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泽 源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希腊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国内亲希人群的形成及其影响

李 泽 源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亲希人群。他们对希腊革命抱有极大的同情，自发地组织和开展援希活动。这一时期亲希人群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中不仅蕴含美国早期社会对古典希腊的情感，同时也受到19世纪初期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亲希人群及其活动在这一时期展现了鲜明特点，不仅一定程度上援助了希腊的革命战事，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古典希腊文化在美国社会的传播与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近代早期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

美国；希腊独立战争；亲希人群；古典希腊

1821年，希腊本土爆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战争。此事不仅在欧洲大陆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虽然此时的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对外宣布中立，但是美国民众却展现出与政府截然不同的状态，同情并要求支援希腊的声音此起彼伏。加之，美国早期民众对于古典希腊文化的热爱以及19世纪初时代因素的影响，促使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群——亲希人群(Philhellenes)。亲希人群并非单一指代某个族群或是种群，而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中同情希腊革命以及支援希腊独立战争这部分人的泛称。国外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美国亲希人群研究成果斐然，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不断有相关成果出现*国外学者相关成果，参见：Edward Earle,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Greek caus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27(33):44-63; Myrtle Agnes Cline,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Atlanta: Higgins- Mc Arthur Co., 1930; Harris J. Booras, Hellenic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s Contribution to the Cause, Ruthland：The Tuttle Company, 1934; Douglas Dakin,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hellenes during the War of Greek Independence, 1821-1833,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ooksellers, 1955; Stephen A. Larrabee, Hellas Observe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Greece, 1775-1865,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 Elizabeth George, “Through the Eyes of Sailors and Citizens: How Sailors on the USS Constitution Viewed the Greek Revolution”,Undergraduate Review, 2012(8):33-39.。纵观国外研究成果，学者们更多的认为美国国内亲希人群的行为是美国人帮助他人摆脱困境的一种“美德”体现。正如莫尔·科蒂(Merle Curti)所说，亲希人群在“实际行动上唤醒了美国人去帮助有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其他人”[1]。但对于这一时期亲希人群及其行为的形成，尤其是时代因素的考量学者们鲜有提及。在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尚未展开。本文试图从亲希人群产生的历史与时代因素入手，进而展现其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特点，挖掘早期美国社会民众意识形态的深层表现及其影响，探究美国民众情绪与外交政策相矛盾的根源。

一、美国早期的古典希腊情感

亲希人群在美国早期社会中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源于美国早期民众对古典希腊的情感，归根结底是受到古典文化的影响。古典文化是伴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降临这片新大陆，而新世界反过来也成为北美古典文化的摇篮，同时成为美国早期共和主义者意识形态的塑造场[2]16。美国人的古典希腊情感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对希腊城邦共和制的思考；二是对希腊文化艺术的推崇和赞美。

美国早期共和塑造者们受到古典希腊熏陶的同时，对历史上希腊古典城邦共和制进行思考。美国早期共和主义者将现代共和思想的渊源归于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古典时期[3]。在美国革命时期，一些早期共和主义者引用古典希腊历史片段用以佐证殖民地与母国关系，以此为北美独立战争提供理论来源。约翰·亚当斯引用古希腊事例作为论据，他指出，古希腊“开拓海外殖民地，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强加任何特权于殖民者人民之上，但是他们之间虽相互独立，却形成联邦”[4]。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亦与亚当斯一样持类似观点，奥蒂斯认为“(古典)希腊人是大度的”，他们与殖民地保持较为平等的关系，“这一点比古罗马做的还要好”[5]。与此同时，早期美国人不仅运用古典希腊历史论证自身革命合法性，而且对希腊古典共和国的毁灭也做出深刻的思考。有些美国学者研究后得出结论：希腊的古典共和制是混乱的，中间充斥着暴民和城邦间的战争[2]20。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成为导致希腊城邦间连年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无休止的城邦战争最终给古典希腊政治带来毁灭。还有些学者认为贸易的发展也促使贵族阶层逐渐腐化堕落。所以很多美国人转而认同现代美国应效仿古罗马开疆拓土，认为辽阔的疆域更能有利于共和制的稳定。在抵御商业所带来的“腐化、侵蚀”方面也更加推崇于朴实的田园生活，其中以杰斐逊最甚。总之，早期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革命一代，对希腊雅典式政治体制大多持贬抑和否定态度[6]，其归根结底是要将古典共和思想与美国现实相结合，更加适用于美国共和制度建设的实际状况。

