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鲜明的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举措、与美国不断加深关系的尝试……莫迪所期待的并不是成为如尼赫鲁一般的人民党“教父”，而是要开创印度政治史上全新的“第三共和”时代。

2015年11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伦敦出席为欢迎他来访而举行的仪仗队检阅式

仅仅3年前，他还因为在古吉拉特邦暴乱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无法获得美国外交签证。2015年，《纽约时报》批评他“不曾兑现竞选初期的承诺，那些标志性的豪言壮语正在冷却”。到了一个半月前，他已经被唐纳德·特朗普称为“一位真正的朋友”，两人在白宫相谈甚欢：尽管他们在私生活方面的立场反差甚大。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魅力，有相当一部分恰恰来自他身上这些富有争议的标签。与印度教教义相吻合的禁欲主义和斋戒习惯，从另一角度会被解读为宗派主义狂热。长于言说的贬义表述是民粹主义外加口舌招摇。强硬和效率有时会和无视法制画等号，对历史问题的偏执在反对者眼里则与缺乏变通无异。总之，他实在太不像过去70年里印度人熟知的那种全国性政治家了——没有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显赫姓氏和养尊处优，没有瓦杰帕伊式的韬光养晦，更没有曼莫汉·辛格的学者风度。不止一位评论家质疑，他在古吉拉特邦过于特立独行的成功经验是否适用于这个13亿人的庞大国家。很少会有人想起，作为第一位出生于印巴分治（1947年）之后的总理，莫迪并不需要通过模仿他的前辈们才能应对21世纪印度出现的新问题。

卡耐基印度中心主任、资深南亚问题研究者拉贾·莫汉（C.Raja Mohan）将独立以来的印度政治史划分为三个世代：“第一共和国”从1947年印巴分治延续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寻求连任失败，以政治上的国大党一家独大、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准世袭传承、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及外交上的不结盟主义作为特征。“第二共和国”从1989年延续到2014年拉胡尔·甘地角逐首相宝座未遂，以政治上两党制的成熟、经济上融入全球市场和外交上的“南联东向”为特征。而莫迪在2014年的当选开启了新的“第三共和国”纪元，他需要为后劲不足的印度经济注入改革活力，并严肃地审视这个新兴大国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希望达成的外交目标。

某种意义上，过度纠结于莫迪的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背景和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渊源未免失于幼稚。英式议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行业利益集团的长期存在，使得印度两大党从来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若干股势力的复杂勾连体在进行运转。昔日曾为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立下汗马功劳的RSS，如今在诸多经济和外交方针上却与总理背道而驰。而1996年人民党政府那届仅仅维持了13天的内阁也显示：意识形态上的特立独行无法转移多数小党派对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而人民党松散的组织结构和缺乏盟友的状况也暗示：在很大程度上，选民拥护的仅仅是莫迪个人及其改革政策，而非他所在的党派。这使得这位强人总理的改革事业，带有一种微妙色彩：他不可能成为人民党的“教父”，唯有以实际业绩博取连任希望。

为什么是莫迪

2013年由《印度时报》编辑金舒克·纳格撰写的《纳·莫（迪）的故事》一书，完整勾勒了这位古吉拉特邦茶农之子在“第二印度”時代的政治经历。尽管纳格本人对莫迪白手起家的奋斗史充满敬意，但全书依然弥漫着一种被动色彩，即：莫迪本人的地方治理业绩和竞选纲领对他赢得2014年大选固然颇有加分，但最关键的原因仍是民众对国大党在“第二共和国”时代的执政成绩特别是其新科领袖拉胡尔·甘地的失望。

