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丝·伊尼藏

历史太过美好？去年五月，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一直被视为“抵抗者”的拜仁慕尼黑曾和其他俱乐部一样屈服于纳粹政权的统治。为了让真相水落石出，拜仁成了独立的事件调查委员会。

几天来暴风雪席卷了慕尼黑，安联球场看台下的俱乐部博物馆里，历史安稳并温暖地沉睡着。玻璃橱窗后面，诉说着拜仁的传奇，五座欧冠奖杯，一个德甲奖盘（26次夺冠），这个欧洲最顶级豪门取得的锦标在小聚光灯下闪闪发光。观者领略拜仁昔日风采的同时，难免会思考在1933年至1945年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这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俱乐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是否如书上所写，拜仁与绝大多数德国足球俱乐部不同，曾消极抵抗甚至公然对抗纳粹政府，并试图保护俱乐部的犹太人呢？

不抹黑，不漂白

对于历史最好保持怀疑的态度。历史学家马克瓦特·赫尔佐克深谙此道。他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撰写了关于体育在纳粹时期向德国政府屈服的往事文章，去年年末还在《明镜周刊》刊登了他在慕尼黑法庭的档案室中发现的当地体育联合会进行的身份注册及修改问题。“这些都是可以隨意查阅的资料，却无人问津。”赫尔佐克解释，“但这些资料早晚会让纳粹执政时期的那段历史重见天日。”

拜仁博物馆的指示牌上用“困难时期，苦涩的年代”为题介绍了1933年至1965年的历史，赫尔佐克详解道：“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纳粹强迫犹太人离开拜仁俱乐部，但实际上，1933年是俱乐部开始驱逐犹太人的。1935年拜仁在俱乐部章程中加入了亚利安化条款，而直到1940年法律才强迫德国俱乐部划清与犹太人的界限。显然，在当时新政府尚未公开反犹时，拜仁已经走在了前面，因为他们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为世人做出好的表率。”这种讨好当权者的行为让赫尔佐克感到愤慨。

另一块指示牌上写到：“红衣男人们（指拜仁球员）如同俱乐部的犹太成员们一样遭受谩骂，他们受尽了体系化的歧视。”“但证据在哪？”赫尔佐克反问，他对博物馆中介绍的拜仁抵抗纳粹政府的行径表示怀疑。可拜仁曾拒绝了将奖杯熔铁支持纳粹战争的要求，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拜仁球员还与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合影以示种族团结。“但这和反抗行为有何关系呢，我们就是这样讲故事的。”赫尔佐克反驳。

在他看来，不该指责拜仁展示他们拥有的历史元素，但应该改正一些事实。“拜仁既不比其他俱乐部更好，也不更差。”他总结道。赫尔佐克的调查触碰了德国敏感的神经，“这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们关于用何种方式表述这个国家阴暗历史的分歧。”法国昂热管理学院教授、欧洲足球专家松塔格分析，“赫尔佐克的研究既不是为了抹黑，也不是为了漂白，只是希望在平静的21世纪告诉大家，看看那些沉睡的档案是如何描述过去的历史的。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因为道德强制而扭曲了历史。”

赫尔佐克的研究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拜仁拥趸的愤慨，“《明镜周刊》为了销量才编出了这样的故事。”拜仁最重要的球迷组织“12号俱乐部”的发言人马丁愤怒道。四个月后，这一调查引发的争议仍然没有消退，慕尼黑的犹太社团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而拜仁也处于静默状态，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邀约，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调查委员会以找出真相。至于人员组成以及提交结果的时间尚无人知晓。春天？历史当然需要时间，没有人急于求成。

犹太人造就辉煌

让人好奇的是，这件事已经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纳粹时期的足球状况了。可直到目前，所有的理性研究都被大家对拜仁宗教式的狂热与信仰所淹没，而恰恰拜仁的犹太血脉以及标志性人物库尔特·兰道尔在1913年至1951年的精心管理造就了俱乐部辉煌的历史。俱乐部的奠基人里有很多犹太人，这在当时很常见，足球与体操一样成为了犹太人表达爱国情绪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选择。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位于波西米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施瓦宾街区，比邻慕尼黑大学。在一家书店里，我们遇到两个知识分子：约翰，拜仁死忠，足球书籍《致命传球》的编辑，他的朋友梅尔齐奥尔则是慕尼黑1860的拥趸。“起初足球还是一项中产和精英阶层运动。”约翰说道，“拜仁成立于1900年，是一家崇尚自由主义，向外国人敞开怀抱的国际型俱乐部。”1913年兰道尔成为拜仁俱乐部主席，他是个有远见的富商，预测到了足球运动的美好前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足球蓬勃发展，得到了年轻人和工人阶级的喜爱。俱乐部也趁势成长，但纳粹主义也在同一时间悄然蔓延。

1932年，拜仁在传奇主帅理查德·科恩和青训总监奥托·比尔的通力合作下击败了法兰克福，夺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的第一座全国锦标，巧合的是理查德·科恩和比尔都是犹太人。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切断了拜仁崛起的势头。主席兰道尔于当年三月辞职。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之后，兰道尔被关在了达豪集中营长达两个月之久，随后移居瑞士。

1943年11月，拜仁慕尼黑在瑞士苏黎世参加比赛，彼时德国人在苏联边境连战连败，纳粹政府希望用足球比赛的胜利来提升士气，证明他们依然强大。兰道尔在观众席上观看了本场比赛，赛后，拜仁球员不顾盖世太保的阻拦走到场边向老主席致敬。这一抵抗举动在拜仁博物馆里得到讲述。对此，赫尔佐克和梅尔齐奥尔一样，都在试图淡化其影响：“在纳粹时期，拜仁从来就不是一家英雄式的俱乐部，没有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比同城球队慕尼黑1860好得多，后者是一家纯粹的纳粹俱乐部。”

奇怪的是兰道尔的名字很久不被慕尼黑所提及。鲁梅尼格曾承认：“从1974到1984年，我在拜仁踢了十年，没听人提过哪怕一次兰道尔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是“12号俱乐部”的极端小组席克里亚于2009年希望历史学家们深挖老主席的过往。2014年，同样是席克里亚在看台上打出巨型横幅，致敬球队在1932年第一次夺冠。同年，一部讲述兰道尔故事的名为《主席》的电影上映。

1947年，兰道尔回到了巴伐利亚，重新成为拜仁主席，彼时犹太人仍不受德国人人待见，少有人返回故土。他坚强的性格和纳粹受害者的身份向战后管理德国的美国人展示了拜仁是一家有着民主构架的俱乐部。兰道尔让拜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转变，并为它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未来”需要学会敢于面对过去的真相。负责寻找真相的历史学家会给出怎样的结果？“目前没有太惊人的结果。”松塔格说，“拜仁可以镇定地回顾历史，他们既不比其他俱乐部更好，也没有更糟糕。如果他们能聪明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不用给自己压力去道歉，同时也不要为成立这姗姗来迟的调查委员会而沾沾自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