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斯曼

《大笔触》与其说是女艺术家传记，不如说是带给心存梦想、身负重担的当代女性的一部人生启示录。

任何一个学习西方艺术史的学生都很难避开《詹森艺术史》（History of Art）。这本由美国艺术史学家H.W.詹森（H.W.Janson）首次出版于1962年的皇皇巨著介绍了从史前直至20世纪末的西方艺术。但是，1987年，尚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学习艺术史的布里奇特·奎恩（Bridget Quinn）在学校图书馆中翻阅这本长达800余页的艺术通史时，惊异地发现整本书从头至尾只提到了16位女性艺术家。第一位出现在第500页，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女画家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1652/1653），书中跟着一句话：“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女性艺术家。”

在这仅有的16位女艺术家中，绝大多数是奎恩闻所未闻的。在一次与她的艺术史教授谈话中，奎恩提到了她对《詹森艺术史》的这一“发现”。这位女教授听罢轻笑道：“你读的是新版！我看的那个版本里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位穿了衣服的女人。你懂的，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女艺术家。”

在艺术的世界中，女性往往是被观看的客体。从公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雕塑——米洛斯的维纳斯，到拉斐尔画布中的弗纳芮纳（La Fornarina），再到克里姆特笔下的夏娃、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直至今日不胜枚举的艺术作品，人们太习惯于女性的身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女性被“物化”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

事实上，哪怕在今天，女性艺术家相关研究资料之稀少仍是不争的事实。“官方”艺术史带给奎恩的强烈失落感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写一本书，向世人介绍被艺术史“遗落”的重要女性艺术家。

而从产生这个创作冲动到真正完成这本书，已经过去了30年。2017年3月，作家、艺术史学者布里奇特·奎恩出版了她的新书《大笔触：15位创造了艺术和历史的女性》〔Broad Strokes：15 Women Who Made Art and Made History（in that order）〕，书中收录了16世纪以来奎恩眼中重要的15位女性艺术家。这个名单并不与詹森的版本完全重叠，换言之，奎恩的清单非常主观，而挑选的标准也很简单——她喜爱的，并且在她生命的某个阶段对她意义重大的女艺术家。

但这并不是一部咄咄逼人的试图强调女性天赋及社会地位的文本。如今有太多女性陷入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囹圄，但奎恩笔下的这些女艺术家们不论同时承担着多少角色、面对着多少阻力，都没有停止过艺术创作。她们可能是年少失亲自力更生的少女、是抚养兄弟姊妹的家庭顶梁柱、是煮菜缝纫的妻子、是许多个孩子的母亲……更多的时候，她们同时负担着多重角色，而其中一个，是艺术家。

比如让时间回到400多年前的罗马。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Orazio Gentileschi）是罗马城内颇负名声的卡拉瓦乔派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慧眼识才的工作坊领导者。奥拉齐奥有五个孩子，阿尔泰米西娅是家里的老大，也是他唯一的女儿。阿尔泰米西娅从很小的年纪便开始接受来自父亲的绘画训练，而在12岁丧母后，她的余生陷入了男人的世界：她的父亲、弟弟们，以及他父亲的助手、学生、同事，还有模特。奥拉齐奥充分肯定自己女儿的绘画天赋，并聘请他的同事、熟谙空间透视法的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作为她的绘画老师。

阿尔泰米西娅几乎从不出门，她在家中不断绘画、不断创作。一切似乎都还算美好，直到在她17岁的某一天，她的老师塔西偷偷溜进她家中并强暴了她。彼时，人们脑中甚至并没有“强暴”的概念，奥拉齐奥出离地愤怒，因为塔西“偷”走了他的财产——阿尔泰米西婭的贞操。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娶阿尔泰米西娅为妻，可塔西已婚。奥拉齐奥将塔西告上法庭，为了证明强暴的事实，阿尔泰米西娅在旷日持久的审判中要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除了一遍一遍陈述自己被强暴的经历，她还必须接受类似夹手指刑罚的测谎折磨以及助产士们对她下体的反复观察研究。

