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得宝 路日亮

[摘  要]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探索同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这一新路径出发，马克思考察了人类历史并得出了以下新景象：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是个体依附于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相互敌对的社会;而资本主义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两者关系实现统一的社会。这一问题在历史的和地理的维度、实践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维度以及价值批判的维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个体;共同体;马克思;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A8;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04-07

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有关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思想，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不仅在其众多的宏伟巨著中多次论及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很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也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马克思研究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构建其共同体思想，而是因为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思想是其考察人类发展历史的重要范疇。从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探索同其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早期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与其唯物史观思想的创立是紧密结合的。在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诸多环节中都体现着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探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正是在对国家等“虚幻共同体”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这促使他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历史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青年马克思摘抄了其阅读的大量关于欧美各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在这些摘抄和注释中，马克思对财产所有制、国家、阶级和人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对所有制的产生、不同所有制形式与社会关系的联系、所有制对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的思索都涉及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在结合《克罗茨纳赫笔记》整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系统批判，而这一批判就是以马克思对个体和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思考为基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对货币、资本、私有制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在这其中，马克思对货币和资本的研究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深入考察，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分析则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的考察，而马克思对私有制的考察则是对共同体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的分析。在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概念，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视角阐释了共同体对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将人类的未来寄希望于真正的共同体中并向全世界宣告。在唯物史观的诞生时期，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的重要观点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谈论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时不是单纯的研究这一问题，而是为其理论的根本目标服务的。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中期，其唯物史观思想日臻完善。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思想继续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析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的批判，而马克思对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考察也渗透于这一批判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货币对人的异化统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人屈服于物的力量这一物化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批判，这一批判过程正是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和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呈现敌对关系论述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必然。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态进行了探究，在题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著述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自然共同体划分为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共同体这三类，并对这三类不同共同体形式的特征表现和发展进程进行了考察。在考察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范畴是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以自然共同体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解体的过程。我们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没有仅仅局限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他在这一时期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证也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晚年的马克思继续通过《资本论》的创作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并依据现实社会的新情况继续完善其唯物史观思想。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在作为唯物史观诞生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是针对欧洲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状况进行研究，对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尤其是古代社会则缺乏探索，我们不得不认为马克思这段时期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诞生的唯物史观思想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研究范畴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在晚年先是对古代社会加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摘录了摩尔根、梅恩、菲尔、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等人的著述，对古代社会的氏族问题、婚姻制度、私有制的诞生以及国家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完善了其唯物史观思想中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方面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在时间层面对唯物史观思想的补充。另外，马克思还将视角投向东方，通过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的著作的摘抄和研究，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公社问题进行了探索。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就在于东方社会处于以农村公社为代表的自然的共同体的影响下。在研究东方社会氏族和血缘关系问题时，原始族群这一人类共同体的早期形式也就进入了马克思的研究范围。同时，晚年马克思提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正反映出他试图通过利用农村公社这一共同体的具体形式的可贵之处来促使俄国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也促使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这一共同体具体形式加以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说，马克思并不是孤立的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进行探索，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一方面是与其唯物史观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始终蕴含在其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过程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进行上述理论探索时并不是为了给个体或共同体下一个定义，而是为了探究在何种共同体条件下个体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个体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从来都不认为仅靠个体自身就能够实现其发展，马克思始终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个体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共同体的力量，个体才能获得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共同体形式都能够最终促进个体的发展，马克思所要探究的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条件下，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呈现出怎样的形态，以及这些不同的关系形态对于个体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有着何种影响。这是马克思在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目标，这一过程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克思深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确证。

二、马克思运用个体与共同体关系范畴考察得出的人类历史发展新景象

马克思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具体考察了人类历史的变迁，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从人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三形态论”，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正确认识。但纵观学界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上述两种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范畴关注较多，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范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个体与共同体关系范畴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一把新钥匙，马克思在运用这把新钥匙打开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门后看到了如下新景象：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是个体依附于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相互敌对的社会;而资本主义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两者关系实现统一的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范畴就是得出这一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景象的重要出发点。

