，“找冯队长”。

拉开院门，外面站着几个我们部队的人，一脸重大事项的表情。看他们寻找的神情，我说，冯队领补给去了，要傍晚才回来。打头一个满脸胡茬的人便一边问“现在负责的是谁”，一边抬腿进了院子，到屋里去巡视了一圈。

配合着他的行动，我跟在他后面，回答说，秦医生去三营了，现在只有我在值班。

“就你？”他猛地转过身来，这才发现我似的，将我从头到脚粗暴地打量一番，半晌没说话。但他的眼光直接甩出了口上没说出来的：你顶个屁用啊！

我在心里哼了一声。就我，当兵七个月的小卫生员，怎么着？

大胡茬又撇开我，不甘心地在屋里转悠，把几个伤病员仔细瞅了又瞅，有时还上前去捏捏人家的胳膊，有两个兄弟被他捏得叫了一声，痛苦地咧开了嘴。检查结果令他失望。能干活的伤病员早就归连了，哪会一直赖在卫生队呢？

“她不也是卫生员吗？”大胡茬竟然指着蹲在墙根、依然围着白围腰的张二妹。我知道他的想法。张二妹年龄比我大两岁，个子、块头都明显强过我，好像更牢靠一些。张二妹抬起头，既痛苦又痛恨地瞪了他一眼，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

“是呀，本来今天还是她值班呢，”我带点挖苦地说，“可惜人家生病了，现在也是伤病员。”

“卫生员还生病？”他冒出一句傻到家的话。

“对啊！卫生员就不准生病了？哪条规定的？”我开始尖牙利齿。

大胡茬最后一遍环视屋里，确定没有另外的人可以依靠了，便深吸一口气，用下定决心的表情看看我：“好吧，就是你。”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忽然伸手，一把揪住我胳膊，拉着我就往外走。我“哎哎哎”地嚷起来，他压低嗓子生气地说：“喊啥呢！”

把我拖到院门外，他松了手。我咧着嘴，揉着被他捏痛的肌肉，抬头一下子看见，门外那几个人警惕地站着，中间夹着一个身着绸布大褂的男子，那人背对着我坐在地上，手扭到后面被绑起来了，眼睛上蒙着一块脏兮兮的布。

“就这，”大胡茬说，“一个奸细。”

左，右，左，右……没有喊口令，脚也像打着拍子，左一下右一下有节奏地往前，如同两张大嘴，吱嘎吱嘎吃着路。

前面一个人也在左，右，左，右……差不多的节拍。他的绸大褂是暗紫红的，已经不鲜亮了，估计穿了好几年，现在又粘了泥巴，不过还能辨认出面料上松鹤延年的图案。看到松鹤延年，我心里都忍不住朝他撇了撇嘴。就你现在这样子，还想长命百岁？

“小、小同志……”他缓缓转身，想要面对我，我马上低声喝止：“转过去！不许回头！”为了行走方便，盖住他眼睛的布早就取掉了，但我不想让这个敌人看见我。如果他看出我年纪小，又瘦得跟个柴禾棍似的，说不定就会想坏主意对付我。当然他占着劣势——手被反绑在后面，而且我有武器。

我上前几步靠近他，拿枪托敲了他的后脑勺一下，让他知道我可是带了“硬货”的：

“开始就警告过你了，脸朝前方！不长记性是不是？我这子弹倒是很听话的，叫它打哪儿就打哪儿。”我把手里的盒子炮放到他侧面，用枪杆轻轻拍了拍，让他脸上的皮肤感受了一下金属的冰凉。他微微打了个寒颤。这法子很管用，打这之后他再也不敢冒失地回头，说话也只朝着前面说。

“另外，说话要喊‘报告，晓得不？”

“报告！”他马上学会了，“请问……我们是到哪里去啊？”

“废话那么多！”我生气了，“给我往前走就是了，到了那里你自然明白！”