这样的痛苦与屈辱足以将任何人击垮，但阿尔泰米西娅并没有就此沉沦。她将所有的愤怒、信念和力量全都释放到了自己的作品中。1610年的画作《苏珊娜与长老》（Susanna and the Elders）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旧约》中的经典故事：两个老色狼偷窥美丽的苏珊娜沐浴，并捏造乱交的罪行敲诈她满足他们的性需求。阿尔泰米西娅用平视而非窥探的视角描画了一位美丽并英勇的苏珊娜：绝不被人操控身体。著名的《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Judith Severing the Head of Holofernes）则更明显是画家的复仇，象征着她对于塔西的行刑，此画正是在审判不久后创作。

审判的结果是奥拉齐奥胜诉，也因为法庭发现了塔西的其他重大罪行。阿尔泰米西娅最终嫁给了一位佛罗伦萨的小画师，也成为加入绘画学院（Accademia del Disegno）的第一位女性。她一生至少生养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也成为画家；她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她还拥有一个情人。一个绝不妥协、绝不缄默的女性。

亦有波澜不惊如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你也许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她有个小两岁半的同父异母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姐妹俩生长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与跨三宗婚姻中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后来伍尔夫在自传中道出她和姐姐都曾遭受过自己同母异父哥哥们的性侵。

感情甚好的姐妹俩个性相左：伍尔夫灿烂、敏感、脆弱，贝尔内敛、镇定、自持。可贵的是，她们相互启发、滋养对方的创作，也可以这么说，她们成就了彼此。贝尔后印象派笔触下的伍尔夫面容模糊，因为伍尔夫是出了名的表情丰富且厌恶给人当模特。不过，在贝尔粗放的绘画线条和色彩对比下，妹妹的特质仍然呈现了出来。贝尔也是伍尔夫数个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出航》中的海伦、《到灯塔去》中的莉莉以及其最具实验性的《海浪》中的苏珊。此外，《海浪》的第一版封面也是贝尔绘制的，她的手绘风格后来也成为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物的标志性特点。

贝尔一生都在面对至亲的离去。她生养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西班牙内战中丧生，贝尔险些没从这个打击中挺过来；仅仅四年后，她最爱的妹妹伍尔夫投河自殒。她与艺术史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有过感情，后来移情双性恋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给格兰特生过一个孩子，并以“贝尔”为姓抚养；她与丈夫也一直保持着挚友的关系，在漫长的人生中丰富又多产。一个生活的幸存者，对于命运投掷而来的种种，贝尔照单全收。

日裔美国雕塑家露丝·阿萨瓦（Ruth Asawa）在奎恩眼中则非常平和完满。作为日本移民的孩子，阿萨瓦年少时的人生相当艰难。其父被FBI逮捕，之后六年她不知父亲下落。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加州圣安妮塔马场营地风餐露宿，多年后的她回忆起这段经历却只说：“非常享受。”由于日裔身份而求学屡屡受阻的阿萨瓦辗转来到流亡艺术家聚集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师从德国包豪斯艺术家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他也大大影响了阿萨瓦的艺术风格。

阿萨瓦将自己在墨西哥学到的草编技艺与工业材料和包豪斯风格相结合，创造出层次丰富、生机勃发的编织雕塑品，冰冷的媒材在她的妙手创作下变得像天然材料一般呼吸了起来。阿萨瓦的艺术生涯相当成功，她的作品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展览中，然而谈及这位日裔艺术家，主流艺评人仍只是片面地将她作品的特点源于喜欢删繁就简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影响阿萨瓦的艺术以及人生创作。奎恩评价她拥有深厚的养育天赋：作为农场主的后人，她天然便是自然的一股力量；她的创作、婚姻、孩子，还有她从事的艺术教育，每一样都持续而美满。