1.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是个体依附于共同体的社会

马克思用Gemeinwesen一词来指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即自然共同体，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清司曾对马克思考察自然共同体的目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对自然共同体加以分析和反省是一种历史回溯，是“对‘封建的、古代的、东方的经济状态作出批判的反省，并以这一反省为中介对市民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作出历史的批判的说明。”[1]264-265

马克思将自然共同体区分为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这一划分主要是以三者所在的不同地域为根据，亚细亚共同体以东方社会为发端，古典古代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则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别发端于欧洲南部社会和欧洲北部社会，不同地域的相异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了每一种共同体形式的特征。在这三种自然共同体中，个体始终无法获得独立的自由，个体始终依附于共同体。

亚细亚共同体诞生于生产力尚未得到初步发展的人类历史早期。当时的人类无法靠个人薄弱的力量来抵御来自大自然的危害和其他人类族群的入侵，只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29。这一联合力量最初的表现是家庭和部落，并且要通过不断迁徙的方式来获取新的生活资料。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存方式也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轉为定居式，这一生存形式的变化促使人们得以占有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这时，个体只有依附于共同体才能获得生产资料。马克思将亚细亚共同体的主体结构分为个体、小的共同体和“总和的统一体”，并进而指出“凌驾于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3]467这个“总和的统一体”是财产的实际占有者，个体虽可以占有土地，但绝不是真正的私有者，生产获得的剩余也要上交给上级的统治者，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使得个体被淹没于共同体之中。

在古典古代共同体中，个体依附于共同体的程度有所降低，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再像亚细亚共同体那样只属于“总和的统一体”，而是出现了土地私有的现象。马克思指出“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已经建立的居住地。”[4]469，个体在此时作为家庭等小共同体的成员，在城市中的土地上工作。个体虽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个体自由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只有以共同体为媒介才能够占有生产资料，“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4]471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从事生产劳动是为了共同体的繁荣兴旺，而不是为了自己财富的增加。在古典古代共同体中，个体的住所所在地出现了近代城市的雏形。当时的不同共同体之间征战频繁，这种城市是由军事组织演变而来的，战争到来时，在城市中居住的个体可以快速的集合从而投入战斗，所以在这种雏形化形态的城市中并没有诞生出独立的工商业和手工业。

共同体与上述两种形式的共同体相比，日耳曼在形式上则较为松散，它不再具有往昔集合体的那种严密的组织结构，而主要存在于各个独立的个体的集会中。望月清司认为日耳曼共同体已经经历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成为“城乡对立”的母体，这是因为在日耳曼共同体下，各个独立的家庭不必依靠以共同体为媒介就可以维持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家庭不仅可以占有出现的剩余产品，还可以进行交换。在这种形式的共同体中，个体占有财产不再以共同体为中介，虽然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也存在着公有的土地，但马克思指出此时的公有土地只是对个人占有的财产的补充，只有在它面对其他部落的侵犯并被人们当作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护时才能称其为财产。[4]475此时，个体成员占有和利用财产不再以共同体为媒介，个体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但必须明确的是，日耳曼共同体中的个人所有制只是原始的、不完善的形态，是建立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和建立在高水平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个体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所有制还有极大的差距，因此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个体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于共同体中。

马克思通过分析认为，自然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根基、以土地资源为物质基础的共同体形式，他认为这是自然共同体的两大突出的特征。具体来说，第一，自然共同体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它是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马克思曾指出：“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或部落的联合。”[5]472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自然共同体主要表现为家庭或者部落的形式，而家庭和部落毫无疑问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也就意味着自然共同体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还分析了自然共同体之所以建立在血缘共同性的纽带之上的原因。首先，人类的这一群体的聚合方式是继承自动物祖先的。并不只是人类才会通过血缘关系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事实上，很多群居性动物也是如此，人类继承了动物祖先的这一聚合方式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这一聚合方式进行改造，这就是人类自然共同体形成的人类学起点。另外，人类的自然共同体的诞生之所以以血缘关系为根基还在于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虽然人类承继自动物祖先的聚合特征使得血缘关系成为人类自然共同体诞生的重要原因，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尚不发达。马克思认为，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人类在这一时期主要从事的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代表的自然生产活动，其目的是满足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种低水平的自然生产活动自然也就无法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6]30欠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也就决定了人类只能采取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方式组合成自然共同体。

