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忠

[摘  要]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随着我们党的不断成熟而产生的。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目前为止，比较集中讲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核心”的确立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的形成，一个新的领袖人物的产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

[关键词]核心;治国理政;领导集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14-06

在我们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党的领导核心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笔者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目前为止，比较集中讲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遵义会议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5-1938年）

应该说，核心并不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有的，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哪个人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我们党的不断成熟而产生的。

这个时期集中讲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确立展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战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具体讲就是围绕着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领袖地位、核心地位而展开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多年间，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主要领导者换了几任，从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到王明、博古等，不是犯右倾主义错误，就是犯左倾主义错误，导致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力量几乎百分之百损失，最后不得不被迫长征。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尤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这种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开始转变，到1938年的黨的六届六中全会才正式形成比较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与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形成并确立的。毛泽东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非凡的理论创新成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最终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这期间，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都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比如，遵义会议前后有两次重要谈话，对确立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遵义会议前“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边境的“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行常委重新分工时，大家都希望毛泽东来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力荐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自己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并“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这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重大变动。从此，毛泽东就对红军有了直接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这次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决心“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次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是怎样形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此外，毛泽东后来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与党内两次重要斗争也密切相关。

一次是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本来是件很好的事，但谁也没有想到，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向党闹独立，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张国焘的目的就是想取得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进而做全党的领袖、核心。当时张闻天曾提出把党的总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毛泽东说不行，这个位置不能让。为了大局，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了出来。后来，朱德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中也做出了特殊贡献。

毛泽东在长征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被越来越多的将士所信服所接受。它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而且还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2月7日，中革军委在陕北保安对领导人进行了重大调整，组成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2]的新的中革军委。至此，毛泽东担任了中革军委主席，才从职务上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统帅。

另一次是到了延安后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这次斗争具体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总的来看，由于王明当时的特殊身份，在他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最初几个月中，在党内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而毛泽东则处于劣势地位。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随着任弼时去苏联当面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我们党内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随着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表达，王明与毛泽东的地位及影响起了大的变化。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谈话时明确地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3]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9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穴以下简称《决议案》？雪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4]

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9月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就是因为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擾，充分肯定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从此，毛泽东真正负起党的全面领导责任，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这个阶段包括后来的整个延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本人直接讲领导核心问题，从现在看到的史料，实际上并不很多。但有几次讲得很到位。

比如：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芽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何谓“一国三公”，就是指一个国家如果有三个主持政事的人，那么人民又该听从谁的？芽反对“一国三公”的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好事、办大事、走对路。

1954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讲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年5月25日，在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际上是毛泽东最早提出“领导核心”的概念，最早提出建立领导核心的要求。当然毛泽东提出“领导核心”概念的内涵也是丰富的、多样的。

第二个时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至十三届七中全会（1989.1-1990.12）

这个时期集中讲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主要是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直接目的是为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稳定，继续改革开放的路线。

邓小平晚年以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建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讲核心问题最多的领导人。从1989年到1994年，至少有7次直接讲到核心问题，比较集中讲是1989年和1990年这两年，这两年中又比较集中在1989年5月和6月间。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这里重点介绍这两次邓小平关于领导核心的思想，这两次讲话都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

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89年6月初国内发生了一场国外普遍关注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央主要领导发生变更。我们党处于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阶段。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际？熏邓小平于5月31日和6月16日，也就是在政治风波之前与之后两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而且集中讲领导核心问题。

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收录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这次谈话的主要精神如下：

“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5]298

“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5]298-299

“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5]299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5]301

时隔半个月，即6月16日，也就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就这一重大问题再次发表谈话，收录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文中。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5]309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5]3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5]309

“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5]310

“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5]310

邓小平最后的结论是：“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5]310

综观邓小平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虽然他认为党的领导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但核心思想是强调党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领导核心。今天回顾邓小平和当时的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确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应该说意义重大而且富有远见卓识。保持了国家的大局稳定，保持了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执行，与当时的苏东剧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至今（2016年-）

这个时期集中讲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主要是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直接目的就是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更好地完成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时期提出党的领导核心背景，与前两个时期有所不同。

从国内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好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是难啃的骨头，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所以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

从国际上来说，中华民族正处于“三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即“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可以说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

