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定坤++朱长振

我叫史定坤，1925年出生。自打记事儿起，我家里就很穷，不满一岁的弟弟饿得脖子像手腕一样粗，头一直歪在肩膀上“哭都不会哭”。后来跟着母亲一起外出逃荒要饭，途中遇到会唱戏的讨饭人，我就拜了师。本想学些技艺能多要些饭，可母亲和弟弟没能等到我学艺成功就饿死了。

成了孤儿后，我18岁那年选择去当兵。不仅在国内打过很多仗，还去过缅甸、印度，跟随大部队辗转拼杀，并成为营里的神枪手，小有名气。

下面我讲讲自己三次受降经历：

第一次湖南芷江受降

1945年春，我们的部队从昆明飞到湖南，一下飞机就坐上了美国的大卡车，盘山路走到头，下车就开打，边走边打一直打到了雪峰山。

当时我们出去一个连，本来是负责侦察的，没想到却遭遇了日本兵的大“扫荡”。日本兵看我方人少，比较轻敌，他们可不知道我们是王牌部队，一开打，日本兵感觉不对，就要跑。我们班长孙启先的意思是不追了，我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咱们不就是为了打仗吗？咋能放他们走！我这么一说，俺俩又开始配合着继续打，他负责给机枪装子弹，我负责瞄准打人，专门打跑得快的，跑在前头的，一枪一个，一打一个准，把后面的日本兵吓得都不敢跑了。

开打的时候，敌我双方都会散发传单，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都画的是漫画，漫画下边配有文字，主要是投降办法，标注上万人怎么投降，一个人怎么投降。

后来打到芷江机场附近，听说日本投降了，当时剩余的60多名日本兵，也就没心事再打了，我们在这边喊话，他们在那边商量，刚开始用枪顶个白旗出来，后来又用一个更长的木杆顶个白旗出来，我们这边的干部说不打了，投降了，看那些日本兵都用右手把枪举过头顶，军帽朝后戴着，裤子扣子解开，皮带也抽出来，左手提着裤子，聚成一堆儿，算是投降了。后来听说这些投降的日本兵都要送到重庆，说是为了交换战俘。

当史定坤讲到这一部分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人解释说，这就是芷江受降，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因受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选在此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

第二次参加受降仪式冈村宁次已哭不出声了

1945年秋，因听无线电说日本宣布投降了，上级指示我们新六军，提前两天捆行李从芷江飞往南京做准备，到了南京，就开始白天睡觉，晚上看守日本人营房、布置战壕的生活，并且在会讲日本话的南京老乡的帮助下，完成一批批鬼子的投降缴枪仪式。就算此时，日本兵还是坚持每天出操打拳，没枪了，就拿玉米秆练。直到被安排送走，他们才彻底泄了气。

看起来也很惨，每天都有一些日本兵寻死，上吊的、投井的、跳江的、服毒的、剖腹的，咋死的都有……我当时从日本营房里拿回去两瓶酒，还没来得及喝，被营长发现了，让我倒出来半碗，用火柴一点，就着火了，还一股子毒药味，营长说，这肯定是日本兵下的毒，有意要害我们的，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

1945年9月8日，日本正式向世界宣布对中国无条件投降并签订相关协议。当天我们连早早把会场警戒起来，我就站在大台子前边，先是有飞机在会场上空飞，有空降兵往下降，多国代表到场，日本代表岡村宁次都已经哭不出声了，嘴一直都张得大大的，脸上沾满了鼻涕和泪水，颤巍巍的双腿站都站不稳，一直由两名日本兵扶着，很艰难地完成了签字仪式。

第三次参加受降仪式我拿着没子弹的枪站在何应钦的身后

第二天（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出席受降仪式，我作为赵营长的通信兵，带着没有子弹的枪就站在何应钦的后边，主要负责他的警卫。不让枪里装子弹，说是怕我们太恨日本兵，到时候红了眼开枪打他们，所以领导下令都不让装子弹，但是我知道其实赵营长那手枪里是装满子弹的。受降仪式上，有百姓高喊：“日本人完蛋了……”又是涕泪交加的冈村宁次，上台后拒绝两个日本兵的搀扶，在会场中仅有的桌子上签了投降文件，会场一片沸腾，场面差点失控。

后来，我在空地上看守日本兵整理上缴的500架飞机，因部分飞机被日本兵蓄意破坏，我们监督日本的机械师修飞机。当时好奇心重，我溜上刚修好的一架飞机，阴差阳错发动了飞机，剧烈抖动的飞机吓住我了。很快上来两个日本兵试图控制我。回过神的我，拿枪指着日本兵，一边下飞机一边大吼：“八格牙路！”?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