我生气不但是对他，也是对那个已经带着队伍消失的大胡茬——就是他，非要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我们在对面那条小路上发现这人的，”他经验丰富地说，“一看就不对劲，穿这么阔绰，说是来做药材生意的，怎么不雇人、雇马，还走小路？”

其实他说的这些，我一点没听出有什么不对劲。穿个绸布衣服，出门就非得雇人雇马？还有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想躲是非，走清静的小路？当然我只是在心里顶他，嘴上没说。人是他抓的，他说是啥就是啥了。

简单来说，就是七连的副连长（大胡茬）带了几个兵要赶到草笼沟去执行任务，路上捡到这么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当时绸大褂正埋伏在草丛里，自以为隐蔽得很好了。几个兵让他吃了一顿拳脚，初步审讯，啥都没问出来，只说是来山里收药材的。他随身就带了个布包袱，里面只有两件衣服、一些银票和药材采办清单之类的平常物件。

“很可能是个奸细，”大胡茬说，“得把他送到团部去，听说敌工科侦察到了一个特务组织，没准这人就是其中一个，正好送个活口！”但是团部在西坡桥，与草笼沟的方向完全不同，押了人过去，就赶不上执行任务了。思来想去，他们就打算把这押送奸细的任务，转交给最近便的卫生队。

而现在的卫生队——他们也看见了——只有我一个能干事的，所以硬要把工作派给我。

“我这儿还有这么多伤员要照顾哇，”我着急地说，“先把这人留在队里，等队长或者秦医生他们回来了再说行不行？”

“不行！”大胡茬以暗示某种严重后果的表情，压制了我继续反对的企图，“团部今天上午可能就要转移，你得赶在他们转移前把人交过去！”

我气得用力跺了跺脚。其实是想骂人，用这动作代替了。大胡茬才不在乎我的反应。

“别忘了跟他们说，是我们七连抓的人。”

后脑勺上有两个“漩儿”，都说这样的人固执。这奸细肯定就是个不撞南墙不死心的货。

明明晓得我手里有枪，他一会儿又管不住自己了，非要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觉得大胡茬他们应该给他把嘴也堵起来。

“报告！妹儿啊……”

“啥？说清楚，哪个是你妹儿？”

“哦哦，说错了，说错了，我们老家都兴这样喊……小同志，你也是我们那边的人吧？听口音像得很。”

本来想喝止他的攀谈，刚把气势摆上，我又改主意了，话从嘴里落出来就成了：“你是哪里的？”

“风凛县！”他赶紧回答，“我是风凛县段家场的。”

我差点叫出声来，马上又咽下去了。风凛县，段家场……换个场合，我肯定会跳起来，与对方激动地紧紧握手，像胜利会师的两支队伍的领袖。可现在，接上头的竟然是个奸细！我老家怎么会出奸细呢？简直讽刺！

奸细看我没吭声，忍不住又问我是哪的人。“你管我是哪的！”我吼他一声，“我是革命队伍的！专门消灭你们这些反动派的！”

这话吼出来，让他规矩了好半天。他老老实实地走下去，踏上了通往树林的一条荒草小路。一进树林子，到处都是没有叶子的树，密密麻麻地杵着，像无数严阵以待的士兵；偏偏又安静得出奇，偶尔有撑不住寒气的野鸟吱那么一声，突然袭击似的，叫得人心里发毛。这林子里只有我，和一个奸细。

一个不祥的念头结结实实地撞进脑子里来。万一，奸细有同伙怎么办？也许还不止一个，他们要救出奸细，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我背上出汗了。到处是树，远远近近，大的小的，好在都是光光的枯枝，树干也都没有粗到能藏住一个人。若有埋伏，会设在哪儿呢？一旦发现敌人，我该先打谁呢？埋伏的，还是这个俘虏？

