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兄弟》是余华篇幅最长的小说，上下部50多萬字，证明了他的体力。50万字沉甸甸的，读起来却仍然不觉得累。余华自己的说法，这部长篇最早动笔于《许三观卖血记》发表后的1996年，写了两三万字就放下了。等捡起来再写，2004年了，很顺利，用了一年多就写完了。“现在看，是命运的安排，1996年时觉得中国的变化很大，决定写。到2004年再看，1996年的变化不算什么了，所以，2004年才是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时机。”因此，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写天翻地覆的造化弄人。我问他1996年写的两三万字是什么？他说，上部开头部分，也就是李光头在厕所偷窥，被赵诗人揪住游街的情节。那年代，在公厕里确实能听到女厕那边的声音，我下乡的地方，简易公厕只隔了一层板。余华的黑色幽默手段，亏他想得出来，能把头插进蹲坑，“就像游泳选手比赛时准备跳水的模样”。

我觉得，余华的写作特点是“锋利”，砺乃锋刃，这锋利指他能锐敏切割出现实的断面，让你直视筋髓组织。好刀锋利不见血。换一个角度，他喜欢用“力量”，他说，他崇尚“用力量写作的作家”。我以为，他是以锋利来体现“力量”。他喜欢海涅的诗句：“生活是痛苦的白天，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余华的锋利直接体现在这部小说的结构上：他以14岁的李光头的偷窥为开头，李光头看到了5个屁股，最重要的屁股是林红的。他用洋洋洒洒一节的篇幅，写从派出所民警的询问始，小镇上一堆人对林红屁股的兴趣。李光头就用他掌握的“稀缺资源”，做起蹭吃面条的生意，不仅铺垫了林红，也铺垫了李光头的生意脑袋。

这部小说的结构精妙在于，李光头14岁时的偷窥，其实是一个“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引子。这个引子后，才开始上半部李光头的父亲偷窥，淹死在粪坑，宋凡平走进这个家庭的叙述。上半部完全是为下半部林红这个人物的正式出场作铺垫的，一般作家大约都不会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余华要极尽铺垫之能事——他写宋凡平在灯光球场上高大魁伟，一手一个举起宋钢与李光头、抱起李兰，写李兰被他的魁伟卫护的幸福，是为了铺垫婚后一年，他就为了去上海接李兰的承诺，而被活活打死。更残酷的是，为了铺垫李兰的钱只够买一口最小的薄皮棺材，棺材里装不进他的尸身，身体进去了，腿在外面，就只能砸断了膝盖，将小腿放在大腿上。膝盖显然是隐喻。

上部与下部，余华写的都是变化的残酷。上半部里，今天宋凡平还是灯光球场上众人瞩目的扣篮球星、高举着最大一面红旗红光满面的旗手，明天就被戴上高帽，打成鲜血淋淋。那个长头发的孙伟，今天还耀武扬威，因为其父是宋凡平的看守，明天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被发现，他就因卫护长发而被割断了动脉，他母亲成了赤身裸体的疯子，父亲的精神彻底崩溃，就将铁钉钉进自己的头颅自杀。这是“文革”。

对我而言，上部中最难卒读的，就是宋凡平逃出仓库，在棍棒下一次次挣扎着也要上车，最后“身体像漏了似的到处喷出鲜血”的情节。初读与重读，我都是有意避开这残酷，读完下部，再返回来忍受这赤裸裸的血腥。上部写宋凡平的死与李兰的死，目的都是铺垫宋钢。下部里，宋钢跟着骗子周游去走江湖，甚至做假胸手术屈辱地推销“丰乳霜”，也是为了让妻子“无忧无虑生活一辈子”的承诺。而李兰的死，是为了让宋钢答应，“不管李光头做了什么坏事，你都要照顾他”，是为了让宋钢承诺：“剩一碗饭，我会让李光头吃;剩一件衣服，我会让李光头穿。”在这样的铺垫下，下部，写翻天覆地变化下的李光头、宋钢与林红——当李光头变成超级巨富，宋钢下岗后变成一无所有，唯一的“财富”，就只剩下林红可以转让了。我听很多年轻读者认为，下半部与上半部风格不符，或认为下半部不如上半部。其实，上半部，有了宋凡平才有宋钢，有了宋钢才有相濡以沫的兄弟。下半部，则是锋利地切割兄弟的内涵——林红是两兄弟的结蒂，宋钢遗书中用李光头所说的“哪怕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其卧轨，实际就构成比他父亲之死更深刻的悲剧效益。

下部李光头、宋钢与林红的关系，余华是以坚硬的逻辑来体现他的锋利的：一开始，当李光头以他的组织能力成为福利厂厂长后，认定林红非他莫属，想尽种种办法，越追求就越把林红推向宋钢。此时，李光头蛮横地说，“林红是我的”，以兄弟要挟，宋钢就做到了不惜伤害林红。而宋钢因伤害了林红要自杀，李光头一句“兄弟也一样宰了”，却觉悟了他，使他真的走向林红，兄弟龃龉了。但李光头落难，宋钢以林红每天给的零花钱救济他，两人在垃圾堆前一起吃饭，做到了“剩一碗饭，也会让李光头吃”，温馨感人。李光头也非混蛋，他发达了，让宋钢做他的副总裁，给林红一笔钱，保他们衣食无忧。其实，如果宋钢做了副总裁，或者林红告诉了宋钢李光头救济的真相，后面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但宋钢“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自卑与李光头“不能让宋钢知道”的嘱咐，也都合情合理。于是，宋钢为了让林红过上好日子，就只能跟上周游，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必然。宋钢一去不返，李光头买来奔驰宝马，让林红揭幕，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余华注意了写林红的忧郁、苦笑、不知所措，到最后关头，她还哀求地叫起宋钢的名字。但李光头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快感，苏醒了她的性愉悦后，伦理问题就变成锋利的逻辑——李光头给了宋钢从未给她的东西，给了她两性关系的本质，这时候，历尽艰辛只挣回3万元回乡的宋钢，就必须选择死亡了。

我理解，从情节因果看，这部小说的上部是下部的铺垫;从社会面貌看，下部又与上部，形成了两个时代的对照。上部的凄惨故事是“文革”对人性的践踏，是一场政治运动调动激发了斗争中的兽性。下部呢？表面看不再有斗争与血腥了，只不过社会形态颠倒了——令李兰担忧的李光头靠做垃圾生意就能成为巨富，成了巨富就成为全镇的权力意志。相对应，踏实本分的宋钢就成为丧失了尊严的弱者，不用政治运动，金钱所构成的权力，从更深刻的内心，构成了残酷的杀人效果。绝非“伦理颠覆”这一简单的论断，就可论说李光头、宋钢、林红这三角关系，转了一圈而颠倒的悲剧。

我理解余华这部长篇是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表达了“新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新”就体现在通过其表达手段，锋利地揭示这两个时代关系的深度。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揭示的只是现实本身。余华后来发表了他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几则日记，其中一则写到他对上下部两个时代社会形态的看法。他说，“文革”是一个极端，今天是另一个极端，是“文革”的极端压抑反弹出了今天的极端放荡;压抑与放荡，从两个极端，都开放出黑色的恶之花。那么，余华站在什么立场呢？他说，他希望这部小说能使人人意识到，我们需要自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