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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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胸怀与眼光

◎阿来

阿 来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

不敢说是“讲话”，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这样一个会，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从事写作的人，研究写作的人，以一本书，以写了这本书的张生全做一个由头，大家聚在一起，来讨论当下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文学，乃至文化问题。

刚才，大家的发言，从各个方面谈人、谈书，话题非常广泛，有谈语言的，有谈小说形式的，有谈这部小说和四川现代文学从李劼人、巴金到沙汀这个传统关系的。有谈怎样认知与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的。对于士绅阶层的认知，有人评价正面一些，有人评价不太正面，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今天与会的还有一些影视界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讨论，又加入了一个小说文本，怎样向另外一个更大众化的、更为直观的、老百姓更为喜闻乐见的电视剧本转化的问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当然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小说文本跟影视文本之间，虽然都是讲故事，但是它们所依赖的基本语言元素，到底是不一样的。在小说里，我们依靠的是字词句，它可以依赖汉语丰富的语义积淀，有很多的修辞手段，充分体现其多义与蕴藉。故事之外，最最紧要的还是语感。但是，当它转变成影视的镜头语言以后，可能这些文学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意味就消失了。可是，通过镜头不同手段的呈现，经过对这些镜头的重新剪辑，再纳入演员的表演，这样它又可能出现一些文字语言并不包含的意味。通过另外一种手段，在故事中开掘一些文字不能展示的东西。

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陷入简单的二分法，写小说的坚持说小说好，写电视的坚持说电视剧本好，各说各的好。但如果我们用泛文艺的眼光来看，越过我们自己是写小说或者是写电视剧本的那样一种角色思维，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互有短长，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回到这本书。

我想先来谈谈张生全的写作道路。他的小说创作是从写冯道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开始，再写蒙哥大帝这位马上英雄，再到写南宋末年的蒙元征服南宋过程中在四川这个重要战场的鏖战。南宋时期，四川的生产和文化都很发达，同时也是抵抗蒙元的重要前线。蒙古人打南宋，武汉以下淮河到长江是一条战线，从横断山区南下，然后从今天云南的丽江大理包抄是一条战线。这中间是四川，四川是中线，先在川北，南宋军队和忠于南宋的地方武装节节抵抗，后来从川北打到成都，顺岷江而下，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一带，都曾是战场，而这里恰好是张生全的家乡。再从这里打到乐山、泸州等重要的地理节点。最后是合川钓鱼城，蒙哥就是在那里受伤，最后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转换，张生全从写蒙哥到写南宋末年的四川，他叫作“大变局”，从传奇式的人物书写，看到了更宽广的社会与历史的幅面，通过这个转换，我们看到这个作家的眼光在变化与扩张。

冯道在历史上是个经历很复杂、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特别是在很多人醉心于宫廷权术与阴谋书写的当下，写这个人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冯道这个人，特别会当官。后来，欧阳修修史，很讨厌这个人。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一样，也讨厌这个人。欧阳修们的讨厌，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是，从他们的基于儒家的忠君思想来讲，一人不能侍二主，侍了，就要入二臣传。冯道生在中国的乱世，这个人居然经历四五个朝代，辅佐了一共十多个皇帝，而且都还是举足轻重的朝中重臣。朝代更替快，皇帝更替也快。所以欧阳修等人要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但是，欧阳修他们是没有遇到那样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时代，他们要是遇到了，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他们要的是像陆秀夫一样背着小皇帝跳海。那一跳就是南宋灭亡的标志。有一种历史观叫作“同情之理解”。就是说，不必非要拿固定的眼光去看历史，而是要站在当时当世的位置去看。当时的人，对冯道评价是很高的。在乱世当中，那么多野心勃勃或者特别无能的皇帝走马灯样换来换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维持大局，既治国有术，又待人宽厚，恐怕乱世就更乱了。张生全写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张生全在这本书里有他自己的眼光，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比较清晰。不过，我觉得他在表现冯道性格复杂性和多面性上还不够，他被人物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所吸引，把冯道当成是一个“中国式的英雄”。写事多，而写性格与内心世界少了一些，影响了人物的丰富性。不过，这仍然是作者一个很好的尝试，不因这样的人难写而回避。不回避难度，这是写作者一个基本的态度。

