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芳，徐永乐，周妹，2，曹娟娟

(1.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40；2.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广西 崇左，532200)

转型期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分析

王玉芳1，徐永乐1，周妹1，2，曹娟娟1

(1.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40；2.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广西 崇左，532200)

基于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的524份调研数据，使用家庭消费总额作为测度家庭脆弱性的指标，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家庭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进行测度，计算出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脆弱值，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林区转型发展期间，东北国有林区有将近1/3的职工家庭抵抗外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冲击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其中吉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最小，其次为内蒙古国有林区和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最大，将近一半。最后，提出从消除物质资本脆弱性、人力资本脆弱性和社会资本脆弱性来提高其在改革转型期的自适应能力的建议。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

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是中国国有林区中森林资源最丰富、规模最大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产品供给基地、木材及碳汇储备基地。在保障国家国土生态安全及经济系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全面停伐政策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的实施，掀起了国有林区新一轮改革的浪潮，也必将冲击或影响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林业职工家庭是否有能力适应或应对这些变革，并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发展机遇，增强自身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呢？这将是未来国有林区民生建设中应着重考虑的问题。从国有林区的现实发展来看，林区自然资源的丰裕与林业职工家庭的脆弱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有林区的改革和发展，因而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问题进行研究，对协调国有林区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论界早在20世纪70年就开始对脆弱性的界定、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美国学者G.F.White最早引用了“脆弱性”的概念[1]，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各国学者们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结合起来，逐渐将脆弱性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态等各学科领域研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脆弱性的研究视角不断增加升级，关于脆弱性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也逐渐趋向于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2]。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其焦点集中在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贫困或贫困脆弱性等方面。研究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收入特征并计量分析了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后认为家庭非劳动力数量、林地资源等对职工家庭收入有影响[3]；研究了全面停伐后东北国有林区职工收入增长问题[4]；分析了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后发现国有林区职工家庭间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在国有林区推行的各项改革政策对不平等的加剧有显著影响[5]；研究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果表明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出现了分化趋势[6]；研究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7]；通过综合收入和消费标准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3种类型并分析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8]；通过对居民家庭营养脆弱性测试方法及计量模型的归纳、总结和选择，提出针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脆弱性成因和作用机理的最优测度方法和模型选择[9]；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监测黑龙江省国有林区2004～2014年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趋势后认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10]；以林业产业作为国有林区发展脆弱性内生核心驱动因素的定位，建立了国有林区发展脆弱性测评模型，并测评了伊春国有林区发展的脆弱性[11]；从国有林区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特点和脆弱性评价的独特性出发，对脆弱性影响因子的演进规律和经济内涵进行深入分析[12]。现有研究中对国有林区范围内脆弱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性、林区发展脆弱性以及职工家庭贫困问题上，对职工家庭脆弱性问题的关注不多。脆弱性与贫困有联系但并不相同，贫困有时是脆弱性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但脆弱性不只是一种短缺或匮乏，它更强调的是面临危险、冲击和外界压力时的自身抵御能力或适应能力的不足、不安全或易受灾的程度。这正是研究脆弱性的重点所在，即指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在面对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变化时，自身的适应能力或抗击风险能力的不足或缺乏。根据生计的理论内涵，将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具体表现划分为物质资本脆弱性、人力资本脆弱性和社会资本脆弱性3个维度。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演化的态势，脆弱性的3个表现维度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在国有林区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测度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程度，提出缓解或消除脆弱性的策略，有利于促进国有林区民生问题的改善和林区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表 1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Table 1 Survey sample distribution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和2014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调研的总样本数为524份，其中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内蒙古国有林区和吉林国有林区的样本数分别为117、92、165和150户，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33%、17.56%、31.48%和28.63%，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1.2 研究方法

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家庭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脆弱性进行测度[13-14]。Ligon和Schechter认为当一个家庭的确定性等值消费的效用大于其期望效用时，该家庭未来陷入脆弱性的可能性很大。该方法利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将家庭个人偏好纳入到效用函数分析中，并采用量化指标对效用函数进行求解，最终得出职工家庭的脆弱性。该方法将影响脆弱性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分解，并从量化角度对各个影响因素对脆弱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此外，家庭消费额比家庭收入波动小，更能反映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水平。所以，采用家庭消费额作为测度家庭脆弱性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家庭脆弱性的定义[13-14]，设林区职工家庭i(i=1，2，3...，n)为有限个人口数，且职工家庭均为风险规避型，则职工家庭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家庭确定性等值消费与其期望效用之差。

Vi=Ui(zce)-EUi(ci)

⑴

式中Vi代表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脆弱值；zce代表在没有任何外界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下，林区职工家庭i的消费水平，即确定性等值消费；ci代表现实中在外界社会经济、环境变化风险下的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

关于脆弱性职工家庭的衡量标准为：其确定性等值消费的效用大于其期望效用。当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确定性等值消费效用大于其期望效用时，认为该家庭是脆弱的，抵抗外部环境变化压力的能力不足；当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确定性等值消费的效用小于其期望效用时，认为该家庭不具有脆弱性。也就是说，当Vi≤0时，家庭i不具有脆弱性；而当Vi>0时，则可以认为家庭i具有脆弱性。

