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主题为“文化创新与数据科学：新媒体、新传播、新格局”的国际会议，记者在会上采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孟建同志。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新技术引发的交往革命？

孟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就预言说，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活。在今天，我们再审视这一预言更觉得互联网新技术所引发的革命是全方位的，它对我们的交往、生活、工作及学术研究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变革社会现实、学术思维、生活观念的基因：一切社会旧有之物都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的面貌。进一步讲，互联网新技术所引发的这场交往革命不仅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全方位互联”，也不是UGC（用户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内容）、OGC（职业生成内容）及AAC（算法推送内容）等可以感受和描述的表象问题，它预示着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这印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是信息”的精彩论断。我们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等都是人类交往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生产力的变革，同时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科技革命对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孟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各种场合强调“超学科的临界突破”，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互联网时代，跨学科、超学科的意识要一直渗透到我们所做的研究当中，因为从事学术研究既需要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又需要较好的跨学科思维及能力。我所强调的“超学科”不仅体现在譬如健康医疗与传播学交叉所兴起的健康传播研究等新的领域，还体现在跨学科素养对研究者带来的思维及方法论变革层面的巨大影响。比如，我们今天很时髦的“大数据”概念，如果没有很好的超学科思维，恐怕很难在数年前就预料到这将是未来社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难以打一个有准备的胜仗，如果没有很好的超学科能力，在我们探讨数字技术、物联网等一些新现象、新问题时除了套用一些旧有的成果，很难有独到的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记者：您觉得从社科研究的角度，对“大数据”这个话题，还有哪些可以值得探索的领域？

孟建：“大数据”是个时髦的用词，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提出对“大数据”要进行冷思考，比如我们是不是太过于追求数据的“大”，而放弃了对数据的微观研究，比如我们是不是因为过于追求数据而忽视了对隐藏在数据后面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等。我觉得我们需要这种冷思考的态度，但我们也需要在这些冷思考的基础上，做更多的探索和尝试，譬如将“大数据”这一具有社会性的术语上升为更为严谨、规范的“数据科学”，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让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跨领域的对话，以寻求某些研究方法、思路上的突破。再譬如，我们新近从数据科学和人文科学对话的角度来探讨互联网数字革命对人类文化创新的影响，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它能够让我们去沉淀数据科学的成果，也能够让传统的社科研究找到新的路径，从而在跨领域、超学科的互动与争鸣中探索出新的研究方向。

记者：当前，数字技术对文化创新这一研究领域带来哪些变革？

数字革命创新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变革了文化创新的体系，提供了跨领域进行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也从全方位渗透到我们既有的一切文化中，使其从内容到形态，从产品到产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意识到文化创新与数据科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以全新的研究理念去进行。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术研究已从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进入了“超学科”的阶段。“超学科”主要是指，要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中，让不同的学科在这一研究领域充分汇流激荡，最终实现学术研究上的“临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往往是在“不伦不类”中诞生的。而“文化创新与数据科学”的研究，正是要在这样的全新研究理念指引下，去进行、去发展、去突破。

记者：您如何看待数据科学与文化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

孟建：在文化研究者眼中，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阐释或抽象概括并最终发现或修正理论是学术研究的焦点和落脚点。但在数据科学家眼中，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开发改进科学工具从而更好地挖掘使用数据。可以说，数据科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基础资源，但数据本身的价值却不是自我显现出来的，而需要数据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勾连。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数据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双维度勾连：一方面，需要关注数据驱动与社会发展的微观现象的勾连，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数据科学与宏大的社会情境的紧密关联，从而实现文本性和情境域的结合。简而言之就是将数据科学研究与文化创新研究充分激发各自的活力，并能以社会现实问题、重大学术方向找到契合点进行全方位交融。

记者：“数据科学研究”和“数据驱动的社科研究”有何差异？

孟建：数据科学关注数据更多地思考“如何找到数据，如何挖掘数据”这个问题。而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更多的关注是“数据从哪里来，数据到哪里去，数据意味着什么”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数据科学是技术驱动的科学，以工具和方法论的革新聚焦于数据的挖掘和呈现，其终点是数据，而数据驱动的社会研究是探索性的社会科学，将数据科学中作为终点的数据当作自己研究的起点，并将社会研究中的理论纳入到对数据进行探索的每一个环节，从而使丰富复杂的社会数据与经典的传播理论有效对接。当然，我们分析两者的差异，不是要划清彼此的界限，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研判来寻找共同协作的可能性，正因为数据科学研究更关注方法论的问题而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关注意义和解释的问题，两者可以在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上找到具有协作可能的支撑点，以此来寻求临界点的超学科突破。这里的突破不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突破，也意味着两者合作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

记者：如何让“数据科学”全方位推动“文化创新”这一领域的研究？

孟建：从文化研究者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创新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观点是不要试图让数据自己说话，而是要让研究者跟数据对话。因为，数据产生或表达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一个文化过程、一个制度性过程，这些是数据本身无法自我诉说或自我显现的——数据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产生的，数据集如何与表达者身份勾连的，数据如何在不同的移动平台中关联的，数据的生产又与哪些社会现实问题产生了勾连，又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等，都需要文化研究者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再者，数据科学中的“数据”不仅是可搜集、可理解、可倾听的，它同样是可分析、可解读、可诠释的。这对于数据驱动的文化创新研究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数据科学在工具和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并将这些方法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使得数据科学成果为我所用，但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结果，数据驱动的文化创新要尊重大数据时代方法论的革命性成果，更要尊重以數据驱动的社科研究对文化创新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觉得今天的学者应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

孟建：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变革社会现实以及我们思维、科研方式的一种强大引擎，正因如此，许多学者都热衷于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我认为需要两个方面的素养：一是传统学者所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态，能够形成扎实、严谨、规范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维，二是能够对接社会现实，拥抱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寻求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的突破。这两个素养或者说两个心态是今天互联网时代必不可少的，没有做冷板凳的心态，在做学术研究时就会面临头重脚轻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现实关照的意识，非但不能使其所擅长的学问无法充分释放魅力，甚至还会使研究陷入死胡同。

专家介绍：孟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社会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等职。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合著、编著二十余部，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以及省部级项目达十余项。

作者简介：孙祥飞，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舆情，为国家工信部舆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新浪政务微博专家团成员，获得上海市“2016年舆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编辑：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