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亚

几十年间，我搬过好几次家。其中，1984至1988年间住的屋子最小。

小屋位于北京南城、宣武门外大街东侧的香炉营四条23号。院子很小，进深不过4米多，算上我们家只有3户人家。南屋两间，住的是吴姓老人。北屋也是两间。东侧分给了我，西侧一间的后面还有房屋，都属另一户人家，姓萧。

尽管屋子小，却有许多故事，时时牵动着我记忆的神经，难以忘怀。

一

1984年4月，妻子调来北京的手续终于办妥。随之，我便去上海接妻子和儿子。

恰于此时，学校把那间小屋分给了我。虽然只有9平米。但我已经很庆幸、很满足了。因为等她们母子来京时，我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窝了。

由于当时我还在上海，所以是我二姐去学校拿的房门钥匙。然后，她和姐夫一起，利用周日的工夫，登高、爬下，把小屋内外连带顶柜，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用大白粉刷了四壁与顶棚。

当时，儿子只有两岁，离不开人。因此，我们到京后，又是二姐把儿子接走照看了多日，好让我和妻子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搬家、安置杂物。

应当说，我们能够顺利、快当地安下家来，二姐他们是出了相当大力气的。

其实，这么多年来，二姐对我的照顾何止这一件事呢。

1964年，我15岁。母亲临终时，已无法说话，只能拼尽全力在二姐的手心里比划了一个“弟”字。从此，二姐就把这临终的嘱托当成了头等大事。

上山下乡的风潮骤起，她曾千方百计想把我留下。但那是大势所趋，她也无能为力。下乡后，她又节衣缩食，给我寄过香肠等物。要知道，她当时的月薪只有37元，而且还有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更需要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