希腊的古典文化艺术一直是美国早期社会所推崇、赞美的对象。早期美国人喜欢用古希腊地名来命名自己的城镇，精英分子也乐意用古希腊英雄人物的名字作为笔名或昵称来彰显自身的渊博。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修昔底德的经典被传诵，古希腊的历史也成为早期美国教育中的重要课程之一。以建筑艺术为例，在早期美国社会的建筑风格中，出现了许多希腊式建筑，如坐落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银行建筑、美利坚第二合众国银行建筑等。波士顿历来以蕴含古典元素著称，早期美国人将公共图书馆或是学习俱乐部称之为“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而波士顿拥有当时最大规模的一个[7]。马塞诸塞州总医院在美国历史上最为悠久，其落成时建筑采用的亦是古典风格。这些古典风格建筑完美体现了设计师们自身对于希腊古典文化及艺术的理解，但同时又没有完全复制古典建筑风格，而是将希腊元素与美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且吸收一些英、法等建筑风格的元素。其中在早期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便是杰斐逊式建筑(Jeffersonian Architecture)。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杰斐逊个人的建筑设计理念，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杰斐逊的农场蒙蒂塞洛，他自己的寓所白杨林及其主持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等建筑类型，都是杰斐逊式建筑的典型代表。

爱屋及乌，独特的古典希腊情感使得早期美国人对于现代希腊以及现代希腊人怀有特殊感情。虽然美国早期社会中对古典希腊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书本或是欧洲人的介绍，但一些美国人仍如“朝圣者”般尝试着前往他们心中所幻想的神圣国度。尤其是进入19世纪，巴巴里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地中海贸易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贸易网络不断延伸至东地中海，这给美国人去往希腊本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无形之中增进了美国人对希腊的了解。美国人对于现代希腊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而感到痛心，这也使得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奥斯曼帝国就是残暴统治的代名词[8]。在同情希腊现状的同时，美国人预言现代希腊民族意识正在觉醒，期望现代希腊人可以再现祖辈的辉煌[9]19。早在1785年，杰斐逊就指出：“(现代希腊人)极度渴望恢复他们的古典语言，渴望获取如古典希腊那般的自由。他们希望脱离土耳其，建立自己的国家。”[10]美国希望现代希腊人把美国视为榜样，为获取自由和独立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抗争。可见，对古典希腊文化的偏爱使得早期美国民众对现代希腊情有独钟。这成为美国民众对希腊独立战争持积极态度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亲希群体出现的重要原因。

二、亲希人群出现的时代根源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亲希人群的产生，还蕴含着鲜明的时代根源。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家主义兴起；二是拿破仑战争后美国人对共和国家的忧虑。

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以下简称1812年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国家主义年代”[11]。美国社会所呈现出国家主义首先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塑造了美国人自由与独立的思想，那么1812年战争则密切了各部分间的联系，使得民众更加认识到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人。肯德里克·查理斯·巴布科克(Kendric Charles Babcock)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带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第二次英美战争则使得美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12]。正如艾伯特·加勒廷所说的，1812年战争“再次彰显独立战争时期的国民心理与特性”，同时使得美国民众觉得“他们更美国人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像是一个国家”[13]。其次，这种国家主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美国人对共和政体的完美理想。从宣布独立伊始，独立战争、美法准战争、巴巴里战争以及第二次英美战争等一系列外交事件，这些并没有使美国覆灭或衰退，反而美国借助一次次的事件得以不断发展，美国人将其归因于自身共和政体的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国才是当时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共和政体，由此形成了美国人观念中一种制度自信。这种自信使得美国人认为，美国式共和体制是最理想和完美的体制，它不仅使美国人获得自由和幸福，而且也有义务促进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自由与解放。美国时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在其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写道，美国人相信自己国内体制有利于和平、自由，美国政府“国内外行为都是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以及对人类友善”[14]。素有“战鹰”之称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甚至提出，美国有“力量去创造一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制度”[15]。而1812年战后美国社会一直弥漫着这种价值观与看法，并在行为中逐渐有所表现[16]。

