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克

6月15日，来华参加第三届中德（欧）中小企业合作交流会的德国前内政部长、社民党元老奥托·席利，在京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几位学者以及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一些媒体人士会面，就德国内政以及包括中德关系在内的德国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席利是德国政坛的资深人士，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活跃于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德国绿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因为政见不合而退出，并加入了社民党。1998年至2005年，席利在施罗德内阁中担任德国联邦内政部长一职。在任期内，面临9.11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席利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包括推动一部新的外国人法通过。

本次会面恰逢德国选战筹备正酣、英国脱欧持续发酵、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撼动”西方秩序等事件进行的节点。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广大国际声音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夹杂着来自德国和欧盟方向的疑虑。

针对“一带一路”合作，德国特别强调采用“统一的规则和标准”

席利是在德国驻华大使馆用完早餐后前来参与会谈的。他首先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了看法。他表示，德国支持并且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百年工程。这个倡议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空间，也为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了支持。德国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欢迎，在前一阵子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德国也派出了以经济部长布里吉特·吉普里斯女士为首的代表团。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联邦政府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了40亿欧元，这已经足以证明德国方面的态度。

但欧盟方面还是有一些担忧存在，其关切在于合作各方是否能够平等获益。中国和欧洲都需要确定更为具体的合作领域，摒除形式化的东西，不然会带来项目协调上的问题。要特别明确的一点是，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中，欧盟并不欢迎产生另外一套有别于欧盟现有规则的规则和标准，这会导致欧盟成员国各自行事。如果需要另立标准，那么应当明确欧盟才是中国的对话伙伴，而非中东欧成员国。因此，如果中国在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中自行订立标准与机制，那么中欧之间将产生误解和协调方面的问题。

2017年6月15日，奥托·席利（左五）与参与交流活动的学者和媒体人士合影。

在这里，席利还不恰当地举例说，如果欧盟与中国新疆的合作采用一套标准，而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合作采用另外一个标准，也会带来很多的误会——16+1是中国与欧洲一部分国家的合作。众所周知，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1机制中的一部分中东欧国家是欧盟国家——有遵守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但它们首先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合作并与其他国家签署相关协议，做出其他一些合作安排。这里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去年11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里加出席第五届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时发表讲话指出，16+1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且16+1是中欧合作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毫无疑问，16+1新型伙伴关系的这些性质使其也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开放。

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席利还表示，“一带一路”选择丝绸之路的名称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这提醒人们很久以前欧亚地区就已经有相关经济往来了。“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一些年，但席利认为倡议还需要更为具體的商业计划，应该具体规划哪些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他建议应该就具体的项目成立跨地区、跨国境的高层委员会对其进行具体指导。如果项目能带来足够的收益，那么包括中国和德国企业在内的各方企业都会感兴趣。这一定会带来竞争，但竞争总是有益的，因为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因此项目的竞争应该以国际招标的形式进行，并且保证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项目按照欧盟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公开招标。席利的表态也是欧盟一贯的关切，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旗舰项目的匈塞铁路一直以来都在面临着欧盟方面不间断的审查。欧盟委员会认为匈塞铁路的招标过程涉嫌违反欧盟关于成员国大型公共交通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法规。必须指出的是，在冷战后，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拓展，大量的中东欧国家年轻劳动力、专业人才流入德国，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迅速被纳入德国主导的生产链之中，并成为德国资本对外输出的重要目的地。

“无论哪位美国总统执政，德美都将保持紧密友好关系”

谈到德国对外关系时，席利认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德美之间出现了很多龃龉，但是德国政界长久以来对于和美国保持紧密政治合作的意愿不会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改变。他强调，虽然德国和美国之间仍有很多问题有待协商和解决，但是未来德国与欧盟仍然需要重视发展对美友好关系。无论是哪一任美国总统执政，德美之间都应保持紧密友好的关系。即使是目前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德关系必然会更加紧密。然而也要看到，德国和美国在“贸易保护”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德国政界对于特朗普等美国政治家提出的“美国第一”的口号颇为不满和担忧，为此，中德之间在“自由贸易”等领域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话题。

目前欧盟需要处理英国脱欧谈判的问题，席利认为英国脱欧是由于前首相卡梅伦误判而引起的一场“政治意外”。对于英国与欧盟来说，脱欧谈判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欧英双方将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将保持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反恐事务上，德国寻求与所有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展开国际合作，比如英国、美国和中国。对此，信息交流、反恐手段与经验分享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谈到德国与俄罗斯关系时，席利说道，德国与俄罗斯长久以来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应予以维持和发展，而不应受到乌克兰危机的过多影响，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诱因并非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责任。乌克兰问题错综复杂，应该通过包括各相关方的耐心政治谈判予以解决。而德国正在发挥这种外交斡旋作用。这里读者需要知道，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主张交战各方达成明斯克停火协议，但该协议因乌克兰东部地区不断爆发的紧张局势而难以落实，且德俄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陷入低谷，欧盟追随美国对俄采取制裁措施。除了德国的斡旋作用，席利希望看到美俄关系得以改善，认为这是乌克兰危机得以缓解的重要外部条件。但是特朗普时期美俄关系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至于欧盟内的领导核心——德法两国的关系，席利还认为两国精诚合作是欧盟一体化成功的必要条件。德国政界对于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表示欢迎，因为他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席利也指出，德法发挥领导力的同时不应忽视欧盟小国的利益，欧盟运转并非仅仅依靠来自德法的单方面命令，而是需要各个成员国的妥协与共识。此外，德法仍需弥合在欧盟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方面的分歧，这也与欧洲货币政策息息相关。欧盟各成员国的发展速度并不均衡，因此席利认为欧元区国家或可实行更为密切的财政与税收政策，而欧盟成员国并非都是欧元区国家。实际上，席利在此是对欧委会主席容克“多速欧洲”提议的一种回应。

当被问到德国大选之时，席利认为德国目前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最易吸引“抗议选民”，他们因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被遗落而深感不满，认为欧盟应对此负责。这种现象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发生，并造成了政治生态的分裂。德国2017年9月联邦大选后或将出现更多的政党。社民党在德国2017年三州州选中均已失利，这必将造成社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心理上的压力。席利认为，目前来看，由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红红绿政府出现的可能性较小，大联合政府或将继续执政。但这对社民党来说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大联合政府内部或将出现分裂。但无论如何，政党竞争不应以牺牲德国的局势稳定为代价。

（感谢中国社科院欧洲所黄萌萌博士与乌苇·克劳德先生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