蒙哥当然也是个英雄，是马上英雄。在蒙古人第二次西征的时候，蒙古大汗窝阔台手下有几个大将，都是他的儿子、侄子们。这些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拔都，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蒙哥。后来他继承了汗位。他这个大汗当得不容易。蒙古人之间，父子兄弟，争夺起大位来，也是毫不留情。后来大家把他捧起来，让他这个当侄子的，而不是大汗的亲儿子继承汗位，可见他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了大汗，还是征战沙场，在征服南宋的战争中身先士卒。当然了，最后他功亏一篑，攻打南宋时，在合川钓鱼城受伤而死。

张生全从冯道这样一个传奇性的人，接着又很快关注到一个马上英雄，可以看到了当初取材的路数。

但是，很快他又一变。不再只关心人物，而是看到了支配人物的社会，局面，局势，“大变局”。这也是一个变局。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写蒙哥的时候，张生全接触到南宋时期，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四川这一段抗蒙历史。这样，张生全的眼光就从一个人身上，一个个人人物命运身上，转向了更广阔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作家的视野。从他的作品标题《宋末大变局》来看，他看到的是历史大变局，是历史大变迁。就此，张生全的作品不再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开始着力描摹一个时代的风貌。当然，到底是不是真具备了这么大的历史观，是不是很好地用这种历史观统驭了这种题材，做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长计议。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他在成长，他的眼界在扩张，他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新的努力，直到这本《最后的士绅家族》。

关于“士绅”这个话题，今天好几位都谈到了。都各有立场，各有道理。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是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乡村当然很重要，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也是命脉。几千年中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但国家力量到县一级就比较薄弱了。下面，是乡村自治。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乡绅在进行管理。过去，中央委派官员到县一级。一个县官的工资，今天看来有点高。但你不知道他的秘书，他的工作用班子，就全靠这笔薪俸来养着。他的手下人没有工资，都靠他养家糊口。所以，这个班子不会很大，再往下，四乡八野，就靠这些乡绅来维持了。

绅，一方面，当然要有钱，乡下要有地，没有几百上千亩地当不成个绅。还要读书，耕读传家嘛。第三，要有道德权威。“绅”这个字，“申”是身体的意思，“丝”旁的意思是用带子约束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引申一下就是在道德人格上对自己有要求。当然了，现实中并不是每个绅都能做到这一点。

去年，我们几个作家朋友约好去扬州玩了几天，喝酒，谈文学，四处走动。其间参观了一个豪绅的百年老宅子。读到两副对联，所说就是绅立身立家的道德与规矩。我给大家念一下。

第一副：“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勤与俭。”乡绅人家，两件最重要的事，除了耕作就是读书，“耕读人家”。有钱了，但是要让世世代代都持续富裕，家族兴旺，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没有，还是要靠“勤”与“俭”。即便富裕了，也要勤俭持家，惠及乡里。

第二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行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富不过三代”。这是说当下的情形，但过去时代不是这样，至少不全是这样。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就像《最后的士绅家族》里讲的，从清初到民国，中国，中国四川是大动乱时代，社会不安定，强权相争，伦常崩溃。社会安定的时候，可不一定“富不过三代”。社会稳定时期，是可以“富过三代”的。

去年我去宜宾李庄。抗战时期，那里接纳好几个著名的学术机构，接纳过很多有学问的人。同济大学、南京历史博物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国营造学社，都迁到那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去得晚，镇上已经没有地方了。就在距李庄几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安顿下来，现在的当地人把它叫“板栗坳”，那个地方出板栗。山上有一个张姓家族，那就是一个绅，这个家族在山头上的院落，可以把整个史语所的人，家属和资料都装下。张家就把房子腾出来，自己搬到别处去住。抗战结束以后，这些有学问的人要离开了，在那个院落门口留了一块碑，叫《留别李庄栗峰碑》。我爱这些文字，用手机拍下来，我把第一段念给大家听：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赀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短短一段雅正的文字，写出了一个乡绅家族的发展史。说的是，这家姓张，来这里以前，生活在南溪县。在南溪时就已经是有钱人家。发家依靠的就是耕读。第八代祖叫焕玉先生，于乾隆年间移居到此，一代一代人也很争气，都能继承家业，长盛辉煌。从乾隆年间到抗战初始的一九三八，三九年，大家算一算这是多少年？多少代？就是这样的绅，在国家危难时，他们护佑读书种子，保存中国文化根脉，是富有道义的。上述的那个碑文，就是一代学术大师董作宾先生亲自题写的，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士就是读书人。读书有成，参加科举成功，就加个人字旁，就成了仕，做官了。这个字说明，官是读书人出身的。士从哪里来，从绅的家族里来。古时候，只有耕读传家的“绅”的家庭才有好一点的条件教子弟读书，求取功名，要成为“士”，穷人家是不行的，至少要靠绅的帮助。我们四川，眉山出了三苏，新都有杨升庵杨家。他们都是绅家出来的仕，一门出了好几个进士，显现了耕读人家的存在价值。

