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明 李建坤

“八一”南昌起义前后朱德和他的讲武堂同学

■ 李晓明 李建坤

井冈山会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著名“八一”起义，为什么发生在江西省南昌市，而不是发生在别的省市呢？这大概是因为云南和江西有缘。在护国战争中，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就是江西人，并担任过江西省省长。作为李烈钧在讲武堂的学生和护国第二军老部下的朱培德，在北伐中率领由驻粤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军，成了江西战场的主力。攻克南昌后，朱培德升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并步他的教官兼长官李烈钧的后尘，担任了江西省省主席。他的继任者第三军军长王钧，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人，也都驻扎在江西。

江西一时成了北伐滇军的集结地，不少人曾经是朱德过去在云南时的老部下。朱培德、王钧、金汉鼎等人又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他们共同在这所军校里接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军事训练，并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参加过辛亥武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云南护国首义。正因为和这支部队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192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离开四川的朱德前去江西开展军运工作，这些讲武堂同学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予他很多帮助，为“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讲武堂学员叶剑英在紧要的危急关头，召开“小划子”会议，为贺龙、叶挺的部队脱离险境，及时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立下了大功。还有，三河坝战斗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余脉”，如果不是得到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另一个老同学、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鼎力相助，这支革命力量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也就很可能不会有以后的“湘南暴动”和“朱毛井冈山会师”。

从四川走向江西

1926年，正当轰轰烈烈北伐战争开展时，刚从莫斯科学习军事归来的共产党员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四川万县，争取杨森响应和支持北伐。杨森曾与朱德在云南护国第一军中共过事，又都是四川老乡，有一定旧谊，所以很欢迎他的到来。

杨森（1884—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县人。民国陆军上将。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队队长。护国战争爆发时任中校参谋，跟随蔡锷统领的第一军进击四川，与袁世凯部队作战。护法靖国时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川滇军阀混战开始后，他以“四川人不打四川人”举旗反正，被任命为川军第九师师长，驻万县一带，后成为四川军阀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

1922年，朱德和金汉鼎等人为逃避唐继尧的追杀来到四川时，受到杨森和川军总司令刘湘的“热情款待”。刘湘、杨森对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却没有一个字提到秋风落叶一般倒下去的士兵，没有一个字提到劳苦大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的前途”。[1]朱德等人感到非常失望，婉言谢绝了杨森、刘湘的盛情挽留，就这样毅然与军阀时代决裂了。

事隔4年后，朱德又一次在四川见到了杨森，“告诉他们今天世界上整个的形势，讲解三民主义，劝他加入国民党”。杨森见北伐军声势浩大，“才下决心加入了国民党”，“把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2]就任川鄂边际司令等职，由朱德任党代表。不久，北京国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毅，因身份暴露，遂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的介绍，来到杨森司令部工作。

这年8月底，英国商船在长江里疾驰，撞沉了杨森部队的3只木船，淹死多人，数十万银元军饷沉没。杨森很愤怒。朱德鼓励他采取强硬态度，要求英方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并扣留了“万通”“万县”号两艘商船。9月5日，英国军舰“柯克”“威警”号武力劫船，炮击万县市区，造成了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的惨案。朱德和陈毅敦促杨森截击和打退了英舰挑衅，并组织群众控诉英军的罪行，致使全国乃至海外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约于11月间，中共四川省委刘伯承等人发动和领导了顺庆、泸州起义，以推动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刘伯承也来到了杨森那里。杨森这时得知朱德、陈毅等人是共产党员，害怕他的部队被“赤化”，就以组织参观团到武汉国民党总部参观学习为名，于1926年12月底把朱德、陈毅“礼送”出境。

朱德离开四川后，中共中央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到江西去从事军运工作。

朱金二人再重逢

1927年初，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老同学、护国名将金汉鼎在江西重逢，阔别几年之后相见，无数往事齐涌心头，两人不禁感慨万千。

朱德在讲武堂结交的“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大概有十几个，如果按亲密程度排列，金汉鼎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

