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南，陈彤

(1.昌吉学院经济管理系，新疆昌吉 831100；2.新疆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 830091)

新疆南疆四地州生态农业组合模式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研究

李江南1，陈彤2

(1.昌吉学院经济管理系，新疆昌吉 831100；2.新疆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 830091)

【目的】研究新疆南疆四地州生态农业组合模式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为南疆四地州生态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方法】采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方法，收集、整理和汇总南疆四地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及和田地区)部分县、乡、村农牧户实证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找出影响经营模式和农牧业产业化的主要因素。【结果】南疆四地州城乡居民收入在全疆层次属于较为落后地区，差距较明显；农牧民教育层次较低，排在前三位的农牧业经营模式分别是：单一种植业、单一养殖业和农牧业生态旅游业；公司化经营农牧业模式效益最高；生态种养经营模式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结论】农牧民拥有的家庭财产越多，收入越多；农牧民投入的土地要素越多，生产增效和收入增加越多；产业融合经营模式、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和生态种养经营模式对农牧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幅度为86.27%、110.55%和165.03%。

生态农业组合模式；经营模式；影响因素；收入

0 引 言

【研究意义】新疆南疆四地州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及和田地区，总人口合计995.00×104人，占全疆总人口2 359.73×104人的42.17%；南疆四地州少数民族人口为907.84×104人，占四地州91.26%，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该区域土地资源有限，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分析该区域生态农业组合模式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探索新型区域间合作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找出其中的影响因素，对南疆四地州生态农牧业良好发展具有实际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我国生态农业和各种模式，包括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优化耦合模式、草畜型生态农业模式、山区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模式、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江苏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新疆兵团绿洲现代化发展模式等，为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了效益[1-3]。这些模式具有一定的成效，生态农业模式是立体型、多层次的，并且产生着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4-6]。【本研究切入点】有关新疆南疆四地州生态农业组合模式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研究文献较少。研究南疆四地州农牧传统经营模式、产业融合经营模式、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和生态种养经营模式，分析四种经营模式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南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克州阿图什市、喀什地区莎车县、和田地区墨玉县的9个乡(镇)、32个村4种生态农业经营模式，找出其中对农牧民收入影响较大的经营模式，为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牧产品品牌，以及区域间合作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采集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官网相关信息、文献资料，采用发放问卷调查表、召开相关人员座谈会和结合实地调研等数据。

1.2 方 法

1.2.1 数据采集与整理

研究期间，2015～2016年多次实地调研，收集整理各类文献资料数据，整理实地调研和问卷表的数据并汇总，先后在南疆的乡镇村落选点、采集信息。调研涉及4个县的9个乡镇32个行政村的300多户农牧民家庭，涉及人员包括农牧民、乡镇村集体干部、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等，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方法，内容涉及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为主，涉及经营组织有合作社经营、联户经营、家庭农牧场和公司化运营等几种模式，发放问卷调查表709份，回收684份，回收率96.47%。调查对象范围广，涉及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南疆四地州县市乡镇的农牧户、养殖户、种植户、个体经营户、养殖小区、生态养殖示范区等不同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有数据整理并汇总。

1.2.2 经营模式的选择

所调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划分为四大类七种模式[2]：第一类“传统种养经营模式”(Y1)，具体包括“单一种植业”(X1)、“单一养殖业”(X2)、“单一种植业+单一养殖业”(X3)三种模式；第二类“生态种养经营模式”(Y2)，具体包括“生态种植业”(X4)、“生态养殖业”(X5)、“生态种植业+生态养殖业”(X6)三种模式；第三类“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Y3)，主要指“农牧业生态旅游业”(X7)和“传统经营+农牧结合旅游业”(X8)两种具体模式；第四类“产业融合经营模式”(Y4)，主要指“公司化运营农牧业”一种模式(X9)。其中规模排在前三位的是“单一种植业”(X1)、“单一养殖业”(X2)和“农牧业生态旅游业”(X7)，三者比重之和达50.17%。

1.2.3 模型选择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来自南疆四地州4县的农牧户调查数据，与当地四种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得出在农牧业产业化和经营模式创新中影响农牧民收入大的的产业模式。

根据投入产出函数模型基础，将模型Z=F(Hi；Mj；Yk)进行转化，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南疆生态农业组合模式创新促进农牧户收入增长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转化得：

式中，Hi表示农牧户收入，Hi表示农牧户家庭特征，Mj表示农牧户资源禀赋，Yk表示农牧户经营模式；A0表示截距项，αi、βj、γk分别表示影响系数，μ表示扰动项。利用Eviews7.2计量软件对有效的602份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确定各项系数的估计值，明确各变量对农牧户收入的影响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疆四地州城乡居民收入状况

