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模范监狱》实际也可纳入易中天的“中华史”。历史上皇帝被软禁，话剧里民国的权势者落难，“任何人都可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或者别无选择的境地。”易中天问，“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发自北京

“最近不能工作，难受，就像丢了魂一样。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简直就是行尸走肉。”受身体状况影响，学者易中天眼下只能卧床休养，他盼望早些回到书房。

易中天惦记的，其一是《易中天中华史》（下称《中华史》），其二是《模范监狱》。前者是他从2012年3月开始撰写的32卷本中国通史，边写边出，正在写第19卷《风流南宋》；后者是他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将于2017年9月8日到24日上演。

几年前，易中天把自己希望解决的问题归结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走。”他平日住在江南小镇，推掉许多邀约，专心写史，每卷先做年表，清楚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进程，才开始顺序铺陈。偶尔有细节拿不准，他会给历史顾问陈勤打个电话。

撰写冠以自己名字的通史，易中天非常郑重，那甚至“是跟命相连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做这些工作。”他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语速均匀，偶尔被咳嗽打断，“如果想做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做，我觉得整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写到每个阶段，易中天会阅读相应的史书、论著。写西周，他分别阅读杨宽和许倬云所著的《西周史》；撰写特别复杂的宋代，他双手一张，比划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厚度。

住处有水泵，他可以用地下水取暖，但冬天得去女儿家住一段。出行没法携带太多参考书，易中天难得闲下来。2017年春节期间，他用其中十天写出剧本《模范监狱》，灵感来自从前在火车上听到的关于虚假慈善捐款的新闻。主创团队于6月中旬建立之后，他前往北京四五次，和大家讨论角色和剧情，有时亲自表演示范。最近一次是8月下旬，他观看剧组首次联排，当时已经感冒，到9月初还未痊愈又骨折了。

易中天曾形容自己用写剧本的方式写《中华史》。如今，他当真写了剧本，故事放在1936年秋天。那时，国民政府已经推行“新生活运动”两年，颇为艰难。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长征完成，革命有了新希望。年初的“二二六”事件使日本军方势力扩张，开始谋划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尽管时事纷扰，剧中的“模范监狱”却维持着固有秩序，如同独立王国。直到国民政府派来特派员，准备迎接“友邦记者团”参观，那里才出现了一系列波澜。虚构的故事发生于一时一地，但根植于易中天对长时段真实历史的判断和理解。

由盛而衰，罪魁祸首是朱元璋

谈写史原则时，易中天强调两种态度——科学和法治，“科学的态度就是讲逻辑、重证据，法治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两条原则，导致他做了许多“翻案”文章。

唐朝官员李林甫一般被视为“奸相”。但易中天认为，“李林甫狡猾”或“唐玄宗糊涂”，都不足以解释前者担任唐朝宰相长达19年这个事实，尤其是此前几位宰相大多仅任职三四年。在他笔下，唐玄宗深知李林甫嫉贤妒能，但因他“懂事，执行力也强”，方才重用。

事实证明，李林甫“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简化行政手续，为帝国和民众减轻了负担。他会同法学家们整理和修订法律，形成《开元新格》和《唐六典》等重要司法文献和法典，促进了司法清明高效。但是，为排挤有才学的官员，善妒的李林甫又重用文化水平较低的番将，在制度上为“安史之乱”和盛唐转衰埋下伏笔。

虽然优缺点都写到，但《中华史》中的李林甫远离了自己的一贯形象。“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易中天在书中问道。他列出证据：被李林甫扳倒的同僚张九龄、裴耀卿并没有指责他“口蜜腹剑”，这种说法未见于两《唐书》，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后经司马光采信方成定论。

“以道德标准来谈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定失败。为什么我们重复犯错误？就是缺乏一个科学的态度。”易中天说，他非常想通过《中华史》让大家接受这种观念。类似观念，从他的诸多著作以及《易中天品三国》里都能看到。

