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位+高少

摘 要：文章立足于课题组在云南省迪庆州噶丹松赞林寺的田野调查，以上世纪民主改革以来藏区的变迁发展为背景，通过对僧俗互动的重要面向供养关系的类型化历时分析，透析在宗教旅游蓬勃发展之后，藏区宗教主体多元化趋势及其对僧俗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僧俗互动；供养关系；噶丹松赞林寺

供养关系是僧俗关系的经济面向，是一种建立于藏传佛教信仰基础之上由信众向僧人进行供奉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供养关系的形式在历史上随着藏区的发展变迁而不断改变。

通过本次田野调查，我们总结出藏区三种主要的供养关系类型，原生家庭的供养、家庭的供养以及外地香客的供养。前两种供养在政教合一期间就存在，随着藏区的发展而出现了新变化。第三种新形式的供养是随着旅游业发展而出现，反映了旅游业发展以来建立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僧侣在争取香客供养上的特点。

一、原生家庭与家族对僧人的供养

藏传佛教相较于汉传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僧侣出家以后并没有完全脱离与尘世的联系，而是继续保持着与原生家庭或家族的社会联系。历史上僧人在藏区的社会地位极高，僧人的出家动机很大程度上与家族及家庭的利益或者信仰有关，出家之后也以血缘为纽带结成师徒关系，尘世的亲属关系也会在寺庙的社会关系中得以表现。

（一）家庭、家族供养——以血缘为纽带的供养

民主改革之前，松赞林寺僧额由清政府直接额定，并配给皇粮。康熙年间初建寺额定300名，乾隆年间松赞林寺僧额增加为1227名。僧额固定配给皇粮使得僧侣出家有着明确与严格的社会制度。僧侣名额被各康参辖区的名门望族、土司地主所垄断，并且实行世袭制度。老一辈的僧侣在年岁大了之后，就会在家族中选择一名小辈，到寺内出家并作为这位小辈的师傅，小辈在出家之后继续保持与家族的联系，家族会继续供给其学经生活。老僧圆寂后，小辈就继承老僧的在寺内的财产，这样的继承在寺内是循环往复的。如果家族出现少子或者无人愿意出家的情况，家族会将给定的僧额买卖或者租赁给其他家族，但是一般的农奴家庭是不可能获得出家名额的。一般而言，家族的势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僧侣的经学水平，因为只有家庭富庶，才能够供给僧人赴拉萨或者印度游学并获取格西学位。

在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下，家庭、家庭供养僧人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家族宗教与地区影响力。寺院通过分配僧额给地方土司、地主与地方势力形成稳定的同盟关系，这使得权力世代垄断在僧侣与社会上层的土司、地主手中，而下层农奴则世世代代人身依附于僧侣、土司与地主，无法“翻身”。

在藏区实行民主改革之后，一方面，僧侣个体在土改中分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政教体系的瓦解对于寺院经济产生了重大打击，寺院高利贷等债务被取消，寺院庄园的农奴被解放，寺院已经养不了如此数量的僧众。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得大跃进期间，711名僧侣先后还俗归家，成为普通藏民，寺内仅留有300多名僧人组成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寺院自管，继续念经修学。可见藏传佛教僧侣实际上带有很强的世俗属性，与原生家庭也保持着很强的关联。

（二）当下家庭、家族对僧侣的供养

政教体系瓦解以后，土司、地主和僧侣特权被废止，宗教信仰自由使得出家为僧成为了自主自愿的宗教皈依，僧侣不再被曾经的地主、土司垄断，只要具有虔诚信仰的信教家庭都可以自愿选择将自己的子女带去寺院出家。

不过历史上家庭、家族供养的一些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一般而言，家族有出家传统的，后辈往往也会有出家为僧的。由于老一辈的寺内财产（土地、僧舍和法器）都价值不菲，所以家族内部依然会选择晚辈，师徒传承佛法和寺内财产。

另一方面，除了有出家传统的家族，信仰虔诚的多子家庭也开始供养孩子出家。随着政教体系的瓦解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推行，普通的藏族信众也开始供养孩子出家为僧，这部分小僧侣主要依赖家庭的实物与少量金钱供养，生活开支主要来源于寺院经济的支持。

然而，由于僧侣需要长期居住于寺庙内学经、从事宗教活动不能照顾家里农务，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藏区推行使得多子的大家庭减少，九年义务教育使得藏区适龄儿童都进入小学进行免费学习，而格鲁派又严格规定僧人不能娶妻生子从而影响家庭传宗接代，因此近年来愿意让孩子出家的家庭并不多。一部分想要出家学经的适龄儿童也会进入州政府建立的佛学院一边进行学校教育，一边学经，除了在寺院内出家传统的家族，将孩子直接送往松赞林寺出家为僧的并不多。松赞林寺作为地方性大寺出家人数在近年来一直较为稳定，最近几年寺内的僧侣数量一直维持在300人左右。

在选择是到寺院出家还是佛学院出家上，藏民也有生活和教育上的考量。除了由于血缘和财产继承而出家的状况，普通藏民家庭选择让孩子到松赞林寺出家主要看中了它不需要大量的物质供养，因为寺院院产能够保证每位僧人都有日常生活补给，而不必自家供给生活费，日常生活也有师傅、师兄弟照料。然而由于寺内缺乏正式的现代教育，大多数僧人都只能简单掌握汉语与基本的数学，文化基本依靠自学，日常交流都是采用康巴藏语。而一些藏民将孩子送到佛学院念书则可以一边系统学经，一边系统地掌握汉语、数学和英语，从而较好地兼顾了佛学和现代知识。