研究表明，南疆四地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其中喀什地区差距最大，达6 213元；克州和和田地区分别为3 810元和3 726元；阿克苏地区为2 28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阿克苏地区(9 831元)较全疆平均水平多406元外，其余三地州全部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其中克州差距为3 991元，和田地区为3 079元，喀什地区为2 224元；从城乡收入倍差上看，阿克苏地区(2.44)低于全疆城乡收入倍差的0.35；喀什地区(2.79)与全疆城乡收入倍差水平持平；和田地区(3.55)高于全疆城乡收入倍差0.76；克州(4.13)高于全疆城乡收入倍差1.34。南疆四地州不仅在城乡收入绝对量上在全疆层面属于较为落后地区，而且其城乡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列出南疆四地州人口规模及分布特征。表1，表2

表1 南疆四地州人口规模及分布特征

表2 南疆四地州城乡居民收入特征

数据来源：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

Data Sources: "2016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2 农牧民基本特征与农牧业经营模式状况

研究表明，调查对象主要为男性，共459人，占比76.23%；户主年龄31～60岁为主要分布阶段，达479人，占比79.51%；而30岁及以下37人，占比6.18%，人数最少，这部分人主要倾向从事非农工作；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大专及以上只有13人，占比2.09%；高中和中专层次合计69人，占比11.57%；调查对象初中及以下群体较为庞大，高达520人，占比86.34%，其中22人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农牧业经营模式划分为四大类七种模式，第一类“传统种养经营模式”、第二类“生态种养经营模式”、第三类“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第四类“产业融合经营模式”。其中规模排在前三位的是“单一种植业”(X1)、“单一养殖业”(X2)和“农牧业生态旅游业”(X7)，三者比重之和达50.17%。表3，表4

2.3 农牧业经营模式绩效状况

研究表明 ，“产业融合经营模式”(Y4)的“公司化运营农牧业模式”(X9)的经营面积纯收益最高，达23 748元/hm2；其次是“生态种养经营模式”(Y2)中的“生态种植业+生态养殖业”(X6)这种模式，达18 411元/ hm2；“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Y3)中X7和X8两种具体模式的纯收益也达到了近18 000元/ hm2左右；生态种植业(X4)和“生态养殖业”(X5)两种模式的纯收益居中，传统种养业(X1)、(X2)和(X3)的纯收益则比较低，尤其是传统种植业的收益最低。从人均纯收益指标来看，“产业融合经营模式”(Y4)的“公司化运营农牧业模式”(X9)的收益最高，平均达到了6 626元/人；其次是X7和X8两种模式，均超过了4 000元/人，X5、X6两种模式超过了3 000元，X4三种模式的人均纯收益均超过了2 000元，X1、X2和X3三种模式人均纯收益最低，均不足2 000元。与旅游业相关的X7、X8和X9三种模式在经营面积纯收益和人均纯收益上较其他模式表现突出，一方面说明在南疆四地州农牧业发展上，拓展农牧旅游业增收致富作用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单一和组合种养业已处于下风，生态种养业效果比较显著。表5

表3 调查对象基本个体特征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Data Sources:Survey data collation

表4 调查对象农牧业经营模式分布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Data Sources:Survey data collation

表5 调查各种模式经济效益比较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Data Sources:Survey data collation

2.4 模型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研究表明，从经营资源禀赋、经营模式和农牧户家庭情况三个方面来选取影响因素，计量分析各因素对农牧户增收的影响。将2015年农牧户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Z)，农牧户家庭特征因素(Hi)、农牧户经营资源禀赋(Mj)、农牧户经营模式因素(Xk)作为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类型、名称及赋值定义情况。表6

表6 模型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研究表明 ，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统计检验。从回归估计数值表上可以看出，生态养殖业规模(M5)和生态种养经营模式(Y2)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农牧户家庭财产(H2)、生态种植业面积(M4)和产业融合经营模式(Y4)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5%，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M1)、传统种植业面积(M2)、传统养殖业面积(M3)、农牧业旅游覆盖面积(M6)和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Y3)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0%。表7

3 讨 论

3.1 从农牧户家庭特征因素(Hi)、农牧户经营资源禀赋(Mj)和农牧户经营模式因素(Yk)分类上看，农牧户家庭特征因素中仅有农牧户家庭财产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农牧户家庭财产每变化一个单位，农牧民收入将增加9.98%，这说明农牧民拥有的家庭财产越多，越有利于增收。不难理解，家庭财产更多的属于固定资产额度和资本存量，将为进一步增加生产投资和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发展生态农牧业(前期消耗)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其他固定资产基础，为探索和尝试多种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作保障，同时增强其抵御各种经营风险的能力，提高其增收的可靠性。同时，从回归数据可以看到，在提升农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生产劳力数量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度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调查样本的大部分群体受教育程度均低于8年，导致该项指标计量结果不显著，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生产中，即便受教育程度较高，也只是提升了接受生态农牧业经营转型的可能性程度。

表7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Note:*,**,***10%, 5% and 1%