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效用函数的求解公式测算效用函数Ui(zci)。

⑵

式中γ为效用函数参数，γ>1，沿用Ligon和Schechter的设定取值，将γ的值设定为2。

将家庭效用函数表达为消费的函数，对于确定性等值消费的值(zce)，采用简单平均值法求得，即对所调查的国有林区524个职工家庭在2013年和2014年共1 048个消费支出数进行简单平均求得；对于EUi(ci)，采用简单平均法分别求出国有林区各个职工家庭在两年内的消费期望值。

确定性等值消费效用和期望效用值的确定都需要用到该家庭的消费额。与Ligon和Schechter仅用家庭食品消费作为家庭消费额来测度家庭脆弱性不同，本研究采用家庭消费总额进行测试。家庭消费额为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教育和文化方面消费、娱乐休闲消费、交通消费、通讯消费、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医疗保健消费、杂项商品和服务等10个方面的年度消费之和。这比仅用家庭食品支出来代表家庭消费支出更为合理。采用家庭消费额作为职工家庭脆弱性测度指标有其合理性，家庭消费的构成更加全面，更能准确测度职工家庭脆弱性。此外，消费额比收入波动小，更能反映一个时期内职工家庭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实地调研中收入数据与实际误差较大，调查对象有隐瞒收入的倾向。因此，采取消费额作为测度指标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1.3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最常用的Alpha信度系数来分析问卷的信度，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测量问卷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利用KMO和Bartlett’s检验方法对问卷可靠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总体的Cronbach’s Alpha可靠性系数为0.725，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各指标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值的取值范围是[0.679，0.789]，这表明从问卷中提取出的21个模型指标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和稳定性，无需删减；KMO值为0.784(当KMO值小于0.5时，结果不理想)，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的伴随概率为0.000，小于0.01，表明各变量间存在稳定的相关性。

2 结果与分析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人均消费额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额最低，仅为0.926 2万元，吉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额最高为1.146 6万元，可见吉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其他3个国有林区，其脆弱性程度将低于其他国有林区。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差距较大，这说明4个国有林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也说明整体上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问题较为突出。

表 3 脆弱性测度结果Table 3 Measure result of the vulnerability

东北国有林区524户职工家庭的脆弱性测度结果表明：脆弱性(Vi>0)的职工家庭共有174户，即在所调查的职工家庭样本中有33.21%的职工家庭处于脆弱性状态(表3)。说明在东北国有林区社会经济转型期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林区职工家庭抵抗外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冲击的能力不足或缺乏。通过对比东北四大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测度结果可知，在四大国有林区中，吉林国有林区脆弱性职工家庭所占比例最少，仅为25.33%；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7.01%，是四大国有林区中脆弱性职工家庭所占比例最多的林区，有将近一半的职工家庭具有脆弱性的表现；而内蒙古国有林区和大兴安岭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较为接近。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在四大国有林区中，吉林国有林区最早成功地进行了企业改制，政企有效地实现了主辅分离，并打造了自己优秀的林木加工产品的品牌，为林区其他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外部效应，促进了国有林区经济收入的提高，解决了国有林区就业问题，带动了国有林区经济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是指职工家庭在面对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变化时，自身的适应能力或抗击风险能力的不足或者缺乏，根据生计的理论内涵，将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具体表现划分为物质资本脆弱性、人力资本脆弱性和社会资本脆弱性3个维度，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家庭脆弱性的测度方法，用家庭消费总额作为测度家庭脆弱性的指标，应用2013年和2014年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调研数据，对职工家庭的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在抽样调查的524户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陷入脆弱性的比例达到33.21%，说明在国有林区转型发展期间，有将近1/3的林区职工家庭抵抗外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冲击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其中黑龙江省国有林区中脆弱性职工家庭所占比例最大，有将近一半的职工家庭具有脆弱性，是四大国有林区中脆弱性职工家庭所占比例最多的林区；吉林国有林区脆弱性职工家庭所占比例最少；而内蒙古国有林区和大兴安岭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的比例较为接近，介于吉林国有林区和黑龙江省国有林区之间。

3.2 建议

由于国有林区是由“生态—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复合而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各系统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这种脆弱性的长期持续演化，会有向国有林区企业和林区经济与生态系统扩散的趋势，引发这些系统向脆弱性的转化。因此，在国有林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及时采取措施缓解或者消除这种脆弱性。

就物质资本维度而言，一是政府要加大相关资金的投入，为林区职工家庭正常的生产生活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强化政策扶持，如为职工家庭林下经济产品提供最低收购价格保障，药物、种苗补贴等经济政策支持，以提高职工家庭自身经营能力，减小职工家庭脆弱性；三是培育和促进林区特色产业发展，优化林区产业结构，促进产精深加工产业发展，解决林区剩余劳动力，提高职工家庭收入。

就人力资本维度而言，一是要完善林区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林区职工家庭的自适应能力；二是要重视林区基础教育，提高林区整体文化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培育；三是加强对职工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的再就业能力，为职工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四是通过降低门槛，制定各种有利措施，吸引职工家庭人才回流和外来人才，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就社会资本维度而言，一是大力发展林业合作经济组织，聚集分散的经营主体，为脆弱性职工家庭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根本上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职工家庭利益最大化；二是加大基层技术服务机构设置，为林区职工家庭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其了解市场信息，促进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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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JY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572014DC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790218)

王玉芳(197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国有林区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电话)13633601508，(E-mail)1145880461@qq.com。

10.16832/j.cnki.1005-9709.2017.04.003

F326.273

A

1005-9709(2017)04-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