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慧元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背景、现状及发展建议

秦慧元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我国不仅在国家层面上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同样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也面临着减排的压力。为了缓解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变我国高排放、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发展路径，建立成熟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迫在眉睫。文章介绍了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借鉴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先进理念及建设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相关建议。

碳排放权；碳交易市场；温室气体

引言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保持了长期高效稳定的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我国在1978～2015年之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6.93%（以2000年作为基准年）。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依托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体，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在不断增加。事实上，我国在2006年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1]。据BP公司最新出版的2016年《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表明，201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为3014.0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23%和全球净增长的34%；并且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体，石油、天然气相对匮乏，受目前技术经济条件及能源消费习惯，煤炭仍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导燃料，2015年煤炭消费占到总能源消费的6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资源现状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势必伴随着持续的高污染与高碳排放问题。根据BP公司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为9153.9百万吨，占世界CO2排放量的27.3%[2]。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必将会承受国际社会更多的减排压力，并面临着国内居民由于环境恶化导致的公共健康威胁。在国内环境恶化和国际气候谈判的双重压力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政府在国际上做出了一系列负责任的承诺，先后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9月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于2016年9月G20峰会期间，我国向联合国递交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批准文书。这些具体行动在国际上不仅说明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且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诚意和决心。在国内，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低碳减排政策，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目前，具有针对性的缩减碳排放机制中，碳税和碳交易是最主要的措施。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2016年3月，我国政府公布不单独设立碳税，把碳税安排在目前准备的环境税或资源税等税种里作为一个税款。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并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减排成效看，碳税是企业在采取节能减排技术措施的同时，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新增碳税的成本转嫁给下游消费者，导致碳税只能增加财政收入而不能对排放形成有效约束。碳交易则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气候问题，这一机制使排污权能够在市场中流通，碳减排不再只是单方面增加运营成本，它还能够创造获取利益的机会，碳交易的参与者可以通过碳减排，节省碳排放限额，然后在碳交易市场上将其出售获利。对于企业来说，这样会使之更有动力去发展低碳技术和开展节能减排项目[3]。

1 碳交易及国际碳交易发展

1.1 碳交易概念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CO2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1997年12月在日本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将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CO2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CO2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定义，温室气体为大气的环境下可以吸收红外线辐射的气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人类活动排放的主要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CO2）约占76%，其次是甲烷（CH4）约占16%，氧化亚氮约占6%和含氟气体（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约占2%。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CO2为最大宗，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4]。

1.2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

为控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进行了漫长而艰巨的谈判，先后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公约。目前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是由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限制各缔约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且针对减排目标所提出的三种交易机制：排放贸易（ET）、联合履约（JI）与清洁发展机制（CDM）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不同的交易对象，国际碳市场可分为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为主要形式）和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排放贸易为主要形式）两类。CDM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的交易，发达国家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JI则只针对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投资国获得“减排单位”（ERUs）。ET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在排放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相互转让与获得“分配数量单位”（AAUs），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可通过有偿交易获取利润，而碳排放较高的国家可通过购买多余的配额来降低违约风险[5]。配额交易市场包括强制性和自愿的碳交易市场。强制性的碳交易市场是以强制的和法律约束力的碳减排目标为基础，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自愿的碳交易市场是建立在一些国家或组织所决定的减排制度的基础上，但自愿市场不被《京都议定书》所承认，其参与者自愿加入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通过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的减排量，如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场主要是基于京都机制，自愿排放交易市场相对较小[6]。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nternational Carbon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ICAP）最新出版的《2016年度全球碳市场报告》统计，从2005年全球首个主要碳排放权交易系统（EU ETS）运营至2016年的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有遍布四大洲的35个国家，17个碳交易系统相继出现，所覆盖地区的GDP总量已占全球GDP的40%[7]。在2015年，已有的碳交易体系覆盖超过4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在全球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碳交易市场是国际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碳交易体系，于2005年1月1日正式成立，覆盖30个主权国家（包括27欧盟成员国）、12,000个碳排放实体。据国际排放权交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2016年统计数据，2015年欧盟碳交易体系的碳交易量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80%，占全球碳交易市场总交易额的77%。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作为美国碳减排的先驱组织，是北美地区唯一涉及六种温室气体种类的自愿性碳排放交易平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EU ETS一样，根据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设计构建，但实行与EU ETS 不同的“单强制”责任体系，即参与者最初以自愿加入的原则提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在参与减排体系后则必须在法律约束下履行各自的承诺[6]。

2 我国的碳市场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的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世界前列，2006年已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5年我国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为9153.9百万吨，虽然相比于2014年下降了0.1%（这是我国自1998年首次负增长），但由于之前碳排放的体量和高增长率，我国2015年CO2排放量占世界的27.3%，接近美国与欧洲碳排放总量的总和。虽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在短时间内，我国是没有义务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但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在积极主动发展低碳经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做出减排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在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我国政府承诺，以我国2005年单位GDP所产生的温室气体为基准，到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我国正式提出2030年我国的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2015年7月2日，我国承诺2030年将在“2005年的水平上”每单位GDP削减60%～65%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同时将非化石燃料占初级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到20%。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的节能减排目标，推动碳排放强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的相互衔接，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运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有关CDM指导方针的白皮书开始，我国已在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探索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我国逐步实施碳排放交易市场重要时间节点如下图所示。在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五省八市”（广东、湖北、辽宁、云南、陕西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杭州、厦门、贵阳、南昌、保定八市）为首批低碳试点省市。这些试点省市有权自己设定减排目标，制定和实施低碳战略，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为了获得更多的碳权交易市场经验，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10月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7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重庆、湖北、广东）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要求各试点地建立专职工作队伍，安排试点工作专项资金，组织编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所有的试点地区都必须在2012年底提交并报国务院批准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说明如何分配碳排放指标，并且要建立碳交易市场。2013年6月18日，深圳碳交易平台正式上线交易，成为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碳交易市场，继深圳之后，上海、北京也陆续开展碳排放挂牌交易。截至2014年6月，获批的7个试点已全部正式成立碳交易市场。2015年9月，我国明确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4]。截至2017年1月，我国碳交易市场总交易量为8828.1万吨，交易额204,921.6万元。由于7个试点独立运行，交易机制、配额方式及覆盖范围不同，各试点所达成的碳交易量与交易额各不相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作为中部唯一的碳交易试点，纳入的控排企业较多，积极引入投资者的参与，主动进行碳金融创新，成为我国最活跃的仅次于EU ETS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我国实施碳排放交易计划重要时间节点示意图

