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刘强依然记得1990年的冬天，他在安徽巢湖告别父母后，坐了5天的火车，到了戈壁滩上的油田城市—玉门。没有直达车，途经郑州、西安、兰州时要下车排队盖章签字再换车。在郑州转车那晚，下着大雪，“站在外面，雪落在身上厚厚一层。”

那年他19岁，初中毕业后学了木匠手艺，但是“生活仍然没有方向感”。

3年后，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的陈然从家乡江苏南通出发，56个小时后到了玉门东镇，那是距离玉门老市区40公里的小镇。一路“越走越荒凉。”那时他是典型的文艺青年，留着长发，弹着吉他，到了玉门油田后给职工讲散文的写作。

他们与来自河南、湖南、四川的人，也与父辈已迁至此的油田子弟一起，共同生活在这里。

刘强和陈然经历了这座因油而兴的城市最繁华的时间段，从鼎盛时期的13万人口到现在的不到3万人口，他们依然守在老市区，与他们为伴的是其他无力搬迁的老弱病残者和非玉门油田家属（原住民）。时间分界线为2003年前后，标志性事件为玉门油田管理局、玉门市政府相继搬离老市区，起因则是玉门油田的油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中的一个角落。

刘强曾经希望自己一生扎根在这座城市，现在不那么想了—“但为了两个孩子读大学，也不敢轻易换地方生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撞到两个娃娃大学（研究生）毕业就走。”

陈然说，“有一天我还是要回去，回上海或者南通。这个地方留了我大半辈子。”陈然说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努力考出去，别回来，别回头。”

千里去谋生

玉门市老市区几乎废弃的北坪集贸市场，是一幢老楼。里面到處有着简单直接粗暴的涂鸦，不时散发出经年没人住以及偶尔有人将秽物丢于此时间久了的混合味道。

拾级而上，楼里听得到脚步声的回响。房子是早年建筑，一点声响都传得清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隐约传来笑声，陈然在那里给孩子们上课，主要补习初中、高中的物理和数学。自2005年以来，一年的两个假期是陈然最忙碌的时间。经历了玉门油田工人、技术人员、报社记者的岗位以后，随着各种变迁，陈然成为了一名补课老师。

孩子们喜欢他。一节课没结束，下一节课的孩子早已都聚在走廊里。男孩子几个人弄成一团嬉戏，女孩子则两个、三个窃窃私语。它们是这座依然以老市区名义存在的城市的唯一看得到活力的地方。

孩子们讲普通话，他们相互指着其他同学高兴地向外人介绍他们的来源地，“他是四川的，他就是玉门的，他是河南的。”他们说找陈然补课是因为他“讲得好，很幽默。”

这些年陈然教过太多的学生，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来到此地，他说没有太多的想法，“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年，油田、煤矿等资源类企业是很多大学生就业时的首选，而油田则是首选中的“老大哥”。他听说玉门的工资要高于其他地方，就抱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心理，千里迢迢来到玉门市。“还有一个原因是，南京军区有很多转业军人被安排到了这里，他们对家乡的人说玉门挺好的，除了条件艰苦一点。”

工资果然要高出很多，90年代初期，刚到玉门市的陈然每月有400多元的收入，而他在内地的同学则是200多元的工资。工资一直涨，涨到2000多元就再也涨不动了，他的生活也因为玉门油田的变迁而开始发生变化。

刘强到玉门，也是因为一位转业军人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对我说跟我干活去，一年1000元钱，从早晨9点干到夜里1点”。刘强说那时还没有“打工”的说法，他把到玉门的这次人生机会叫做“为了谋生”。从家里出门时，父亲给了他100元钱，到了玉门还剩20元钱，“到了这里发现太荒凉了，没有菜，也没有大米，所有的一切都要找供给科去买，更别提什么鱼和虾了。”刘强忘不了那段充斥着四川老芹菜、土豆、白菜的荒凉岁月，“那时候白菜三分钱一斤，买了一堆放起来。”他到现在都不吃土豆，“刚来的时候天天吃土豆吃伤了。”

刘强用他的聪明，很快凭着木匠的手艺在这个戈壁滩上做起了包工头，“利用一切手段让自己赚了第一桶金”，从而有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灿烂的时刻。他是这座城市第一批用大哥大的人。他在这个期间从安徽老家娶了老婆，生了两个孩子，买了在玉门的房子，让自己的孩子落户，以求读书有个方便。“以前孩子读书都需要借读费，每个学期200元，现在都不需要了。”