此外，美国国家主义兴起的同时，另一方面，美国一些人对国家及共和制度能否长治久安产生了担忧。这种忧虑的出现，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欧洲形势，尤其是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确立以及神圣同盟的建立。拿破仑时代结束后，欧洲君主制害怕类似法国大革命事件的再次上演，极力压制共和革命的爆发，竭尽全力想将其绞杀在摇篮中。对于当时欧洲统治阶层而言，美国仅仅是游走于历史边缘的“肮脏”(grimy)共和国[17]，注定走向消亡。在他们眼中，美国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传播革命共和思想的角色。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所有的复辟王朝对我们都充满敌意，欧洲的保皇党人将我们视为共和分子加以厌恶”，同时他们把美国看成“造成法国革命的教唆犯和始作俑者”“所有欧洲贵族阶层对我们极端仇视”[18]。基于这种国际环境下，美国人对自身安全充满担忧，害怕欧洲势力威胁到美国自身以及共和制度的安全，担心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在19世纪头20年，美国人既怀抱着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完美理想，同时又对国家和共和安全产生担忧。这种时代背景造就的矛盾心态使得美国人迫切希望看到相同意识形态“伙伴”的出现，而不是自己“曲高和寡”。这种心态促使很多美国人渴望看到美国式共和体制在世界范围扩展，其他地区和人民能够采用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效仿美国宪法，同时又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希望他们的反抗可以打击世界范围内君主制统治，争取地区民族自由和独立。而182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正恰如一颗火苗燃起美国民众的激情。希腊革命者采用美国的共和体制，希腊的独立宣言完全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19]，美国人将希腊独立战争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翻版”，从而引发意识形态的共鸣。为此,一些美国人大声疾呼，将希腊人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这也就促使了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社会中特殊历史群体——亲希人群的产生。

三、亲希人群及其活动的主要特点

美国国内亲希人群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与活动逐渐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纵观这一时期亲希人群及其活动表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部分学者成为宣传希腊的先行者，而美国的报纸媒体成为宣传的主阵地

希腊独立战争的消息传入美国，部分亲希学者率先展开宣传工作。这些学者往往深受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对古典文明推崇备至，对现代希腊地区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而感到惋惜和悲伤，迫切希望希腊能够获得自由国家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国与希腊具有相同的古典传统以及希腊爆发了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事件，为此美国应该对希腊伸以援手，希腊人民的抗争就如同美国人自己反抗英国追求独立那样。其中，以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最具代表性。埃弗雷特青年时期曾去往希腊求学，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专门研究希腊问题。其在《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Review)上发表多篇文章，号召民众及政府支持希腊人民的事业。埃弗雷特认为，美国与希腊在同样的古典精神下，同样都发生了独立战争，美国此时应该去指导那些正在努力和流血的国家获取自由。埃弗雷特在当时社会影响力较大，同时与杰斐逊、门罗等人都有往来，为希腊事业在美国本土的宣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报纸媒体成为这一时期宣传希腊独立的主阵地。从1821年6月开始，一些亲希腊的报纸编辑开始在媒体上报道希腊独立战争，随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不断加深。之后整个希腊事件占据了美国大部分的报纸媒体将近四分之一版面[9]65。刊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来自希腊革命政府或是希腊革命领导人的求助书信；二是转载一些外国报纸媒体对于希腊独立战争的报道，大多是正面消息；三是在希腊的美国人或是在近东地区的美国海员寄回国内的书信，这些书信中往往表达了对希腊民众的同情[20]。不过，美国国内的报纸媒体为了更好地吸引国民关注，激发民众情绪，在报道中往往过分美化希腊军队和人民，极度赞美希腊人民的反抗运动和英雄事迹，而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及其军队过分的丑化和妖魔化，这更加固化了美国民众脑海中对奥斯曼帝国野蛮残暴的思维模式。