从没遇到过的情况，这会儿也不知道找哪个商量。霉透了。我咽了咽口水，免得心跳得太厉害。

当兵七个月了，我还没有真正打过一枪。刚入伍就是跟着部队行军，只有驻扎下来、有空的时候老兵才把我们新兵集中起来训练一下，射击练习都是瞄靶，不给发子弹，一是为了节约弹药，二是不能闹出动静，暴露目标。后来把我分到卫生队，天天都是和纱布、绷带打交道，一身草药味儿，更是没机会摸枪了。

大胡茬派任务给我时就问过：有枪没？

我说：“队里有一把，配给值班员的。”

我带他去看。是把步枪，半旧的三八大盖，静静靠在门后面，一副冷静模样。躺床上的那个伤员不乐意了，说：“把值班员派走了，连枪也带走，队里这么多伤病员可怎么办？随便来个敌人就能把咱灭了！”

大胡茬斜着眼睛抹了他一眼：“一把三八大盖有啥稀罕？留给你们！再说，这又长又笨的家伙，卫生员同志还未必扛得动呢。”他掏出一把盒子炮，带着“猜你就没用过”的神气，蛮横地塞到我手里，简单地作了一些操作说明。“只是借你的，回头要还我。”

就是现在我死死握住的这把。

这片林子我来过，印象中范围不大，可是我们走了很久，一直都走不完似的。好在，一直担心的奸细的同伙没有出现。

“其实我不是坏人。”他说。当然是朝着前面说，看上去像是喃喃自语，但我知道他是冲我说的。“我不是坏人，真的，家里开了个药铺，我来这边收点山里的药材。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有钱人——我也没几个钱，穿成这样，就是让乡亲知道我是做买卖的，不然门都不敢让我进，以为是碰到了土匪或兵匪——啊啊，說错了，不要见怪啊！……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也不好做哇！以前还能靠着信誉预定下一些货，现在人心惶惶，过一天是一天，谁都不相信谁了。”

本来我想由着他自己说，可听到这里忍不住了。“你非得做生意吗？”我说，“赚了钱，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这是在吸老百姓的血和汗呢！”

听了我的话，他突然停下来。一直被反绑着，不停走路，他早已经气喘吁吁了。这会儿正好借此休息一下。

“小同志啊，我哪会是吸别人血汗的呢？”

“当然了，你自己不生产，就把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加上一笔钱，转卖给别人，中间赚的那笔，不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吗？”

“可是，我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自己付了车费路费，花了好多时间，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仔细挑选上等的药材买下来，又花钱雇马雇车，把药材送回去，之后雇人把药材进行加工，该选料的选料，该晒干的晒干，该切割的切割，该磨粉的磨粉，再送到药房药铺去卖。从农民采的药草，到铺子里卖出的药材，这过程就是我的劳动，我也是劳动者呀！我挣的钱，是我自己的血汗钱啊！”

他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竟然说不过他！但我马上警告自己，不要被剥削阶级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

“你为什么就不能种地，或者去工厂生产呢？”我蛮横地说，“非得选这种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

他又开始挪步了，认真地笑了一笑：“世上人有这么多，每个人的活法是不一样的……再说，我的活法也不是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我本来是个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是不好活的。”他仿佛伤感了，声音有点潮。

“你也可以参加革命呀！”我说。

“哪能人人都参加革命呢，都去革命，田地没人种，工厂没人做工，商店也空了，药铺没有货，那由谁来支持革命呢？”

我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应对他。他太会说了，可又和印象中的奸商那种巧言善辩不一样。

“小同志啊，我真的不是什么坏人，根本不想刺探你们什么情报，我就是个收草药的生意人。都说了，我家在风凛县段家场，家里开着个药铺叫惠仁堂，不信你去问，谁都知道我家几代都是卖药的……”

惠仁堂我记得。

我家在青杨镇，挨着段家场。本来青杨镇有一家药铺，但它门面小，药材不全，而且私下里人们传说，那药铺还偷偷卖鸦片膏和回春丸之类的下流货，所以只有急用时我们才去那里抓药。但凡时间宽余，家里人宁可多走十多里路，到段家场的惠仁堂抓。