两种斗争在北宋尤其明显，易中天用第18卷整本写王安石变法，这也是《中华史》目前出版的最新一种。“总把一些人分成忠臣和奸臣，君子和小人，这样一种史观是很害人的。”写王安石变法前，易中天把年表精确到日，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我一定把这些成见都放到一边，完全从史料出发。而且宋史有好多本书，这些书拿来对照着看。”

轰轰烈烈的变法，被易中天写得妙趣横生，理想主义且残酷的政治斗争，又使人悲哀。他在梳理年表后发现，吕惠卿未必真出卖过王安石。吕惠卿起初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后来成了政敌。因为上交一封王安石私信，信里提及”勿令上知”——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件事，而被广泛视作小人。

“不管吕惠卿做得对还是不对，就算是犯人也不能制造冤案嘛！”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吕惠卿“翻案”，就体现出做详细年表的好处。他发现，王安石罢相，居然是吕惠卿上书之后半年。“这么大的事情不当场破密，这就可疑了。”他再查资料，原来陆游的祖父陆佃后来调查时，就发现宫中无法提供那封私信，而掌握政权的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吕二人，没有理由藏匿证据。

综合种种证据和推断，易中天认为吕惠卿不曾上交过那封私信，在这件事上遭到了诬陷。“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他在书里写道，对吕惠卿的许多劣评是因讹传和攻讦而生，“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不过，这些“翻案”，并没法改变吕惠卿名列《宋史·奸臣传》的事实。

“我非常反对一事当前，先做道德判断。”易中天相信，对与不对，绝不简单是个道德问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制度和文化等诸多方面。

“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退出，就一定是悲剧。”在全书末尾，易中天总结道。但他又看到，王安石当时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公权力和政府部门，而这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

“我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观，中华古代文明在唐宋两代达到鼎盛，从元开始走下坡路。”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后，明清两代积累了许多问题，“罪魁祸首就是朱元璋，他造成了制度性腐败。”

“我只看重 历史的拐点”

写史是不断获取新知和破除成见的过程。“很多做学问的人有一个通病，研究什么就会爱上什么。”易中天尽力地警惕这种倾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完全不动情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

研究宋史前，易中天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宋代“积贫积弱”。读过史料，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灭亡原因需要继续深入考察。宁宗时期，宋、金、西夏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偏安一隅，但非常富庶，海外贸易、文学艺术都相当繁荣。

“现存的宋词三分之二是在南宋。而且宋词真正发展到一个顶峰，也就是南北宋之交。”易中天在第19卷为南宋赋予的特征是“风流”，正与第20卷的元代形成对照：“北国依然铁血、南宋兀自风流。”

按照既有体例，易中天准备先写宋高宗和崖山两点，即一兴一亡，其实是海外贸易，要“浓墨重彩地写”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因为“差那么一点，中华帝国的性质都要改变，成海上帝国了”，再写程朱理学，最后是宋词。

在武汉大学念研究生时，易中天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写唐和北宋，他就辟出专章，从唐诗入手描绘时代精神，由晏殊和柳永的诗词开始描写宋代市民生活。而在他眼里，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诗作，乃是黄巢的《菊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易中天认为，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对诗歌与时代精神的描写当中，恰恰可以读出他理想当中的美好社会。

最开始写《中华史》，易中天听到很多质疑。“他没想到我并不是什么都要写，我只看重历史的拐点，重要的时间节点。”他说，这只是一家之言，没什么权威性，所以定名为“易中天中华史”，“我个人对所有的文字都负责任。”

虽然面对史料时很像法官，易中天更喜欢把自己称作“侦探”。撰写《中华史》期间，读侦探小说几乎是他唯一的娱乐。他非常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愿意花一晚上时间读完日本作家岛田庄司的《Y之构造》。他想把《中华史》写得像侦探小说，节奏快、悬念丛生，深入历史的幽暗之处。