(二)亲希人群中包含了美国社会中的多种成分并表现出各自鲜明的活动特点

首先，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出现大量亲希人士。因为精英阶层本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对希腊古典文化大多抱有赞美之情。更重要的是，希腊宣布建立共和政体激发了这一部分人的理想主义情感。政治阶层中的亲希人士主要以表达个人愿望的政治呼吁或是提交议案为主。如托马斯·杰斐逊就对于希腊建立共和政体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支持，他认为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这个新生国家政体最重要的参考[21]。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国情咨文中不仅提出了著名的“门罗宣言”，同时也表达了对希腊独立的同情。艾伯特·加勒廷更是希望总统门罗派遣舰队直接援助希腊战争。1823年，丹尼尔·韦伯斯特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向希腊派遣大使，这个议案受到亨利·克莱等人的支持[22]169。1827年，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提交议案要求给予希腊5万美金的支持。地方上各州议会中，关于要求支援希腊的提案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在美国政治内部希望希腊独立或是要求美国支援希腊的呼声较高，亲希人士的表现尤为活跃。

其次是知识阶层，主要为亲希学者和学生。正如前文所述，亲希学者对希腊独立战争的宣传，势必在知识阶层和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反响。除了在高等学府增设希腊文化的相关课程外，亲希学者还举办各种关于支援希腊革命的宣讲活动。而学者活动最直接的影响对象便是校园中的学生群体。加之青年学生的热血本性，极容易受到鼓动，故而反响也较为强烈。学生群体的活动以募捐为主，例如在1823年耶鲁大学的学生募集了五百美金并将其寄送给纽约的希腊事务委员会[22]186。除了募捐，有些青年学生更是在毕业后直接加入志愿者行列，奔赴希腊本土，投身于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之中。

第三，这一时期的亲希人群中，不乏有女性的身影。其实在学生群体中，便有青年女学生参与募捐活动。亲希女性在希腊事务上的表现大多以筹备和缝制援助衣物为主。据统计，仅在1828年，韦斯特菲尔德的亲希女性筹备了300套衣物，纽约珍珠街的妇女置办了733套女性服装，在康涅狄格州诺威奇的亲希女性更是制作了1000套援希衣物[22]228-229。除此之外，一些亲希女性甚至跟随志愿者或传教士来到了希腊本土，她们在希腊委员会及其他亲希人士的帮助下，建立用于救助和教育希腊女孩的专门学校。

第四，宗教人士和海员。美国国内一部分神职人员同样对希腊抱有特殊感情，他们把对希腊的同情融合到日常的布道中，甚至将这种思想传递给普通教徒。同时现代希腊语也成为当地美国传教士精通的第一种外国语言[23]。传教士在海外布道的同时，在希腊本土发行印刷品，建立针对性的学校及医院等公共设施。除了传教士，美国的海员，尤其是在东地中海的海员，往往会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和感受希腊独立战争，这些人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许多海员寄回国内的信件中，往往流露出对希腊人民饱受战争苦难的同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在希腊海岸进行护航任务的美国地中海舰队中，部分舰船在未接到官方命令许可的前提下，自发对一些希腊难民实施救助[24]。

(三)亲希人士自发组建民间组织——希腊事务委员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亲希人士的活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在民间自发组建了统筹和领导援希活动的机构——希腊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这种机构往往是由一些在当地较有名望或是较为积极的亲希人士带头发起，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广泛参与。而且委员会的分布亦是较为广泛的，从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大城市到各州的小城镇，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委员会。虽然，委员会由各地自发组建，但在相互间运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工作流程(图1)：