自然共同体的第二大特征就在于它的存在是以土地资源为物质基础的。在这里，作为共同体物质基础的“土地”一词应按照其原始词义来理解，即为共同体内个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大地。土地对于人类而言首先是一座获取和贮存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巨大仓库，人们在开展劳动活动之前，将其视为自然赐予的劳动活动的前提而加以占有。不过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土地的功能远不止于此，附着于土地之上动植物是人类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工具和原材料的来源，这是人类原始劳动手段和生产过程诞生的条件。马克思称土地不仅是人类的“大实验场”，还是一个“武库”，人类用来完成投、打、刺等手段的原始武器也都取材自土地。人类以血缘关系为根基聚合起来的共同体只有建立在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仓库、劳动工具和武器的土地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共同体自身和内在个体的进一步发展。

2.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體相互敌对的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以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为前提的，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之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4]105在自然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依赖程度主要取决于血缘关系，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关系由之前以使用价值为主导转化为以交换价值也就是货币为主导，这一转化使原来共同体中个体成员消费的生产资料进入了交换市场，一无所有的个体成员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时候，货币“一方面能够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的劳动本身。”[4]491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共同体，货币作为一个大写的“他者”深深的嵌入人们的生活。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形式的虚幻性：

第一，马克思批判了在共同体形式的表象下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因为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在表面上看是合法的，而这种合法性也让人容易相信接受国家的统治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以共同体的形式存续了下来。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以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从而使得人们被其外观上的形式所迷惑，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幻性。马克思进而指出，无论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自己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的虚假外衣多么华丽，其始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其内在本质终究是虚幻的共同体。

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幻性还表现在人的生活的虚幻性。尽管人们在共同体中将自己视为社会存在物，但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体的生活是无比抽象和虚幻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共同体是个体得以成长发展的中介，但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想要谋求全面的发展并不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隶属于阶级，个体的发展也是由阶级决定的，表面上看个体成员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是自由的，但个体隶属于何等阶级是预先就被确定的，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在货币的逻辑统治全社会的情况下，“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7]120很显然，这一共同体并不能使个体得到全面发展。二是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的活动不是自主的、有个性差别的活动。在阶级分化越发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交换价值而被固定在某个特殊的范围，“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8]85个体为了谋生就只能继续的从事着这一职业，在此时，个体的活动不是他们自愿的和自主的活动，而是异己的。“只有在人类的一切种类的劳动都成为自主活动的一部分，同时又在自主活动的总体中维持着各种活动的实际差别（历史地形成的差别）时，自由王国才开始真实地出现。”[9]334

马克思还着重从分工的角度考察了虚幻共同体的形成路径，分工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确立，也使得原本隶属于共同体的家庭摆脱了共同体的约束，能够独立的从事满足特殊利益的生产，这也就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离与对立，“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8]84此时的共同体的主要代表着共同利益，但其虚假性就在于其号称自己是共同利益的真正代表，但这种共同利益只是少数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虚幻的程度达到了最高点，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虚伪的号称维护共同利益而已，其本质终究是为了维护属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马克思称它是“新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同体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必然会危害到个体的利益，从而引发个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导致个体与共同体处于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

3.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实现统一的社会

在上述自然共同体和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个体自由受到了压制，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也日渐紧张。马克思指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119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个体与共同体才能实现统一。