成为留守地

1999年吐哈油田正式成立，玉门油田大批职工家属搬迁至新疆建设新油田。这是玉门油田外迁的第一次大事件，这次外迁给陈然和刘强都带来了生活变化。

陈然的妻子到了吐哈油田，陈然依然留在玉门，“一年只有70天的见面时间”。没两年，陈然离婚了。在陈然看来，这是玉门老市区里很多人的生存状态，“两地分居，这里现在就是一个留守地。”

对于留守地，陈然的解释是，因为种种原因迁徙不了的人群居住地，是不得不的选择，“比如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而去玉门新市区、酒泉或者嘉峪关，又需要很高的生活成本，负担不起，这里就是可以留守的孤岛。”

陈然说这也是他每当假期特别忙碌的原因之一。“这个地方的孩子没有其他娱乐，以及打发时间的途径，高中学校早已搬离老市区。”

1999年，刘强也带着一家人去了新疆哈密做生意，但是种种原因失败而回，“赔了几万元”。2002年左右再回到玉门时，刘强承包了一个名叫“老字号麻辣烫”的饭馆，从小门脸做到大门脸，随着玉门市的再次变迁，他的生意“再没之前那么好，营业额降了一半。”生意主要做给周一到周五在这里工作的油田工人，“周末街上更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们都回酒泉生活基地了。”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刘强说他不敢轻易换地方重新开始，“正是人生需要大量付出的时候”，他说，“莫言说了，责任就是生我者和我生者。”但是这个地方让他看不到希望，曾经他是抱着希望来的，孩子的户口也被放在这里。“如果说是留守地，但是医院和教育资源又都跟不上，得个阑尾炎都是大半夜地跑到80公里外的酒泉或者嘉峪关。但是这里又都是老人。”

看起来矛盾重重。

街道安静，路边坐着的都是老人，陈然说他看着他们，“有时会觉得这就是一支混吃等死队。”但是他又自问，“谁又不是在混吃等死呢？！”

秋初的玉门老市区已有了寒意，即使是中午也要穿着外套。唯一的红绿灯早已不能用。同样来自安徽的孙田在红绿灯不远处开着一家商铺，偶尔会穿着红色的油田工人服装下井工作。“下去之前要给自己戴上猪鼻子，下面的空气不好”，他给《南风窗》记者翻看他手机里的照片。他说，油田工人的衣服分两种，大概可以说成“户外作业穿红色，显眼，一旦发生意外，容易被发现，非户外则穿蓝色。”这两种颜色几乎就是玉门老市区的颜色，它们在玉门老市区的各个地方存在着。

孙田今年30岁，他说他还年轻，“两个孩子正要读书”，他要离开这里，他指着邻居做饭的情形说，“海拔2000多米，吃饺子要用高压锅。周围20、30公里都是戈壁滩，不长庄稼，所有的资源全靠外面运输过来。”

他说有人对在这里的生活状态说是“烧命”，就是“纯粹消耗生命”的意思。

资源枯竭后

1938年隆冬，我国石油工业奠基人、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一行8人，在向导陶复兴的带领下，骑着骆驼来到玉门市南端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旁扎帐篷，进行石油勘查。1939年，在庙旁钻凿的1号井出油，由此命名为老君庙油田。同年，玉门油田立项开发，1955年玉门市成立。

六十年代起，玉门油田担负“三大四出”（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的历史任务，先后会战大庆，南下四川，跑步上长庆，二进柴达木，三战吐鲁番，先后向全国各油田输送骨干力量10万多人、各类设备4000多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直到现在依然是“哪里有油田，哪里就有玉门人”。这里是中国首个天然石油基地，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第一个石化基地。从这里走出并成长为省部级领导干部、两院院士的有22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上世纪末玉门油田就开始出现枯竭现象，随着油田产量下降，2001年左右，玉门油田管理局向中国石油总公司提交报告，得到了13亿元资金建设，生活基地和办公机关整体搬迁至酒泉。2003年6月18日，玉门油田酒泉基地举行奠基仪式，涉及3万多职工家属的下山工程正式实施。同一年，玉门市政府驻地迁至距离玉门老市区70公里的玉门镇。2009年，玉门市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成为当时44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中的一员，如今这个名单增加为69个，而全国的资源型城市共118个。