两者合一，便是士绅。

但是，我们在张生全的书里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因为这时候已是士绅阶层的没落时期。没落并不是士绅自身没落，而是国运到了这儿，四川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这儿。四川到了保路运动，一下群雄并起。革命党要起来革命，晚清留下来的旧军队也不愿意放下枪杆子，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呢？也要用袍哥的方式结社，搞民间武装以图自保。这个时期，袍哥中的很多头领就是乡绅阶层的人，是他们开始自我武装。国家不保护他们，他们自己保护自己。民国以后，再一变，四川从保路运动开始，然后是辛亥革命，大家你打我，我打你。先是要把外省人打走。四川人说，把外省人打走我们就不打了。打罗佩金的滇军，打戴勘的黔军，打冯玉祥等的北洋军，但事实上外省人打走后，内部人也打起来了，内部人互相打。打到最后，刘家的刘湘跟刘文辉，一个叔叔，一个侄子，这么亲的关系，还要打。所以，一直到抗战前夕，四川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这就是当时四川乡村的实际状况。

当时乡绅要自保，除了自我武装，无有他法。那时候，政权由军阀把持。民间武装搞大了，也被收编，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队，弄个团长旅长干干。四川军阀武装，好些就是这么来的。民国时期，四川有个特别的制度叫防区制。你当军长，那么你占了几个县，这几个县的行政官员就由你任命，税收你收，收了就是军费，买枪买炮继续打，打败了换一个人重新收。张生全的这个作品，就是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写的。

张生全的作品写了四大家族，反映了柳街镇种种社会状况，势力消长，以及乡土风习。在地方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种努力值得赞赏。那时社会治理很多时候也靠乡绅，靠袍哥。但乡绅这时发展方向变了，耕还要耕，读就不一定了。这时是看投靠了什么人，自己有多强的武装，可以纵横乡里。投靠对路了，就有利益，当乡长保长，包办捐税，变成帮凶。

这本书里，表现了近代的税捐经济。税，大家都知道。税是必须交的，皇粮国税。捐，今天也有，地震了，扶贫了，救助失学儿童了，但靠自愿。但到清代中期以后，捐的味道变了，先是捐官，后来，财政一吃紧，就摊派，强制性的，捐成规矩，最后成定例。娶个小老婆要捐，叫“纳妾捐”。我看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资料，谈四川某地，杀猪要上税，叫屠宰税，一头猪一个银元。二战时期，四川突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猪鬃。因为二战用武器太多，武器保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刷子，猪鬃是做刷子的好材料，大到坦克飞机，小到枪械保养，都需要刷子。猪鬃突然成了四川可以出口的大宗商品，成了可以换美国军需物资的大宗商品。所以就在屠宰税上再加了一个“猪毛捐”。捐一块银元外，再交三两猪毛。本来捐是自愿的，这时就变成了强制。这也可以理解，全民抗战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变了味，帮助收捐税的乡绅和贪腐官员相互勾结，创造出方法来压榨百姓，中饱私囊。捐三两猪毛，本来是交实物，为了方便，比如说雅安荥经县，说路远不方便，不要猪鬃，给你折成钱，交三两猪鬃的钱。收钱时，又尽力把猪鬃价钱提高，交三两猪鬃的钱可以买到六两。收完钱，又压低价格，用这钱去低价强买猪鬃。就这样从中得利。这只是一个例子，诸如此类，有很多非常具体的压榨百姓的方法。本来是交实物，本来是交一袋粮食，我不要了，你给我换成钱。反过来，粮交不掉，我又压低价格收购。这中间，农民受的苦，可不是一般的。这一来一去中，可见当时的政治的腐败、社会的糜烂。张生全的小说，开篇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大斗进，小斗出，很典型，但再深入一点，还有更令人发指的，超乎想象的事例。

