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纲+王女馨++王诗云

庆祝停止内战

五岁登台演出

陈纲：我叫陈纲，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浙东绍兴下辖的新昌县。我父亲是第一代的留日学生，他是19世纪20年代去日本留学的。那时是军阀时期，军阀要支持教育，他作为浙江省农业学校的学生，靠官费考到日本，回国后一直在杭州，所以我出生在杭州。

我出生那年是1931年，那时刚刚发生九一八事变，全民愤慨，区区一个九一八事变，一下子就让日本人把东北占去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获得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国民党被动抗戰，共产党在陕北扎根，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以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人为主，一个东北军，一个西北军，在西安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就参加了调停，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非常震惊，组织了学校游行，要抗议张学良、杨虎城。小学生即使不懂事，也要参加游行，虽然我那时才5岁，还在上幼儿园，但我的哥哥们都参加游行了，因此我知道这件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放了出来。由此而使国内战争向着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此时游行的人就更多了。那时杭州有一个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是一个新建的现代化大礼堂，为庆祝蒋介石被释放，全国可能走向停止内战，在大礼堂举办了晚会演出，我还上台表演了。那时，抗日的意识在全民中就开始形成了。

抗战中意识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陈纲：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本鬼子开始轰炸我们，那时候在杭州岳坟还举办了一个防空展，把岳坟的大厅布置起来，声光电的展示都有，目的是告诉人们，飞机来轰炸时，大家不要看轰炸，要赶快注意隐蔽，注意防空防毒，展厅里还有防毒面具，这个我印象很深。

1937年，我虚岁已经7岁了，上小学一年级。杭州在这年12月24日沦陷，那时我们就撤退出去，逃难到了浙东，所以我小学、初中都是在浙东念的。1937年11月12日、12月13日上海和南京先后沦陷，很多有民族气节的人都跑出去了，不愿意留下来做日本人的木偶。

我是在浙东的仙居县念的小学，中学时到了永康壶镇。壶镇是一个小乡村，非常闭塞，当地经济很不发达。那时，壶镇一共集中了四所中学，一个是现在的杭州七中，当时叫安定中学，是私立中学。一个是锦堂师范，也很有名，它是在抗战中从慈溪迁到壶镇的学校。金华中学那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也迁到壶镇来了。还有一所浙江蚕学馆，是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

壶镇本来是相当闭塞的地方，当地人不吃螺蛳，也不吃猪肚子里的猪肝、猪心、猪腰，都要扔掉。后来沿海的人到了那里，把它们当成好东西了，当地人才逐渐吃起猪肝、猪心、猪腰。所以，受到抗战的影响，知识分子下乡，城乡文化融合，对于农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从小学到中学期间，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惨痛的历史，比如外国人如何侵略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老师的思想都是比较进步的。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黄绍竑安排在浙江省做主席，黄绍竑比较开明。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到绍兴去视察，他当时是军政部的副部长，浙江省的政治工作队有大量的进步分子和共产党人。政工队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有油水，但是对老百姓的思想影响很大。

所以，在抗战期间，对于中国被强国欺凌这方面，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相当强，总觉得自己也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整个抗战期间，我虽然没有到沦陷区去过，都是在游击区的山村里面念书，但是我已经明确地感觉到日本的侵略。我只见过一个日本兵俘虏，是被前方的将士俘虏来的，接到后方去，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时我看到了。

1942年，美国航空兵轰炸东京，回去的时候，飞机没有油了，又找不到飞机场降落，只好迫降，航空兵被当地的农民救起来，集中送到云和的省政府。后来，这些美国航空兵还到我们学校里和我们进行了友谊比赛。

亲眼看见日军投炸弹

百姓无力抵抗

陈纲：抗战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日军对我们的轰炸，它完全没有军事目的，完全是震慑性的，并且针对的是平民老百姓。我老伴对轰炸的印象最深，她比我小三岁，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念小学时，社会局势动荡，因为她的父亲在邮政局负责邮电工作，每三年就要调换工作地，所以她就跟着她父亲到处跑。

有一次他们逃难的时候，她爸爸到单位上班去了，她妈妈带着孩子，经过一片竹林，有些人往一边走，有些人往另一边走，结果就有好几个人被当场炸死了，腿都挂树上面了，这让人印象太深了。我还看过日军驾驶员把头从飞机里伸出来，这边投一个手榴弹，那边投一个炸弹，毫无目的地到处乱炸，平民百姓根本无法抵抗。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真是全民沸腾。我那时刚刚放暑假，还在小山村里面，后来，我从新昌县的乡下，到城里的集市去，回来后告诉大家，日本投降了，日本鬼子都跪在地上哭了出来。大家不太明白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但我父亲说这是个大事情。

王女馨：我这一生中，由于父亲的工作原因，基本上是日本人到哪里之前，我们就逃走了，所以我的经历跟他们都不太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桂林、长沙、贵阳这三个地方。在桂林的时候，我10岁还不到，日军一来轰炸，我们就要躲警报，警报一来，我们全家就躲进七星岩洞这些防空洞里。洞里面有很多很多人，警报结束以后，我们才能出来，就这样每天躲警报，那种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念书。每次警报一响，我妈妈吓得两腿都发抖了。

我们到长沙后，情况惨得不得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大家还是要躲警报。有一次，我妈妈带我们躲进树林里去，结果回来之后，发现我们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破了，桌子也被震翻了，震得一塌糊涂。躲进另外一片林子的一些人，他们的腿也被炸得一塌糊涂，我们算运气好，一个人都没有受伤。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日本鬼子，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躲警报。我没有系统地在学校里读过书，都是在一个地方学两三年，又换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就从贵阳直接到了天津。我在贵阳念完小学，到天津念了初一、初二。?

题图 陈纲夫妇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