金汉鼎（1891—1967），字铸九，云南江川县人。民国陆军上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毕业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昆明“重九”起义。不仅与朱德同窗并结拜为拜把兄弟，还是患难之交。云南护国首义爆发后，金汉鼎和朱德同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率部入川，先后在叙府、纳溪、泸州等地与袁世凯北洋军作战，屡建战功，被晋升为护国第一军第二支队长，和朱德支队一直并肩作战，相互倚重，军锋所至，敌人无不望风披靡。在护国和护法战争中，金朱二人皆以骁勇善战驰名军中，和耿金汤、项铣在滇军中被誉为“四大金刚”，曾在四川叙府一带流传着“金朱支队惹不得”的民谣。

1921年，川滇陷入军阀混战中，金汉鼎、朱德随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滇，赶走唐继尧，宣布服从孙中山。不久，顾品珍就任孙中山任命的云南讨贼北伐军总司令，率部出发；金汉鼎被孙中山指定为云南省代省长。1922年，唐继尧复辟回滇后，金汉鼎、朱德等人逃出昆明，本想南走缅甸，不料途中守军叛顾投唐，无奈之下，只好改走四川，一路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进入杨森的防区后才算脱离了危险。金汉鼎、朱德等人婉言谢绝了杨森、刘湘许以高官厚禄的挽留，又离开四川，直奔上海，在法租界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夫人宋庆龄也在座。那时孙中山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见他们到来，十分高兴。朱德回忆说：“我对孙先生的印象很好”，“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孙中山希望他们重返滇军，并支付军费10万元，要他们到广西整编滇军旧部，共同讨伐陈炯明。当孙中山听说朱德想出国留学，便叫他去美国。[3]

朱德在上海还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于是满怀热情地申请加入成立不久的中共党组织，陈独秀却“冷落地看着来客”拒绝了他。朱德这时已从工农大众身上看到了救国的希望，认清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便和好友孙炳文决意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的革命真理，没有答应孙中山。金汉鼎则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最后去到广东。朱德临行前，金汉鼎以旅费资助，这对在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学友情和战友情的兄弟，就此分手。

1926年，金汉鼎任第三军独立十六师师长参加北伐，打败吴佩孚精锐夏斗寅旅，部队扩编后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身份率部进驻江西九江并兼赣北警备司令。金朱二人相隔5年后又在江西相见，友情依然如初。金汉鼎急切地向他打听出洋留学的经历，朱德娓娓讲述了在马克思故乡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习生活与见闻，将他带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中，使之耳目一新，感到从未有过的奇妙和冲动。

朱德在谈到中国的出路时说：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要革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想利用一个军阀打到另一个军阀，中国革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朱德的介绍和交谈，金汉鼎虽不全懂也不甚理解，但让他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老同学“志在高远”的抱负，深得启发和感染，使他们感情更笃，也为金汉鼎在南昌起义前后同中共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模范二朱”南昌合作

朱德在江西见到的另一个讲武堂老同学，乃是朱培德。

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云南禄丰县人。民国一级陆军上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毕业生。“同盟会”会员。与朱德既是同学又是好友。在讲武堂时，他们皆因品学兼优，凡是有上级或外宾到校检查参观，多由他们出面指挥表演，时有“模范二朱”的称誉，很受其他同学羡慕。二朱不仅姓名仅一字之差，性格也很相近。一不留神就会弄混。相传大革命时期，一家报纸介绍朱培德时结果误把朱德介绍了一番。

二朱共同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昆明“重九”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朱德跟随蔡锷进攻四川，朱培德则跟随李烈钧进攻广东，二朱从此天各一方。

在广东，朱培德坚定不移地追随孙中山先生，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他先后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镇压商团军暴乱等战斗，战功卓著，逐次从营长升为团长、旅长、师长、驻粤滇军总司令、广州民国军政府大本营拱卫军司令兼参军长，代理军政部长等职，当时尚未发迹的蒋介石见了他也都客客气气的。后来平定杨希闵叛乱，朱培德收编了不少杨希闵部的云南籍官兵，实力大力扩充。北伐开始前夕，朱培德的驻粤滇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任军长，赫然与蒋介石、程潜、谭延闿、李宗仁、李济深、唐生智等其他7个北伐军军长成了“一字并排王”，一跃而为客籍滇军中的最高人物。