3 我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主要碳交易市场的区别

全球运行的各个碳交易系统不尽相同，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通过对国际碳交易体系与我国碳交易试点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具体有以下差异：1）碳排放总量上限的区别。2016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排放上限是考虑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但是EU ETS和新南威尔士减排体系（CGAS）等则是强调绝对碳排放量的减小；2）在国内，碳排放市场覆盖服务行业如酒店、商场等电力消费端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间接排放）；3）在国内，碳交易试点阶段，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方式都是免费发放；4）二氧化碳排放的申报和核查刚刚起步，相关法规滞后于碳交易的发展。

4 我国碳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建议

从2013年我国第一个碳交易试点开始运营至今，短短几年时间，碳交易市场已初具规模，碳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发展，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了政府和企业低碳节能发展，但由于国内的碳交易市场才成立短短几年时间，在实施和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8]。

（1）有关碳交易的法律体系落后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目前，我国只是存在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则来支持保护碳排放交易，对于碳交易市场的行政监管和市场操控的法律仍滞后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碳交易市场中的排放权、许可证、交易规则、排放数据的检测和收集等必要的运营体系都需要坚实的法律体系予以支持。

（2）碳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基础薄弱，现有数据的监控统计系统不完善

数据的准确测量和统计是基础，碳排放源的检测、报告和核查是碳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碳交易状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3）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建设不完善

我国虽然每个试点地区项目采用国际公认的温室气体统计和报告框架，每个碳交易试点地区运行发展也类似，但每个试点地区的体系方法略有不同，试点区域的项目相互衔接或试点地区项目、规模扩大到国家层面较困难。

（4）碳金融产品和与之相关的碳金融服务系统发展缓慢

我国在碳交易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但在碳金融产品以及相对应的碳金融服务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国内的碳金融产品较单一，目前，在国外碳交易产品仅仅局限在CDM项目现货交易，碳金融衍生产品有待开发；并且银行贷款、直接投资融资以及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的碳金融支撑服务体系相对滞后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为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导致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风险评估与价格发现功能缺失，从而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交易的定价议价能力，导致我国在全球碳市场的交易中只能成为碳交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5 发展建议

（1）完善国家碳市场建设的司法保障，建立碳交易的相关监管部门

不仅要制定对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分配、验证、收费、交易和管理的法律法规，而且也需完善碳交易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例如能源、税收、环境和金融等领域。此外，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碳交易监管机构，监督和管理碳交易市场，维持碳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

（2）完善碳交易市场体系

需要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交易机制。建立一个有组织、功能完备（包括交易所，交易中心以及相关网络建设等）的碳排放国家交易平台。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碳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期货、期权等碳金融产品贸易，并且要逐步将其它碳衍生物产品引入市场，如信贷产品、低碳经济发展基金、低碳债券和碳排放的期权机制等。

（3）强化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基础支撑能力

我国应尽可能地设立可靠的碳数据采集系统，建立一个全面的碳排放数据库。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及灾备系统，建立长效、稳定的注册登记系统管理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培养壮大碳交易专业技术支撑队伍，培养专业的碳金融咨询、评估、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

（4）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国际间合作，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的碳市场建设起步较晚，在碳排放交易方面没有经验，与西方发达国家碳市场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建立的成熟交易体系经验，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并逐步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CDM卖方市场，必须抓住机遇，增强在碳交易中的定价权，提高人民币在碳交易过程中的国际货币地位，促进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

6 结语

我国碳交易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借鉴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不断发现自己的问题。政府需要审时度势，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促进低碳经济转型，积极发展碳交易，加强碳交易理念，加快碳金融产品创新，建立科学有效的碳交易体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发展会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的目标。

[1] L.C. Liu and Q.M. Liang. Handbook of Clean Energy Systems [M].2015 John Wiley & Sons, Ltd.

[2] 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6.2016.Retrieved from: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3] 曹裕，王子彦.碳交易与碳税机制比较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197：97-102.

[4] IPCC.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2014.Retrieved from: https://www.ipcc.ch/report/ar5/wg3/.

[5] L.W.Liu，C.X.Chen，Y.F. Zhao，et al.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overview, challenges and future[J].Renew Sustain Energy Rev，2015，49: 254-266.

[6] 卫志民.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J].求是学刊，2015（5）：64-71．

[7] ICAP.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ICAP Status Report 2016.2016.Retrieved from: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publications.

[8] 陆日东.浅谈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建议[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2）：134-135.

Background,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 of China’s Carbon Trading Market

QIN Hui-yuan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o., Ltd, Beijing 100011,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defects exi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course of the Chinese carbon trading markets. Based on the use of reference of the advanced ideas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s abroa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lated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the Chinese carbon trading markets.

carbon emissions right; carbon trading; carbon market

X196

A

1006-5377（2017）08-0035-05

注：文中所指全国性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