二、地方藏民的供养

“原生家庭”也是“地方藏民”范畴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藏区僧俗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并没有将原生家庭供养包含在地方藏民供养之内，而是单独将其设为一类。

（一）历史上地方藏民的供养——以地缘为核心的供养

松赞林寺建成之后就在西藏以及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成为了滇西北藏区的政教中心，寺院的组织结构与地方教区的划分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地缘特征。历史上，主殿扎仓和康参都会对应有教区，一个教区由多个属卡与自然村构成，每年教区都会按属卡、自然村收税缴粮。寺院在扎仓（主殿）之下设八个康参（地域性僧团组织），分别为东旺康参、扎雅康参、吉迪康参、乡城康参、卓康参、荣多康參和隆巴康参。历史上不同的属卡所属教区的孩子到对应康参出家为僧，僧额主要被地方属卡中的土司、地主等上层垄断。endprint

在滇西北民主改革之后，传统的义务性供养被自主自愿的供养所取代，藏民的信仰不再单独依赖于寺院和僧侣的专业化宗教权威，藏民村落常常开展自主的地方性宗教活动，然而此时以地域为纽带的宗教供养依然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以后，寺院不再作为唯一权威的宗教场所，国家和市场力量也开始培植新的宗教实体（佛学院、时轮坛城等），宗教实体的多元化趋势，使得松赞林寺及其僧侣不再垄断地方的宗教资源，高质量宗教服务和福报“灵验”成为了藏民选择供养对象的首要标准。

（二）当下地方藏民的供养

当下地方藏民的供养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以地缘为纽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宗教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信众当下依然会到历史上根据教区划分的康参选择供养熟悉的僧人，地缘关系意味着与僧人的熟识程度与地域认同，它依然在供养关系的選择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上由松赞林寺寺院垄断地方藏民供养的局势被逐渐打破了。随着宗教旅游业的兴起，资本力量也开始介入宗教信仰领域。香格里拉先后建起了时轮坛城等新的宗教地标，这些新地标由政府和资本主持修建，然后借助国家和资本的力量，邀请班禅额尔德尼等活佛权威为其开光加持，由此吸引大量本地藏族香客。历史上垄断滇西北教权的松赞林寺虽然依然是信众眼中的宗教权威，但随着斯塔克意义上的宗教实体的多元化趋势（Stark，2004），它不再具有宗教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藏民的宗教供养变得多元化、自主化。藏民能够自主选择宗教服务的提供者意味着更好的宗教服务和福报的“灵验”成为了供养的首要原则。宗教实体的多元也促进了其竞争，僧人在与藏民进行互动时，更加强调对藏民的回馈质量与水平，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三、高流动性的外地香客供养

寺院景区化之后，大量外地游客涌入，僧人在进行宗教修行之余也会与游客建立供养关系，就旅游团来说，有的旅游团只是将寺院作为参观的场所，只是由导游带着游客绕寺一圈，完成经典的讲解就结束，而有的旅游团则允许游客在寺中自由活动，寺内的僧侣们往往会利用这段时间“游说”游客消费，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稳固的“供养”关系。这种“供养”不同于藏民建立在对佛教的信仰上对僧人的供养，是一种建立在僧人以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的宗教“营销”。

在对外地香客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产生了共鸣之后，僧人与香客的互动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心理后果。香客与僧人的关系会发生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好像僧人就像是佛的化身，而香客则是在倾听佛法。此时，僧人在香客心中俨然成为了宗教权威，而作为凡夫俗子则必须倾听圣洁的佛法，从而涤荡自己在城市生活的忙碌心态。上述香客的心理状态为僧人进一步推销佛教产品和游说供养提供了心态上的准备，紧接着僧侣就会开始推销各种法器（唐卡、念珠等），并提出“软胁迫”性质的供养请求。

文中的僧侣虽然表面上对香客的态度是“随心功德”，然而处处都设置着“软胁迫”的机关，其形式就像是一场商业推销。一些僧侣熟练地使用对待外地香客的“公关”策略，能够熟练使用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并利用朋友圈传递与宗教服务和法器相关的资讯，他们也深谙香客的心理。

僧侣依靠一套策略来赢得外地香客的供养。首先，通过无偿的“礼物”（念珠等）和主动的宗教服务僧侣撬动了与外地香客之间的人际关系，让香客觉得自己有所“欠”，这实际是僧侣利用礼物和宗教服务来营造的一种软胁迫；香客意识到自己有所“欠”，他们就有了返还功德的必要，此时他们会基于随心功德的原则回馈僧侣的好意。而带有宗教性质的礼物又是“随心公德”的，一些被宗教感染的游客往往就会献出大量的功德作为回馈。在此期间，僧人收获了大量的实物和金钱供养，大到手机，小到食品；而外地香客则取得宗教服务作为回馈，以取得心灵上的“安宁”。僧人对外地香客的“慷慨”实际上是带有“软胁迫”企图的，也就是将赠予礼物当做社会关系的启动机制。

四、结语

总结起来，僧侣争取对流动性较高的外地香客的供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学会广泛地链接资源。从唠嗑到不断地使用微信和朋友圈关注香客的动态，僧侣在僧俗互动中越来越主动，热心地给予宗教上的支持以换取供养。

利用一些策略与技巧来增加供养的机会。比如用免费“礼物”来实行软胁迫，用花言巧语来暗示供养的可能性，用信仰的虔诚来打动香客等等。

提供更优质的宗教服务，丰富宗教服务的种类（念经、酥油灯以及法事法会上）。

学会重新阐释宗教教义使其适合信众的心理需求，以吸引对佛教陌生的外地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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