当时，在黄埔军校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教官的中共党员、云南祥云县人王德三受周恩来的指派，前往广州大沙头为第三军举办了一期政治干训班，学员全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求学的云南籍进步青年学生。很多共产党员常到干训班讲课。北伐开始后，一部分学员进入第三军任政治骨干，另一部分学员在王德三带领下遵照周恩来指示，回到云南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开展省内斗争，从此第三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说到这里，不能不讲讲朱培德与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罗炳辉的关系。1921年，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从云南流亡香港时，罗炳辉作为副官随行，由于对唐继尧的失望，1922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被编入滇军朱培德部的将校队任交通组副组长。这年8月29日，在粤北讨伐陈炯明的滇军，不知不觉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担任侦察和联络任务的罗炳辉深知情况非常危急，必须立即通知滇军突围。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跋山涉水，奔跑了200多华里，终于赶到滇军总司令部，来不及说明情况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抢救苏醒后，罗炳辉向朱培德报告了敌我态势的详情，朱培德问讯大惊失色，急令部队马上北撤。事后证明，此次突围再延误一小时，滇军就会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全军将士莫不咋舌呼险。朱培德流着眼泪说：“是罗炳辉救了滇军！”他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罗炳辉，派专人将罗炳辉送到湖南道州养伤，并将他提升为少校警卫营营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罗炳辉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营长，在逼近南昌时，他率部首攻牛行车站。在激烈的战斗中，罗炳辉的一营人最后只剩下80多人，身先士卒的罗炳辉也受了伤，遍体浸透了自己和敌人的鲜血。

罗炳辉在北伐中勇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有人密告他是“共产党”，但朱培德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1928年的“陆军编遣运动”中，把他编遣了之。

从朱培德与罗炳辉的关系可以窥见他对中共的态度。第三军攻克南昌后，作为军长的朱培德以连战皆捷的“北伐骁将”，被委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统率第三、第九两个军，第三军军长由王钧接任。

王钧（1891—1936），字治平，云南昆明市人。民国陆军中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毕业生。“同盟会”会员。1911年参加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同年11月随滇军第一梯团参加援川战斗，以功晋升连长。1915年护国军兴，任云南护国第二军第二梯团营长，进击两广，历任团长、旅长。北伐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以攻克南昌首功升任副军长、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

当被称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模范二朱”在南昌见面后，两位老同学自有说不完的话。鉴于第三军在江西战场损失很大，进入南昌后部队进行了补充，但下级军官和军士素质很低，朱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并按照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1927年3月5日，朱培德在江西讲武堂旧址开办军官教导团，任命朱德为第三军总参议兼教导团团长。蒋介石和李烈钧出席了教导团开学典礼。蒋介石还发表了冠冕堂皇的讲话，他说第三军追随孙总理，有着光荣的历史，此次北伐也很努力，并希望学员们在朱团长的教导下好好学习等等。朱德任军官教导团长后，一切教育工作，均采取新的方法进行，不仅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同时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在培养的1600多名学员中，共产党员达到了几百人之多。这个军官教导团实际成为了中共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朱德在南昌到起义前“几个月的功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同时在（南昌）外面各县里头，群众运动，工农运动，也都打下了基础”。[4]

1927年4月初，国民党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他在就任省主席的当天，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这样，朱德一手抓到了教导团的军权，一手抓住了地方治安警权。他利用南昌公安局长的身份，率领教导团学员和工人纠察队攻打蒋介石特务组织AB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和驱逐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7人，在白色恐怖日趋迫近的情况下，保护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嚣张气焰，为南昌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

朱德继续受“礼待”