这种失望情绪的矛头，首先集中在尼赫鲁-甘地家族对国大党领袖地位超过半个世纪的僵化控制上。早在第一共和国时代，国大党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和缺少内部竞争的痼疾就已经暴露无余。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外孙拉吉夫·甘地累计执政的时间超过37年，隔绝于国际市场的经济政策和反美亲苏的外交立场在此期间几乎保持了岿然不动的状态。到了第二共和国时代，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变成了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甘地；她从1998年起长期担任国大党和执政联盟主席，在相当程度上对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全球化政策形成了掣肘。由于“国父”尼赫鲁对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和外交上的去西方化抱有一以贯之的好感，其家族接班人即使已经意识到拥抱全球市场的必要性，出于维护个人名望的需要，也不得不时时以原教旨尼赫鲁主义的辩护者自居。结果遂造成一种奇怪的反差：在经济政策上最有建树的两位国大党总理拉奥和辛格，恰恰都不是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而一旦“国父”的后裔走上前台，必然伴随着似是而非的“向左转”。无怪乎在2014年大选中，仓促披挂上阵的拉吉夫·甘地之子拉胡尔得票率仅为19.3%，刷新了惨败纪录。

另一方面，长期执政造成的僵化和怠惰，使国大党几乎成为广泛的腐败、贫富分化和缺少战略进取心的同义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示：即使是在辛格政府于第一任期内创造了“印度奇迹”的有利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以农业最为突出）、不友善的投资环境等南亚固有的“大陆病”也从未得到根除。一旦国际资本因量化宽松收紧而从新兴市场撤出，“奇迹”立即无以为继。而2012年席卷全国的反腐败示威浪潮，几乎已经宣判了国大党萧规曹随的保守内政路线的死刑。印度人渴望改变，他们不想再要一个新的甘地。

从这个角度看，莫迪的胜出，当然不单纯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或者民族主义立场。被他的改革口号所吸引的除去长期处于赤贫地位的低收入阶层，还有已经尝到了“印度奇迹”甜头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可以断言，渴望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古吉拉特邦模式”的，正是以城市工商业者为核心的新兴利益集团。如果说特朗普在美国的胜出，是因为他迎合了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被边缘化的本土传统产业从业者的诉求，那么莫迪的崛起，便是由于印度中产阶级痛感本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还不够，需要火上添油。相比之下，莫迪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他作为忠实印度教信徒的宗教保守主义色彩，反而是相当次要的“卖点”了。

大陆印度，海洋印度

1900年，“海权论之父”马汉在长篇论文《亚洲问题》中写道：“印度处在中国和埃及之间的中心位置，又是通往澳大利亚与好望角的基地，地理位置之利使得其他殖民地的援助悉数在此汇集，以遂行英帝国的总体政策。”这段分析精当地点出了印度在地理特征上的双重属性：它是苏伊士运河与太平洋之间的中介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海上交通因为这一支点的存在，在物资通过量和安全性上都有了保障。它又是遂行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总体政策”的桥头堡，俄国西进中亚的锋芒因为这个侧翼接触者的存在，时刻受到监视和限制。印度之于鼎盛时期不列颠帝国的意义，盖在此矣。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以本身的地理位置为凭据，制定出了“西攻北防”的对外战略。“西攻”，指的是从阿拉伯海和克什米尔两个方向包围巴基斯坦，控制更多陆上争议领土，形成军事优势。“北防”，指的是在东北边界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拓展实控面积和缓冲带，最大限度地利用喜马拉雅山这一屏障，保障以新德里—勒克瑙—巴特那—加尔各答为轴线的核心城市带的安全。然而，不论是安全领域的“西攻北防”，还是第一共和国时代反向利用桥头堡位置、与苏联发展密切双边关系的战略，开发的都仅仅是印度地理禀赋中的大陆资源；英治时期曾为印度赢得过举足轻重地位的海洋因素，在20世纪后半叶被弱化了。东西方转口贸易枢纽的地位早已被新加坡取代；由于过度倚重印苏经贸合作，在70年代欧美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阶段墨守保护主义，印度错过了整整20年的经济转型和资本积累期，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有所改善。