老家人把买中药叫“抓药”。第一次跟着大人到惠仁堂去，我还没有柜台高，踮着脚尖仰头向上望去，满墙都是木制的小抽屉，每个抽屉上贴着看不懂的名字。药铺的伙计掌管着这些百宝箱，他们疾速地拉开一个个小抽屉，五个指头一拢，就开始“抓”了——从不同抽屉里抓出一撮撮草药，分别往小秤盘里一搁，略略一抬秤杆，量出大致准确的数，便往那柜台上的草纸上一倒，再把草纸包成一个纸包，麻绳横一下竖一下地拴起。整套动作既熟练又轻巧，透着一股令我羡慕的成就感。

他竟然是惠仁堂的人！谁能料到呢？有朝一日我会用枪指着一个惠仁堂的人，押他去受审。

“你说你只是收草药的，那你说说……”我迟疑地问，“你平时都干些啥？”

一听这话，他激动了。原本一直佝偻着背走路（反绑的手造成的），这会儿忽然立直了身子，耳朵都变红了。他大概觉得有机会向我澄清他自己了，声音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他开始讲自家开的药铺，买药、制药、卖药的过程；他讲有哪些草药是清热凉血的，哪些利水消肿，哪些又祛风湿散寒，他能把各种药名与其功效背上一大串；他讲自己小时候怎样被家里逼着学打算盘，发蒙读书后，自己怎样坚持从私塾转到新式学堂……

慢慢的，越说越远了，他说起了段家场有名的“高楼庙会”，两座明代修的高楼上挂起七色灯笼，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聚到这里来，做买卖的、耍把戏的、看热闹的挤满了长街，庙会正中位置有个戏台，每年都请省城最有名的戏班子来唱折子戏。只要那个当家花旦一开嗓，整个庙会就跟烧开了锅的汤圆一样跳动起来，滚烫，喜庆，圆圆满满。

“就因为那个花旦，每年庙会上点的戏，总有一出是雷打不变的，叫……叫……”

“《柜中缘》！”我抢着说。

“啊对对，”他很兴奋，“就是《柜中缘》！”

他突然把步子停下来。刹那间，我们俩都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你就是我们老家的人吧？”他幽幽地说，“你年年都去了高楼庙会。”

他的声调像一杯烧酒灌进我脖子眼，呛得我满心酸楚。空气是冷的。我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走吧，走。我说。

枯枯地走了一小段，没有说话声倒不习惯了。林子已临近边缘，远远可见空旷的农田和破败的柴房。还是没有出太阳，但走了这半天已经浑身发热，汗汽从背心往上冒，从领口噗地吐出。

“剪子巷卖头花的麻脸婆婆还在不？”我忍不住开口，声音很轻。

“年前已經走了，”他赶快回我，“他孙子来我们店里抓了三副药，药没吃完人就走了。”

“东头的西洋镜摊子还在吗？”

“也早没了。说是摆摊的余胖子把整套东西卖给了青杨镇的一个人，自己到北方投靠表亲去了。”

我想着，是不是以后我们青杨镇就有西洋镜看了？

“小同志，”他又停下来，“你该相信我了吧？我不是什么奸细……”

我也停住，闷声片刻。“你是不是奸细不由我说了算，”我说，“走。”

出了林子，天地敞亮了许多。前面有条小河沟，过了河沟，要不了多远就到团部了。想到团部，蓦地感觉任务的重量压了下来，从肩膀到背脊，像扛着一块大石头，每根筋都绷紧了。奸细偏偏被河沟吸引了，他忍不住开口：“妹儿……”

“打报告！”我怒道。

“报告……我可不可以，喝口水？”他怯然地问，“一上午了，口干……”