《大笔触》与其说是女艺术家传记，不如说是带给心存梦想、身负重担的当代女性的一部人生启示录。生活的重压、命运的不公并未让书中15位女艺术家放弃自我；追求艺术、坚持创作，也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身份的舍弃。很多事，也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一本书很难改变一个世界，而一个现实便是女性仍要付出多倍努力才仅仅有可能得到同样的承认。当一群艺术史学家发现《一对快乐的情侣》（Carousing Couple）的创作者不是荷兰黄金时代肖像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而是女画家朱迪思·莱斯特（Judith Leyster）时，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庆祝；当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那幅长期被认为出于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之手的肖像画，被发现实际创作者是女画家玛丽·丹尼斯维莱（Marie-Denise Villers）时，博物馆董事、艺术史学家查尔斯·斯特灵（Charles Sterling）竟转而表示这就解释了画中为何会有“巧妙隐藏的弱点”和“千千万万个小瑕疵”——仅仅因为你是女人。

这也是为什么《詹森艺术史》选择了16位女艺术家而奎恩只选择了15位，最后一个位置是留给读者的。书的长度有限，而女艺术家的故事并未到尽头。

关于女性和艺术，还有很多故事可讲

——专访作家、艺术史学者布里奇特·奎恩

三联生活周刊：你书中挑选的女艺术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并且基于美国当代文化体系。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被低估或忽视的女艺术家，你的清单会不会有些不平衡？

奎恩：是的，就是不平衡的，而且这本书也并无照顾到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女艺术家的意图。之所以是15位，是因为我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只发现了数量差不多（令人震惊的少）的女性艺术家。而本书中女艺术家全部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原因，是我将自己的故事也带入了书中。我是学习西方艺术史的美国人，因此我的清单相应地反映出了我的背景。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故事可讲（也许我应该再写一本书，起名《更大的笔触》）。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触发了你写这本书的欲望？

奎恩：信不信由你——我想寫一本这样的书已经想了20多年了。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读了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艺苑名人传》，我当时就想，我要给女艺术家也写一本这样的书。

瓦萨里有的时候被认作是历史上第一位艺术史学家，但他的研究方式与今天艺术史学科的那种严谨、意识形态化、理论化截然不同。瓦萨里乐于研究艺术家的作品和个人生活，在书中他加塞了许多他个人的看法以及其他小道传闻。不过他的作品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但瓦萨里的书比较麻烦的一点是，他给西方艺术史铸造了一个关于艺术天才的神话。换句话说，这些艺术家们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天赋异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喷涌的艺术才能。他们生下来就是来完成自己灿烂的使命的。更麻烦的是，瓦萨里在他的长篇巨著中只提到了四位女性，这就好像是说，女人普遍生下来是不具有这些伟大基因的。基于此，我想写一本书，至少可以让人们开始讨论过去以及现在的一些杰出女艺术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梳理这些女艺术家人生故事时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奎恩：坚持。不论在这些女艺术家们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她们从没有停止过艺术创作。这非常鼓舞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自己作为一个女作家和艺术史学家，有没有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仅仅因为是女性而遇到障碍？

奎恩：坦白地说，我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非常公然的性别歧视，比如那种“你是女的你别做这个”。我感受到的性别歧视更反映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比如，在我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我没能找到或者负担不起儿童看护；在工作中没有男同事拿到的薪水多；比起我的丈夫，我不得不承担更多家庭和养育责任，因为人们认为这就该是你做的事……种种这些潜藏在各处且难以正面对抗。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同女画家真蒂莱斯基那个时代相比，现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状况有好转吗？

奎恩：自然是有好转的地方，但同样也有日趋恶劣的地方。对于当代女艺术家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她们的性别可能直接完全被人忽视掉了。的确，你的性别并不能解释你作品的全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女艺术家现在就享有和男艺术家同等的待遇了。画廊、美术馆和拍卖行呈现或出售的男性艺术家的作品还是远远多于女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下一步的写作计划？

奎恩：我最近在研究两个18世纪女艺术家的双自传。搜集资料的部分总是最享受的，得趁写作的恐惧还没降临之前好好珍惜现阶段的新鲜刺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