“玉门新市区离市辖其他乡镇更近，又靠近干线公路，毗邻兰新铁路。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机遇的。反观玉门老市区，失去市政府、管理局两大支撑，市区外又没有农业，不靠近公路铁路干线。老市区迅速塌缩成为一座死城。”陈然告诉《南风窗》。

搬迁让玉门变成了单纯的工作场所。自2003年以后，玉门市就有“新市区”、“老市区”的叫法。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那么情愿。曾经的玉门市人口开始分流：酒泉、嘉峪关、玉门新区以及其他地方，“优秀人不断流失，从学生数量和质量都能看出来。”陈然说。

现在的玉门老市区其中六成区域空置无人居住，为了方便管理，所有留在城市里的人由外围向中心城市聚攏，在陈然眼里，“玉门市真得从一个县级市变成一个乡镇了，而且还是小乡镇。”

有在玉门生活的人说，“让玉门油尽以后不得不搬迁的根源则在于发展另一个因素—交通。城区不经过任何干线公路和铁路。城区只有一个货运火车站，运量可怜，辖区内有两个重要的火车客运站，玉门镇站离玉门市区90公里，玉门东站离玉门市区40公里，而且都是可怜的小站。这意味着油尽后的玉门彻底被断了后路。也就是说玉门的衰败是迟早的事。”

搬迁让这座城市成为空城。现在，玉门老市区主干道路两旁的建筑门窗大多用砖瓦封起，玻璃残破，医院、学校、厂房、旅馆、商铺大多都闸门紧闭。旧的生活方式连同街道、楼阁一起消失。

玉门老市区最繁华的时候，被称为玉门市的王府井街道上的人群摩肩接踵，“两个人走着走着不小心就被挤散了，现在则是轻易看不到人。”尤其是逢年过节时，陈然说他已经有10年没回江苏了，有一次春节下着大雪，走在老市区的街道上，白茫茫一片，没有一个人，突然间悲从心来，“觉得自己就是孤魂野鬼。”

陈然说他不回家有很多个原因，“相比其他同学有一点自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常年在这大西北，我觉得我的思想要落后了。”但有时陈然也会对同学“你们大西北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的说法进行反驳，“我们能看到骆驼，你们能看到吗？”

这两年，老市区的公交车已经停运，“一夜之间报销”，出行都靠面包车，刘强怀念之前3毛钱的公交时光。陈然也说，“以前玉门虽小，但五脏俱全。现在很多城市的功能、配套都没有了。”

城市转型里的“人活”

老市区也不是没有看到过好的变化。

“现在城市里的主干道拓宽了，公园里也有一些健身器材。”它们都是玉门市政府、石油管理局搬走了以后的现象，这些让陈然、刘强、孙田们看到了希望，“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座标杆性城市，国家、政府不会不管的。”

陈然偶尔去公园里打太极，每到傍晚8点左右，公园里有很多跳广场舞的女人们，在他看来，“她们活得特别自然。”

玉门市政府2003年迁至70公里外的玉门镇时，也曾用各种政策吸引老市区的居民前往，“那是一个风口，特产就是风，窗户整天被吹得呼呼响。”并没有多少人响应。陈然说现在那里的特产也被政府用了起来，“风能产业成为玉门转型的一个重要支点。”

从公开资料可以看到，新玉门转向开发风电资源，成为全国第五大风电基地和甘肃第一大风电基地，并在建设新能源产业城。但其石化产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该市主导产业，“一油独大”的产业结构还在艰难转型中。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让他和学生都觉得很有意思。有一部叫《查理九世》的电影将拍摄地址选在早已废弃的老市区三台小学。这是一部儿童题材的影片，故事发生在90年代西部的一个矿区小城。有人认为《查理九世》的拍摄，有可能进一步挖掘和宣传遗弃玉门老市区的文化内涵，为它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然的学生有好几个去当了群众演员，“一天 80元钱。”她们开心地对他说着拍戏时见到的人与事。

陈然觉得玉门老市区以后的生存路径可能就是成为旅游景点了，“但是我们这里除了铁人王进喜的像以及老君庙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让外地人来看的。”

从老市区抵达老君庙的路，也被修得整齐，红色的大字“弘扬摇篮文化，建设百年油田”安静地矗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