3.2 从农牧户经营资源禀赋上看，各变量对农户增收均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每变化一个单位，农牧民收入将增加5.23%，这说明土地要素的投入越多，越有利于生产增效和农牧民增收。这是因为，土地是农牧业生产经营投入要素中的重要一部分，种植业也好，养殖业也好，离开土地(耕地或草地)，其生产经营拓展面将会大打折扣，且可能与未来消费者的选择偏好相背离。但同时从传统种植业面积对农牧民收入影响上也可以看出，单靠依赖土地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传统种植业面积每变化一个单位，农牧民收入降低0.17%，尽管影响幅度不算特别巨大，但是也反映出南疆四地州现状依赖土地要素投入来扩增农牧民收入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是反向效益，着力提升科技投入、创新经营模式才是必由之路。与此相应的是传统养殖业对农牧收入的影响状况，其影响变化幅度为3.73%，这与2010年以来开展现代畜牧业经营转型，提质增效的目标方向密不可分。而生态种植业、生态养殖业和农牧业旅游业对农牧收入影响上得以佐证，其影响分别为26.18%、14.71%和 8.54%、随着经营模式创新转型，特别是生态农牧业、旅游业的经营发展，农牧业产品附加值、品牌效益、服务价值得以扩展，农牧业的外延和内涵得以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更加宽泛，收入来源更加多元。

3.3 从农牧户经营模式因素上看，传统种养经营模式仅仅是进行了单一结合，并未对农牧民收入变化产生显著性影响，而生态种养经营模式、农牧家乐旅游经营模式和产业融合经营模式对农牧收入的影响却非常显著，影响幅度分别达165.03%、110.55%和86.27%，这也说明了生态农牧业经营模式的低投入与高产出，高效高回报率特征。这是因为，生态农牧业经营坚持适度规模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依赖单一要素的绝对量投入，而是结合区域特征，依草放牧，顺水养鱼，粪便回收，沼气节能；季节性发展旅游，一年四季，农牧开发生态行。特别是随着南疆四地州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城乡衔接更为方便，地州县市间联系更为紧密，闲暇之时农牧家乐、牧家乐、观光园、生态产业园旅游项目更加频繁[3-4]，农牧民增收更加明显。但也看出，企业为主下的产业融合经营模式影响并非最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南疆四地州企业带动模式下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总量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企业往往属于相对封闭和自我保护更为明显的经营组织，其是否愿意进行多元化对接直接影响到外部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的结果[6]。

4 结 论

4.1 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各种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因素进行计算分析，准确了解到新疆南疆四地州分布的四种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生态种养经营模式对农牧民收入最大。同时，也找到了影响农牧户收入的其他次要因素，比如农牧户家庭财产对农牧民收入就有着明显的影响；农牧户经营资源禀赋中的各变量，对农牧民收入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4.2 强化和拓展在种子、化肥、畜群改良、机械设备、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农牧物质补贴，以增强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积极促进其增收作用。就政府而言，应在保持家庭经营的原有基础上，一方面，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和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通过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途径，使农牧区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并提升其技能水平，从而增加农牧区地均人力和科技承载，使得现有的耕地或草地面积效益有立体式提升[7]；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边疆区域、高寒山区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适度性规模经营，以实现家庭精准化生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进一步引导龙头企业经营、合作社经营、联户经营和新型农牧民、职业农牧民的结合[8]。

4.3 南疆四地州可以借助各县市区域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统一规划实施生态农牧业布局，探索新型区域间合作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不断进行模式和机制创新，使传统农牧业经营与现代的休闲农牧业、生态、特色种养业相结合[8]，实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相融合，最大程度地增加农牧户收入。

4.4 政府、企业与农户要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生态种养业，建立特色种养业基地，开辟示范区，制定和完善产品品质检测标准及制度，确保食品安全；加大建设特色农牧民产品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农牧民要积极参加农牧业产业组合模式，不断参与模式与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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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Four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LI Jiang-nan1, CHEN Tong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ji College, Changji City, 831100, China；2.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Urumqi, 830091, China)

【Objectiv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agricultural combination pattern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he four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in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four prefecurres in southern Xinjiang.【Method】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field research, the empirical data of some townships and villages in the four prefectures (Aksu prefecture, Kashi prefecture, Kezilesu Kirgiz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Hotan prefecture) were collected, compil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model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were influencing the business model and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alization.【Result】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four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was relatively backward in the whole Xinjiang region, and the gap is obvious. The agricultural and herdsmen had low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 top three agricultural and husbandry modes were: the mono- cropping, the single farming and agro animal husbandry ecotourism; Corporatizatio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mod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the ecological farming management mode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Conclusion】The more family property owned by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the more income; the more land resources invested by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the mor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come increase;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usiness model, the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touris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whose impact rate are 86.27%, 110.55% and 165.03%.

eco-agricultural combination model; business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s; income

CHEN Tong(1962-)，male, professor，(E-mail)ctelay@163.com

10.6048/j.issn.1001-4330.2017.07.024

2017-05-0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南疆四地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途径及对策研究”(2015BMZ061)

李江南(1978-)，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E-mail)402126311@qq.com

陈彤(1962-)，男，陕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E-mail)ctelay@163.com

F327.8

A

1001-4330(2017)07-1364-09

Supported by: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pproach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rn Xinjiang Four Prefectures" (2015BMZ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