我看看河沟，又看看奸细绑着的双手，谅他也耍不了花招。“好吧，你去吧。”我想着待会儿送到团部，他免不了又要受皮肉之苦，水恐怕更是喝不上了。

他急冲冲地往河沟边跑去，我把盒子炮往腰带上一插，和他隔着一段距离，也到了河沟边，蹲下来捧了一把水，喝了小小一口。水是清的，但是太凉了。我扭头看奸细，他跪在一块平整的岸边，努力想俯身下去够着水面，但他的手被反绑着，形成一种不平衡的力量，如果他身体再使劲往前，很可能会一头栽到水里。那样就麻烦了，我这个小个头，怕是把他捞都捞不上来。

“慢着！”我冲他喊了一声。他马上顿住，原地不动了。我走过去，挨着他蹲下，用两手捧起一把水，送到他嘴前。他眼睛都不敢抬，只急急地从我合拢的手里大口喝水，咕噜咕噜，喝得鲁莽、急迫、不顾一切，像牲口一样。我连续捧了四五把，他都喝光了。

在他牛饮的时候，我面对着他，才仔细看了看他的脸。因为被七连审讯过，这张脸上混着泥巴与血污，好几个紫块都破开了皮。我忽然一阵心软，或许是出于卫生员的习惯，顺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纱布来，放水里浸湿了，捏着这块湿纱布，轻轻地替他擦去脸上的泥和干掉的血痕。

慢慢地，眉目大致显露出来，是个清秀的年轻人。长形的方脸，细长眼睛，像故事里的白面书生，和他身上的绸布大褂完全不配称。刚才他说过，本来他想考省城的大学，家里不肯，非要他放弃学业，接手家族的藥材生意，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还在学堂里，穿着洋校服，念书，踢球，演文明戏……

我一点一点地擦，还是弄疼了他一点。他咧了一下嘴，终于壮了胆子，抬眼看我了。那一眼让我眼皮一跳，无端地觉得耳朵发烫。他愣愣地盯着我，像是见了鬼，忽然问：

“小同志，敢问芳名……”

“干啥？”

“不不不……不问了，我只是觉得你挺像一个人……去年家里托媒人给我说了一门亲，是青杨镇的一个妹儿，我不放心，自己悄悄跑到青杨镇去，在她家对面的茶铺守了大半天，终于看到一个留短发、穿蓝花旗袍的妹儿出门来，问了街坊，就是她……长得乖乖的，看上去也知书达理的，我才放了心，满心欢喜地回去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媒人来说，那妹儿听说父母要让她嫁人，竟然半夜从家里逃跑了……有人说她是去投奔师范学校的表姐，还有人说……说她是跟着什么队伍走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好一会儿都没发觉。大概血也僵住了，脸色一定苍白如纸。就在这一瞬间，太阳挣出来，跟下雨似的，哗哗哗地往下掉暖烘烘的光片子。

“你搞错了，我是周家坝的人。”太阳烘热了我这一句冷冰冰的话。他眼里闪出一丝疑虑与失望混合的神情，很快又化为悲凉之色。

“就是，就是，哪会那么巧呢……”

团部的院子就在前面。不到五十米了。

他根据我的指示走向那个小院，忽然也明白了，那就是目的地。“听我说妹儿，同志，小同志，”他开始结结巴巴，“你都晓得了，我真的是惠仁堂的，不是奸细，如果把我送到你们长官手里，我就活不出来了。”

他站在一棵树下不走了，一直向我求饶。我犹豫半晌后告诉他：就算真是惠仁堂的，也并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奸细；送到团部，会有专门的同志对他进行甄别，如果证实他不是奸细，一定会放他走。

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没底，隐隐觉得像在骗他。可是没办法，话就这样溜出来，止不也止不住。我逼着他离开了那棵树，一步一步、战战兢兢地走向团部大院。