图1 委员会运作流程图

各地将募集的物资运往各州首府或直接送至纽约、波士顿等地委员会，纽约等地委员会负责收集全国范围内物资的同时，将物资分批装船运至伦敦的希腊办事处或希腊本土。委员会在组织开展活动时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一下几点：

1.集会演讲

公众集会下的演讲往往是激发民众热情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个人情感更容易被整个会场气氛所渲染和带动。演讲的内容素材同样也具有针对性，大多挑选一些来自希腊志愿者的书信，或是来自外部媒体的消息，更或是希腊战斗中的胜利战果。当然，演讲的目的性往往极为明显，几乎所有公共大型活动都会有演讲出现。较为有影响力的演讲者当属韦伯斯特，他的演讲内容甚至传到了希腊本土。

2.募捐

募捐几乎是所有委员会最主要的活动形式。当然，募捐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很多都是伴随着集会演讲一同展开的。民众的热情度直接决定了募捐数目的多寡，这一点上，委员会无疑是成功的。仅1824年5月，就有3.2万美元汇往希腊[25]123。现金往往占据募捐所得中的绝大多数比例，但也不乏有民众捐献一些其他物品如衣物、食物，甚至牲畜。除此之外，委员会还将一些募捐所得用于购置武器装备或是药品物资。通过募捐活动，委员会筹集了大批物资用于支援希腊。1825年12月4日，纽约晚报转载了一条伦敦晨报的报道称，美国所运物资超过英国委员会18个月的总和。1828年，由美国部分船只运往希腊援助物资价值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船只运载货物价值*表格数据来源：Jonathan P. Miller，The Condition of Greek in 1827 and 1828， New York: J. & J. Harper, 82 Cliff-ST., 1828: 95.

3.慈善义演或比赛

为了达到更好的募捐效果，各地委员会也会组织一些慈善义演或是球类比赛，希望借此提高民众参与的热情。在一些剧场的表演中，很多演出节目表现出希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英勇事迹或是战斗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当然，很多义演或比赛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例如1824年1月8日在纽约的一场义演，受到民众较为热情的支持，总共大约卖出2 000余张门票[22]192。

综上可以看出，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社会中的亲希人群表现了极其鲜明的特点。呈现出亲希学者率先开展，以报纸媒体为宣传主阵地，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并且组建民间活动组织的特点。不仅如此，在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之中，还夹杂着许多个体活动，如投身成为志愿者、一些传教士或亲希人士收养希腊孤儿等。不论是集体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都构成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希腊独立战争活动支持的重要表现。

四、美国国内亲希人群及其活动的影响

随着希腊独立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内的援希热情也逐渐褪去。但是，美国亲希人群在这一阶段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亲希人群及其活动不仅对希腊独立战争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也给美国近代早期社会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

第一，美国亲希人群及其活动一定程度上援助了希腊革命战事。在美国国内募集的援希资金，或是购买成武器装备运往希腊，或是直接寄送给希腊革命政府，食品、药品以及衣物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希腊本土。这些装备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希腊革命政府物资装备短缺的情况，间接地支援了希腊前线战事。从1823年至希腊独立战争结束，类似的援助活动一直保持延续，中间并未出现长时间停滞。此外，一些美国志愿者来到希腊本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他们建立学校、医院或是救助点，帮助救治战争伤员。不仅如此，志愿者利用这些公共设施收纳希腊难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于战火的伤害。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公共设施特别是学校和医院许多都被保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独立后希腊教育和医疗设施的发展。美国亲希人群的一系列活动博得了当时希腊人民的好感和认可，甚至于1827年，当时的希腊革命政府领导人两次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以此来表达谢意。