这就是民国时期，也就是小说所写的那个时代的四川乡村的真实状况，这是四川农村或者是四川农村社会结构被完全摧毁的结果。这个结果很严重，摧毁的不仅是四川的生产力，还包括很多传统的产业。

前些日子，成都有一个有关四川与丝绸之路的展览。很多实物，说明从汉代开始，四川的丝绸产业就非常发达。但今天，四川省这个传统产业已经雄风不再。依我一孔之见，与明末与民国时期大战乱，对社会的破坏有很大关系。上午，我参加四川省茶博会，他们请我做一个演讲，谈谈四川的茶文化。我说，今天的四川，大动乱留下的影响还在。影响最大，就是文化。很多时候，哪有什么文化？为什么？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苦难深重，吃饭都成问题，还能弄出什么像样的文化？只有在过去士绅阶层完整的时候，乡下生产力完整的时候，文化才有生长的土壤。今天的农村开始有钱，但少的就是文化。茶叶偏偏又生于乡土，是从乡村山野长出来的。所以，我们挖掘茶这样的传统产业，就有必要认真追本溯源。以前四川是个大省。天府之国，有清一代，四川财政除了负担本省外，还要负担另外三个省区：贵州、云南、西藏。他们财政收入不够，中央不拿钱，都是四川拿钱补足，叫协饷。但后来，四川乡村破败了。所以，我觉得，张生全的这一作品，写出了一个相当厚重的历史真实。

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书更加完美，或者期待他下一部作品更好，当然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从写冯道，写蒙哥，到写变局中的四川，没落的四川，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到一个人的进步。写作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胸怀，一种眼光。胸怀不够，眼光不够，光有技术白搭。有胸怀，有眼光，没有艺术敏感，建立不起来有效的艺术表达，小说表达的语汇，也很困难。我们在张生全的书里，看到了他两个方面都在进步，这是很可喜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张生全在写作上有点犹豫不定。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的文学性跟市场转换之间，可能有些犹豫和徘徊。有时靠文学这边多一些，有时靠市场那边多一点。我认为，还是应该心无旁骛地把小说写好。小说就是小说。今天大家说得较多的也是有关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等问题。就小说来说，这人物性格更多的还是基于内心活动的，是内在的。带有性格表达外在的行为，其实还是内心沉淀的东西外化的结果。没有人会做一个跟内心无关的动作，没有人会做一个跟内心无关的表情。文学就是这样一种道理。而当小说包含了足够的戏剧性，人物身上也包含了足够的丰富性，人物跟这个时代之间，确实形成了某些张力。至于更适应市场的影视改编问题，不能太干扰小说的写作。这会影响小说的充分表达。小说越成功，将来留下的改编的空间肯定会更大。你要讲故事，要故事都在一定场景中发展。靠什么讲故事呢？故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进展，换句话它就是情节。人与人关系复杂，我们对人性的把握认知丰富，尤其对当时的社会的认知，我们下了功夫，它的史实、它的制度、它的风俗习惯的书写，都实现了历史真实，那么人物的表现空间就更丰富。这种丰富性一产生，情节就有了，故事就有了。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人跟人关系的演变。你把历史背景落实了，把社会细节把握住了，对当时历史大的走向有基本了解，那么推进人物关系就很自然。

所以我对张生全有一个这样的期待，你可以去考虑改编，将来甚至可以自己操刀改编电视剧，但是你写小说的时候就按小说规则来写，剧本完全可以再重写一稿。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过去在四川生活写作的麦家，他写《风声》，完全按照小说的规律来写，小说很成功。他再自己来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也是他自己操刀，又完全按照电视剧的规律来写，也很成功。两边其实都有足够的艺术空间让我们来展示艺术才能或者是宣泻我们的表达冲动。这也是刚才大家的发言给我的一些启发。

最后，我要说，到底是眉山，这么一个会，眉山市的领导、洪雅县里的领导都来参加，而且自始至终，这很少见。到底是三苏故里。我也知道，多年来，眉山市对于眉山的文学、眉山的作家都很关注，提供了很切实的帮助，出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绅是没有了，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一句可以移到这里用一下，“思君不见使人愁”。但士还在不在？有没有？这些年也是知识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还是感到了一些“士”的气息，感到了文化情怀。

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会，感谢眉山、洪雅，谢谢大家！

（注：本文根据阿来在张生全长篇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