院门竟然半开着，没有人把守。一种不祥之感盖下来。我冲到前面去，一把推开院门，里面只有两只破凳子、一堆干柴和零星杂物；屋子的门也敞开着，一眼可见简易的内设。我着急地大喊了几声“报告”“有人吗”，除了一声鸟鸣，没有任何回应我的声音。我冲到屋里，从堂屋到厢房、伙房，每个角落都迅速巡视了一遍，果然空无一人。

团部已经转移了。或许刚走不久，但我也不可能去追上他们。

奸细站在院门前，惊喜万分地和我分享了同样的发现。“这里没人，”他抑制不住兴奋，竟笑了，“这里没人！”

我心里哒哒哒哒像有一群野马跑来，再平整的草地也给踏得稀烂。这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情况。“如果你们去晚了，团部已经转移，”我永远记得临走前大胡茬那一脸严肃的表情，“就把他毙了！”

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

不要给组织留后患，威胁到革命同志的安危。

他既然到了我们眼皮底下，也许已经侦察到了详细的情况，具体方位、兵力部署之类的，放他走了，回头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

大致就是这些话，也许换一个人他不用讲这么多道理，直接布置任务就妥了——他一定是看到我眼神中露出的胆怯了。

“没关系，杀一个人——特别是第一个——肯定会害怕，”他换了亲切与鼓励的口吻，“只要想到他是我们的敌人，你就会拿出勇气！”

这是命令。我必须执行。

大胡茬借我的盒子炮像一个面无表情的杀手，此刻就在我手中，枪口冷冷对准了奸细。

他有所了悟，紧张得哆嗦起来：

“同志！报告！老乡！我我我……家里还有爹娘，姐姐嫁出去了，家里没人了，我还没娶媳妇……放我走吧，我真的不是坏人……”

太阳升得老高，又大，大得不可思议，烤得人浑身冒汽。就好像一眨眼工夫就入了酷暑。奸细一边求着情，一边慢慢往后退，退到院门外去，想离我远一点，再远一点。

“这是……命令……”我嘴唇僵了。简直不能呼吸。

“没有其他人看见，我求求你，”他反复说，声音都哑了，“你让我跑远，跑的时候，你朝着天上开一枪，这样你可以说，我逃跑了，你开枪没打中我，行不行？求你了妹儿，我一家人都指望你给个活路了……我这就往那边跑，你往天上打枪，行不行……”

他说着，不再等我回答，忽然转身就跑。“喂！”我大声喊他，他疯了一般，嘴上一连串地大叫着“报告！报告！报告！”却没有停下来，也不回头，只是跑，只是跑！反绑的双手让他跑得非常艰难，磕磕绊绊，根本快不起来。像一只姿势可笑的蠕虫。

我把枪口对准那个动作笨拙而别扭的身影，片刻，又把枪抬起来，指向太阳；想了想，枪口又从太阳滑下来，落到不远处的人影上；之后又抬起来……

“叭！”

老太太站在养老院的院门前，右手比划成一把枪的样子，直直地往上举着，指向天空。她每天上午都会来这么一遍——绕着院子里的小树林、喷水池走上几圈，眼光呆滞，谁也不理，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端着用手比划成的一把“枪”，最后来到院门前，缓缓把“枪”高高举起，越过头顶，朝天放一“枪”。

“叭！”她用嘴配音。

至此，全部仪式结束。护士才可以带她进屋吃药了。

“她怎么了？”一个新住进来的老先生好奇地盯着那个头发雪白的瘦小老太太，“说是痴呆了，倒是记得每天都演一遍这玩意儿。”

“哦，她呀，”一个护士随口说，“早年参加过革命，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干部，感情不合，两人几十年不说话，又不能离婚。丈夫去世以后她又一个人过了二十年，脑子开始不清醒时，侄子就把她送这儿来了。”

另一个护士麻利地收拾着药物盒，一边接口：“怪的是，这几年她好像又回忆起以前的什么事了——肯定是受的大刺激，开始做那一套古怪的动作，好像是重演当年的什么场景。”

“也可能，”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她是每天都在修改过去的一个动作，修改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