第二，美国国内亲希人群及其活动也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援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从世界范围上来看，希腊独立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各国都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援希活动。美国亲希人群及其活动同世界各国援希活动一道，如一股“洪流”汇入希腊。他们以英国大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乔治·戈登·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投身希腊革命，1824年病逝于希腊。为标杆，打着“自由”的旗号，希望通过自身行动可以帮助希腊人民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建统治，实现独立与解放。伴随着援希活动的开展，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在希腊土地上得到部分传播，一定程度上动摇和打击了19世纪初封建势力的统治及影响，顺应了历史进程以及时代的潮流。

第三，除了对希腊独立战争，美国国内亲希人群及其活动也给美国早期社会留下了较为宝贵的“遗产”。首先，亲希人群的活动客观上加速了希腊古典文化在美国本土的发展与兴盛。亲希人群虽然利用宣传希腊文化来达到激发民众支援希腊独立战争热情的目的，但也同时推动了希腊古典文化在美国社会的传播，使得古希腊文化更好地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当中。如教育层面，美国的高等学府基本都要求学生可以熟练掌握和运用古典语言。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莱罗纳州，90%以上的男子院校教授希腊语[26]。1823年，爱德华·埃弗雷特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合作编译出版了柏林大学教授菲利普·巴特曼(Phillipp Buttman)所撰写的希腊语法书。建筑方面表现较为突出，1820年之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修建希腊式古典建筑的热潮，甚至有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美国比做成“新希腊”[22,7]24-25,40。

其次，美国亲希人群及其活动构成了19世纪初美国社会民众对外部事件认识和表现的典型案例。如果说美国国家早期外交政策所体现的是现实传统与国家利益为核心，那么美国早期民众对于外部事件的反应则是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占据主导。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亲希人群便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其实，这是美国人内心固有意识形态的彰显。早期美国人希望看到相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实体出现，渴望打破世界范围内君主制统治，传播美国式的共和制民主。这种心理并没有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得以消散，而是作为一种较为固定模式予以保留和传承下来，并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民众往往不像国家政策决策者那样，考虑国家利益的取舍，更多的是源于自身固有观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对美国式民主共和体制的认同，与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反对和恐惧。正如，詹姆斯·菲尔德所说，“这种模式使得美国人依靠个人进取心去教授自由”[25]132。这就不难理解，从历史到现在，美国人都较为热衷于支援世界各地的民主共和运动，而他们也将这种“传教士”式的活动作为传播自我思想的有效途径。

最后，亲希人群及其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亲希人群较为活跃，但是最终并未使得美国对外政策得到根本性改变。有学者认为，亲希人群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20]XIV。但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这一阶段提出了著名的“门罗宣言”。在美国国内高涨的支援希腊呼声中，美国政府仍然对外宣布中立。究其缘由，其一是美国政府担心自身国家利益。如果政府承认希腊独立或是对希腊革命政府予以援助，那么有可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陷入敌对状态，会对美国在地中海利益造成极大损害。这也是美国地中海商人，尤其是东地中海商人极力反对政府支援希腊的重要原因。其二，美国害怕欧洲封建势力以此为借口，干涉美国在美洲的利益，而这也是导致1823年“门罗宣言”出台的重要因素。此时的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希望将美洲置于欧洲势力之外，美国势力之下。如果美国贸然承认希腊独立，则欧洲封建国家尤其是“神圣同盟”可能以此为借口入侵美洲，甚至威胁美国的自身安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国内民众情绪如何，美国外交决策还是根植于国家自身利益及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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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邱忠善]

The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American Philhellenes in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LI Zeyuan

(College of Societ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During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appeared a specific historical crowd-Philhellenes.They had great sympathy for Greek revolution, and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aid activities.The emergence of Philhellenes in this period was by no means accidental, for, it not only contained the emo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society for classical Greek, but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American ideology, especially American ideolog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hilhellene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is period showed a distinctive feature, not only, to a certain extent, to assist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Greece, but also to objectively promote the classical culture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which reflects the early moder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ies from one side.

America;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Philhellenes; Classical Greek

2017-01-10

李泽源(1992-)，男，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史。E-mail：562278256@qq.com

K712.42

A

1004-2237(2017)04-0065-08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