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过程。虚幻的共同体的产生是由分工和私有制导致的，因此要想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必须通过消灭现存的私有制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路径，消灭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得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体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彰显，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自愿的从事不同种类的个性活动，人们从事的职业不再仅仅是求得温饱的谋生手段，马克思生动的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85此外，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了统一，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下，特殊利益的存在基础已经荡然无存，共同体维护的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呈现了新的局面。首先，个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是现实意义上的主体。在自然共同体中，个体被共同体所湮没，没有独立和自由可言;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依然无法享有独立自主的活动;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不仅获得了独立的自由，还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共同体在此时不仅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存在，还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只有这样的共同体才能进一步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另外，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实现了现实的具体的统一。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不再是敌对的力量，个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同体的目标，个体也只有在共同体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的享有自由，个体和共同体互相依赖，个体在共同体中保有并发展着自己的个性，享有出于自己的爱好选择职业的自由，共同体则既保障了个体的自由，又避免对个体的压迫性干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张弛有度，呈现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的状态。

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归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脱离人的独立的实体，而是为了给人的自由和解放找到一条可行的现实路径。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马克思所描述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论定位是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性共同体。构建一种完善的共同体形式不是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问题进行探究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在这一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对于真正的共同体的理论界定是社会共同体，而不同于以往在虚幻的国家形式束缚下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人类若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消灭私有制，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是无法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在这种意义上看，马克思论述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传统语境下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而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共同体。

第二，马克思所描述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同以往虚幻的共同体不同，真正的共同体是由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个人联合而成的，同时，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才能获得自由。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共同体不可能在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民族内就能实现，而应该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应当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过程。

三、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是在其探索社会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中形成的，在他看来，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一直贯穿其中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现实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模式。我们应当用具体的和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这也就构成了马克思考察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不同的价值维度。

第一，从历史和地理的维度出发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思想蕴含着历史的进展和空间的转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考察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进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这一问题。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依次探究了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共同体形式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这一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彰显和理论确证。

在用历史的维度考察个体与共同体关系之外，马克思还运用空间的维度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凸显，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讨论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城市与乡村在空間上的对立。他认为在私有制的现实条件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化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分离，出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从而使得乡村处于资本的边缘，城市战胜了乡村，乡村依附于城市，而消除城乡之间这种利益的隔阂与对立正是共同体的重要目的。另外，在考察自然的共同体时，马克思特别提及了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这三种不同的形式，这三种形式的划分正是基于三者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因地理位置所形成的不同的自然条件。

第二，从实践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维度出发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思想是以实践为出发点和价值旨归的，是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逻辑推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建立正是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8]71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虽然个体与共同体处于敌对的状态，但这一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基础之上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而在解决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不仅如此，人类在追求人类的解放即由虚幻的共同体转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只有通过现实的和实践的手段才能够实现，“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8]7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考察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性判断。

在马克思考察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那就是唯物辩证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创造性的运用黑格尔的异化思想，透析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样态，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将虚幻共同体的形成与人的异化问题结合在一起来探究。他指出：“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10]273-274正是这一异己的力量对人们的统治使得人们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生存条件，由此引发的个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也就使虚幻共同体的产生成为必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认为在虚幻的共同体中内在的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这种萌芽最终将成为共产主义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社会现实，马克思称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唯物辩证法同样有着成功的逻辑推演，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正是这一推演的理论确证。

第三，从价值批判的维度出发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探究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时合理的运用了批判性思维，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性，马克思在分析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时也运用了价值批判的方法。马克思先是对虚幻的共同体所代表特殊利益的阶级本质进行了批判，虚幻的共同体只是代表了少数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对于广大的被统治阶级来说，它是一种新的桎梏。另外，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资本作为异己的力量对人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是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可言的，个体只能屈从于物的力量而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真正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的根本矛盾，才能够超越虚幻的共同体阶段，进入使人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

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是为了实现对共产主义的建构，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虚幻的共同体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揭示了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相统一的现实路径。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阶级统治才能消除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而若想达到消灭阶级统治的目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到那时，自由的个体才能充分占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个体的劳动也不再是异化劳动，而是自由自觉的劳动。

参考文献：

[1][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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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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