写《中华史》之余，易中天又编著了一套《中华传统故事》。许多老师和家长向他反映，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读物，能让孩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依旧是《三字经》《弟子规》，那些陈旧的东西。”易中天看重经典之作的现代阐释，“要站在现代人的高度、角度去解读这些经典，重新解读，不是把它原文照搬过来就可以了。”

写《论语》故事，易中天分成两册——《同学们好》和《老师好》。前者写孔子的学生们，分别配上打油诗，譬如子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背起书包上学堂。老师教我恭俭让，我跟老师死抬杠。”

“《论语》相对于后面诸子的书来说，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易中天注意到，由墨子开始，大家就只记录自己获胜的辩论，相形之下《论语》很可爱，“孔子很囧，后人看着不那么光彩或者得意的事情也有纪录。而且人物都非常真实，跟老师吵架的、顶嘴的、抬杠的、设陷阱的，它全部都有。”

“中国的传统是 没有监狱的”

由通史到话剧，时代由南宋一下跳到民国，但《模范监狱》实际也可以纳入易中天的“中华史”。

“模范监狱”一词，在《中国史》里出现过。反抗宦官失败后，唐文宗李昂遭到软禁，易中天形容，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这个譬喻源自陈寅恪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

皇帝面对的“模范监狱”，是制度造成的个体悲剧。剧中的“模范监狱”则更像当时社会的缩影：古今中外的制度、观念混杂在一起，格格不入，气氛荒谬且悲凉。在积弊丛生的制度中，皇帝或国府特派员等权势人物，都逃不掉个人无法突破的困境，遑论真正的囚徒。

国民政府1934年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兼具儒家、基督教，以及社会现代化的观念。“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引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口号。易中天在剧里调侃了“新生活运动”的方方面面。“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条原则之后，剧里的诈骗犯非要添上“生活娱乐化”：运动开始后，他玩麻将时不能赌博了。

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意在革除积弊，促进社会现代化，“生活军事化”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一点。“为了实现一手抗日，一手反共，就要有能打仗的军队和有战斗力的国民。改造国民性就要从生活入手，比如说学会早晨起来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但是，目标、观念混乱，且与社会现实脱节，使运动收获微小。当时有海外媒体讽刺，说这是由牙刷实现的民族复兴运动。

在易中天眼中，监狱是呈现新旧杂处的合适场所。“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监狱的，只有牢房传统。”他认为监狱、牢房分别是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产物，后者服务于王法，“现代监狱强调犯人在监狱里是有人权的，不能受到虐待，不能逼供；这个概念牢房是没有的，你一旦进了牢房就不是人，一丁点人权都没有。你为了求生存或者日子过得好一点，除了行贿，没有别的出路。”

何靖扮演的看守长，戏装起初是制服搭配绑腿，后来换了皮靴。虽然服装现代化了，但他的观念并无变化，时常提起前清时爷爷在牢房当差，视行贿、“捞人”、刑讯等行为天经地义。他的典狱长上司则毕业于法政学堂，按照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实习、升迁，是个相对现代化的角色。

《模范监狱》仿佛带有悬疑色彩的《钦差大臣》。剧中先后出现三位特派员，其中一位观念相当现代，留洋归来，满脑子现代法治观念。而在1936年5月5日，民国政府刚刚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他向囚犯宣讲法治、人权的观念，而与监狱管理者发生冲突，处境最为悲惨。

有权势者落难，成了普通人的试金石。易中天一直向导演韩清、杨佳音强调，囚犯作伪证那场戏非常重要，“一定要把戏做足了”。“我很想表现一种观念，任何人的人性当中都有善恶两面。”易中天把善恶抉择置于极端环境中，“他的内心是冲突的，所以我特别强调，犯人那时候不得不做伪证。”

剧中囚犯选择作恶，源于监狱管理者威逼利诱，更深远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与历史积弊。易中天又保留了希望，在稍后的情节中，他让囚犯们表现出了赎罪心理。“任何人都可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或者别无选择的境地。”易中天问道，“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促使人行善还是作恶，“新生活运动”的确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