这些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坚强智慧的领导集体，特别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核心，带领党和人民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个时期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形式，也与前两个时期有所不同。它是通过中央全会确立的，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表明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也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这次以全会的形式确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可以说是六中全会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意义非同寻常，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一定会不断证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郑重选择，不仅将造福中国，而且将影响世界。

当然在党的六中全会之前，即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己经提出核心问题。会议主要议题是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这次会议是在政治局层面首次提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从2016年1月到目前，“核心意识”、“领导核心”等，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话语。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与介绍，可以明确党的“领导核心”的提法实际上具有三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整体上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二重含义是指中共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对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三重含义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核心领导层，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人民满意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现在所讲领导核心主要是指的第三重含义，就是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这是需要十分清楚的。所谓“维护核心”，指的也是这个含义。

从我们党历史上几次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看，“核心”代表着什么？确立核心又意味着什么呢？

核心，从词义上来讲，就事物之间的关系说，核心就是事物的中心、主要部分的意思。从政治的角度讲，我理解核心就是掌舵人、主心骨。一般地或形象地說，“核心”就是“头儿”，或者叫“一把手”。古今中外历史表明，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有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从我们党历史上几次确立的领导核心看，它有多重意味。

一是“核心”的确立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在今年7·26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算起到本世纪中叶，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大体上要完成三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即中国要站起来、要富起来、要强起来，与之相适应的大体上要经历三个30年左右的时间。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9年，第一个30年我们经过艰苦奋斗站稳了脚跟，完成了站起来的任务。从1980年到2012年，第二个30年我们经过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十几亿人总体进入小康，基本上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从2013年到2049年的第三个30年期间，我们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就是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其本质就是实现中国强起来的任务。这三个阶段虽然相互联系，但解决的中心任务毕竟不完全相同，侧重点不一样。新的历史阶段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强起来。相比较来说，过去的30年，更多的是怎么样走向世界，怎样融入国际社会。以后的30多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怎样引领国际社会，怎样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的方案，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正如有海外学者指出，习近平考虑的不是仅仅他执政时期的问题，而是中国后30多年的问题，应该说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新一代领导人，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思考的大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怎样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即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二是把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带入下一个百年，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三是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怎样更好更快的实现。一切工作布局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战略问题展开的。

二是“核心”的确立意味着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的形成。党的领导核心的产生，往往标志着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的形成。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路线。比如说，站起来，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基本可以做到。富起来，仅有饭吃就不够了，就要吃的好一些、穿的好一些、住的好一些。强起来，要求就更高一些，要有硬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段分别提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军事强国等。强起来，不仅要求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要强，还要求有，包括制度、体制、文化、廉政指数、国民素质等方面的软实力要强起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融入世界，而且要引领世界，要走在世界前列。所以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发展要求，不同的发展路径，一句话，要有新的发展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条新的发展路线，集中表现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全面发展的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具体表现为：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前提下，以“四个全面战略”为布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两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条发展路线与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路线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创新，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和相对的独立性。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特点，我概括了四句话16个字：以正驱邪、以全纠偏、以深补浅、以奇制凡。

三是“核心”的确立意味着一个新的领袖人物的产生。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标志着新的领袖人物的产生。我们党的历史上当过领导者的人物不少，但真正能够称得上领袖式的人物屈指可数。毛泽东之前的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当过领导或者行使过领导权，但没有一个称得上领袖人物的，向忠发就更不用讲了最后发展到变节叛变。从我们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看，领袖的本质特征是能够指出一条道路、具有战略洞见、完成或提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使命任务，并提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且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东西。领袖往往是在实践斗争中产生的，解决了历史赋予他的时代课题，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方向和旗帜。核心地位，实际上就是承认领袖地位。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出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平凡五年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卓越的领导能力、深厚的为民情怀，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衷心爱戴和拥护。明确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名副其实。

四是“核心”的确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往往标志着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的创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产生过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同志。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两代领导核心的历史作用是直接相对应的，也与两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的解决相适应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然有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时代课题要完成，客观上需要一种新思想理论的创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历史性飞跃。笔者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便是实现这次飞跃的理论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顽强的意志品质、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以大视野谋划未来、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大手笔运筹国际国内，带领全党上下砥砺前行，解决了很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做成了很多过去认为做不了的事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气魄之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之深、全面依法治国部署之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决心之坚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所创造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是历史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它必然有思想理论上的新飞跃相伴随、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50.

[2]周恩来传（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97.

[3]徐则浩.王稼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0.

[4]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996.515.

[5]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