对老同学朱德在南昌的革命行动，朱培德采取的是不反对的“中立”态度，而且对朱德一般还不错，甚至给予了支持，这时又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群众运动高涨，南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革命形势。1927年3月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来到南昌，就住在朱德的花园角2号寓所。他利用两天时间写了一篇《请看今日蒋介石》的檄文，尖锐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朱德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他看了后要郭沫若赶快发表。朱培德居然也在军中印发了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及邓演达的《要怎样打倒蒋介石》，并在南昌城掀起了反蒋运动。

南昌大旅社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迫于蒋介石的压力，6月6日，朱培德对第三军中的140余名共产党员每人发放了路费后，命令将他们全部“礼送”出境至武汉，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屠杀。而值得庆幸的是，朱德未被列入“礼送”名单。这大概是朱培德因为朱德的才智、人品和威望令他深感信任，他更念朱德10多年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与自己结下的同学情谊吧。

虽然“模范二朱”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历史发生巨变的关键时刻，朱培德没有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并能一如既往地“礼待”朱德，为他继续能以合法身份留下来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帮助。

金汉鼎将二十八师交给中共率领

1927年7月15日，蒋、汪合流后，白色恐怖迅速向南昌蔓延过来，“党的很多机关都立刻隐蔽起来了”，朱德也“被朱培德‘欢送出境’”，处境十分危险。金汉鼎不禁为他的安全忧心忡忡。为了掩护朱德等人脱险，金汉鼎挺身而出，亲自把他们接到九江护送上庐山牯岭避难，并派专人到南昌将朱德的家人接上庐山，由自己的夫人王懿清相陪伴，直到他们全部平安离开九江为止。

1927年7月20日，朱德到武汉后，马上向周恩来介绍了自己在江西利用滇军旧部和讲武堂同学的老关系从事军运工作的情况，提出起义和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在江西发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革命的主张。21日，朱德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南昌，穿梭于军队骨干之中，利用各种关系，了解南昌市及周围地区兵力部署的情况，精心绘制出标明军事要点的南昌市区图，并掩护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于27日前陆续到达，在南昌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时，金汉鼎出于大义，毅然将第九军韦杵之第二十八师交给中共率领。

韦杵（1883—1952），字降魔，贵州安龙县人。布依族。民国陆军少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员。参加“重九”起义，护国讨袁。北伐时任第三军第八师副师长，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和朱德相识已久，甚为仰慕。南昌起义前夕，被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为第九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因驻地较远，韦杵未能赶来起义，朱德即被委派为第九军军长。韦杵后来因为参加福建事变被国民党通缉，逃回云南。抗战时任第五十八军新十二师第二旅旅长、副师长等职，参加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云南解放后任省人民政府参事。

叶剑英经济召开“小划子”会议

在南昌起义紧锣密鼓准备的关键时刻，中共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从始至终没有去过南昌，但却为南昌起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人就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兵科毕业生叶剑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做好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参座”（叶剑英任第四军少将参谋长后到广州起义前，一直被视为张发奎的“参座”），于1927年7月来到九江。

这时，中共秘密酝酿的南昌起义，似乎已被汪精卫察觉。7月下旬的一天，他偷偷上了庐山，立即召集会议，秘密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山开会，准备将他们一举抓获，并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重兵对其加以“剿灭”。

参加了汪精卫这次会议的叶剑英，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到烟水亭雇了一只小船，在甘棠湖中紧急磋商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命令集中德安，而是从牛行车站开往南昌去；第三，先将火车皮交给叶挺部队，叶挺部队第二天立即开拔，贺龙部队第三天行动。

叶剑英在紧急关头召集的这次会议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为南昌起义立下了大功，使汪精卫的阴谋化为了乌有。当“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飞向大江南北，消息传来，叶剑英分外高兴和激动。

1927年12月，叶剑英参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⑤

“八一”南昌起义

经过最后的紧张准备工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挽救中国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凌晨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南昌起义，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人领导的3万多北伐革命军，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横扫守敌，天亮后占领了南昌城。

因为南昌起义作为大革命失败后，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组织了政权，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坚持国民革命，“在军事上算是一个很大的胜利”，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从此，8月1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一天，也应该记住朱德的讲武堂同学和滇军旧部对南昌武装起义给予的帮助。

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昆明市政协文史委顾问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