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培政

初秋的黎明，潮呼呼的露水气味儿弥漫了山乡，静卧在凤凰山下的茹村，像熟睡的婴儿般安详静谧。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宁静。旋即，周围的家犬便狂吠开了。

“修之、修之——”村中那座砖瓦结构的门楼前，来人边敲院门，边朝院里喊着。

“谁呀，这么早就来找——”从东厢房走出的中年汉子，睡眼惺忪的趿拉着鞋，边往身上披着褂子，边嘟囔着朝院门口走来。

“修之，保长叫你到村公所去一趟，要过队伍哩！”来人听见院里动静后，在门外搭腔了。

“呃，知道了——”那汉子抬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轻轻叹了口气，回屋交待一番后，便朝村公所走去。

这是1939年初秋的一个早晨，那汉子便是我的爷爷。

爷爷幼时，家境殷实，早早便入私塾读书，成年后不仅识文断字，账目做的也清楚明白。

因了这个缘故，邻里百舍操办红白喜事，总邀爷爷做账房先生。当然，每逢村里过队伍（方言：来了队伍），也少不了被叫去办差。

“唉，为人别当差啊——”爷爷虽识文断字，熟悉礼法，却不热衷办差，即便村上派人来催，也是推三拖四，胆小怕事的太奶奶和奶奶就慌了：“去吧，去吧，到那少说话，小心侍候。”

爷爷说，那时队伍多，正规军、杂牌军、民团、保安团交错混杂，大小司令多如牛毛。

过队伍就像赶场子。只要村外冷不丁传来枪响，携枪带弹的兵们就大呼小叫的进村了。

每支队伍过来，都说担的是守疆护国、保境安民的责任，进村就要吃、要喝、要钱、要粮草。望着那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保甲长及办差的随从，早已惧怕三分，一口一个“老总、兵爷”的叫着，处处赔着笑脸逢迎，为的是尽快打发走了事。

村人种的多是十年九旱的丘陵薄地，一年一季打不多少粮食，日子本就过得不易，隔三差五要过队伍，征粮征款就成了顶难办的事儿。

“长官啊，俺村上人大都闯关东去了，实在拿不出那么多东西，请高抬贵手再减点吧。”趁着那些“司令”吃饱喝足之际，给其塞些钱物，保甲長们就哀求开了。

“屁！豌豆皮还能榨出四两油呢，都他妈哭穷，老子的队伍喝西北风不成？”被连骂带尅威胁一番，交多交少就看造化了。

后来，每每听到 “要过队伍了”，一些人家便逃进山去。

爷爷说他也想躲，却终究也没躲掉。

那次，保长看出他的心思，一丝冷笑后说 ：“人家能跑，你跑得掉吗？你可是有房、有产、有家眷的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这话扯得远了，咱书归正传。那天早上，爷爷被叫走后，等到过晌了也不见回来，奶奶心里慌得像猫抓似的，踮着小脚出来进去张望，也不见爷爷的踪影，就急慌慌跑到对门，央求堂弟去找时，爷爷踏着轻盈的脚步进门了。

这次，他没有像以往办差回来那样沮丧，倒有些喜形于色。把奶奶拉进屋，悄悄告诉她：“这次来的队伍是八路军某支队。这八路真是名不虚传，不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和那些队伍不一样。支队司令部设在村中观音堂了，俺还见到人称“钱司令”的大官了，人很英武，也很和善，他还夸俺字写得好呢。”

没多久，钱司令就带着队伍在东边莲花山上打了一仗，全歼了从县城来犯的三十多名日本鬼子，并毙伤一百多名伪军，一时威震四方。

爷爷说，打那之后的几年间，村里再没有来过别的什么队伍。八路军先是在村里成立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后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他也常被叫去，不过不再叫办差，改叫办公了，除了统计征收粮草外，还经常帮着队伍上写标语、制会标。

时间一长，彼此就熟络了，一向把读书耕田视为主业的爷爷，就多了个念想。

事也凑巧。那天办完公后，钱司令把他留了下来：“部队马上就要开赴新的根据地了，你跟我走吧？”望着那一脸严肃的表情，爷爷心里怦怦直跳，使劲点头应承下来。

谁料，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奶奶病倒了，且病得不省人事。

望着老人奄奄一息的样子，身为独子的爷爷犹豫再三，只好放弃跟着走的念头。

队伍要开拔了，钱司令在上马之前，爱怜地看了一眼欢送人群中的爷爷，有些不舍地告诉他：“等将来解放了，一定要出来工作啊。”

“嗯！”爷爷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郑重地点了点头，含泪将脸扭向了一边。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听说钱司令当了大军区的首长，村人们说，要是爷爷当年跟着走的话，也许能熬个一官半职的。爷爷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什么也没说。

可每逢说起钱司令带领队伍打鬼子的事，爷爷的心劲就上来了，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年的见闻。末了，伸出拇指夸赞道：“钱司令打起仗来，好样的！”

直到年近八十去世，虽识文断字，却在田间劳作一辈子的爷爷，也没有离开过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