不仅如此，“西攻北防”还造成了另一大障碍，那就是使印度与中国这个最近30年来最活跃的新兴经济体人为割裂。中印两国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本来适于造就优势互补和产业链整合，但新德里政府出于过重的、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安全顾虑，对此持消极态度。印度东部地区原本可以与孟加拉国、缅甸北部以及中国西藏地区形成次级经济圈，但新德里当局出于疑惧和赌气心理，坚持以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拉动东部经济的唯一渠道，遂使该地区成为全国投资回报率最低、腐败情形最严重的板块之一，负面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在此背景下，从辛格政府的第一任期开始，印度重新转回对海洋地理潜力的挖掘，开始全面推行“南联东向”的新路线。所谓“南联”，指的是利用本國在印度洋海域的相对优势，建设集航运、物流、修造船为一体的区域海事中心；并利用发达国家二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在沿海建设印度版的“经济特区”，最终形成一个与东北内陆城市带相呼应的滨海经济圈。所谓“东向”，指的是加速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输出印度拥有相对优势的电信、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平衡贸易逆差并扩展政治影响力。

作为印度洋海域最大的单一强国，印度在扮演东非—中东经济圈与西太平洋的中介点时享有中央位置之利；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创造的经济业绩，即与此密切相关。随着“东向”政策由地方升格为全国级规模，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还希望主导缅甸西海岸港口（如实兑港）的开发，一方面平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布局，另一方面尝试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以印度为中心的孟加拉湾经济圈。莫迪真正乐于做长期经营的，依然是印度洋方向。

莫氏国家主义

在莫迪经略其“第三印度”的蓝图中，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构成相当关键的一环。他在2014、2016和2017年三度出访华盛顿，与奥巴马和特朗普相谈甚欢，绝不仅是简单的表面功夫。6月下旬造访美国之际，莫迪与通用公司签署了以20亿美元购买22架“天空守护者”无人侦察机的合同，针对中国潜艇的意图一目了然。而在2016年，美印两国已经签署了国防后勤保障合作协议，使印度成为华盛顿的“重要国防合作伙伴”。作为印度洋海区最强大的作战舰队和相对完善的保障设施的拥有者，印度在建立对华海上优势方面与美国目标一致，两国海军升级共享港口、后勤资源和情报的水平已是必然趋势。力争在美国的新亚洲海上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以使本身的利益最大化，也构成经济合作之外印度对美政策的另一项支柱。

某种意义上，尽管莫迪以尼赫鲁主义的挑战者自居，但他完全赞成那位印度“国父”对次大陆国际地位的界定：“（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没有吸引力，也不可能实现。”无论是继续发展中远程核武器载具，还是在陆上争端中采取强硬姿态，都构成这种“大国”愿景的一个侧面。但除去依靠自身的经济和安全能力增殖国际权势外，莫氏国家主义本质上并不信赖21世纪初风靡一时的全球多边议程，而更热衷于建立和主要全球性国家的双边合作。美国所能为印度提供的，除去作为经济全球化旗手的反哺作用外，还使印度在亚洲海洋问题上建立对华均势有了坚强后盾。更有甚者，巴基斯坦的长期羸弱，还使印度政府热衷于敦促美方承认新德里在整个南亚的支配地位，从而部分恢复到英国统治时期的战略地位：充当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大陆桥头堡。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质上，莫氏国家主义在全球层面并无太大的战略进取心。作为一位注重成本/收益考量的领导人，莫迪在否定了尼赫鲁向欧美世界挑战的战略意志的同时，也便使印度的权势关切点坍缩到了安全领域，特别是以次大陆为中心的本土安全领域。即使是在转向重点经营海洋之后，印度选择优先发展的依然是与邻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则继续搭美国之“便车”，各取所需。除去宗教、瑜伽等实际影响力相对有限的文化产品输出外，印度尚无意博取全球声望，也甚少质疑既有的国际权势分配。这使得莫迪鼓吹的“领导大国地位”多少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但这反过来也构成一种印度式狡黠——在中美博弈的大幕背后，印度以一种不受制约的态势逐步扫除国民经济中与全球化大趋势相悖的沉疴，为真正成为全球意义上“有声有色的大国”奠定基础。而在两年之后的大选中，这股新民族主义将迎来它的中期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