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归来的童寯，在建筑设计之余开始遍访江南园林，于战乱之际写成《江南园林志》一书，被认为是近代以来开启中国园林研究第一人：“吾国旧式园林，有减无增。著者每入名园，低迂歔欷，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惟有爱护一草一椽，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

若干年后，童寯的孙子——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也开始投入园林研究，被称为当代“园林四君子”之一。

茅顶不禁欧风

我是童寯最小的孙子。从我1968年出生，一直到他1983年去世，我都和祖父生活在一起，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他睡一个房间。我小时候正值“文革”，祖父留给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一个背影，整天在小阁楼里没头没脑地看书、写文章、画画，大夏天也大汗淋漓地在那里写和画，那是他的一段高产期。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作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时光的沙子正逐渐地埋没着他。

他给人的印象是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即使开玩笑也绷着严肃的表情。我小时候很怕祖父，后来逐渐意识到，他这种令人敬畏的严肃气质，一方面是因为“文革”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种文化慎独。在他深层的精神世界里，时刻秉承着与生俱来的文人传统，不依附政治权势，不以时俗为转移。对他来说，做学问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时刻在同精神上的懈怠做斗争，也相应地采取了更为冷静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和历史。

祖父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晚清，民国，共和国。他出生于一个满族家庭，后来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班学建筑。他多年后说，他选学建筑专业的动机，主要是争取自食其力，“靠技术吃饭，尽量不问政治”。1925年，他启程赴美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杨廷宝、赵深、陈植、梁思成是不同级的同学，如果再加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正是日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祖父回国后，一开始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仓促移居上海，与赵深、陈植共同组建了华盖建筑事务所。三人相约在复古潮流中，摒弃“大屋顶”，坚持创作有机的、功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这并不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拒绝，而是对于一种幼稚的简单化的拒绝。

回顾起来，第一代建筑师的集体崛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以现在的视角来看，他们来自一个封闭而落后的国度，处在严重缺乏信息与氛围的环境中，而且在外留学时间并不算长，多则五六年，少则三四年。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于国外发达的技术与文化的吸收是如此快速，之后几乎个个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栋梁之材。

对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第一代建筑师来说，山河破碎现实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在当时的建筑界，存在着“五四”时期传承下来的“体用二分”的社会思潮：官方认可的建筑风格为内藏钢筋混凝土、头戴大屋顶的建筑，如南京的中山陵、金陵女子学院、南京博物院，而这一风格的代表人物——美国建筑师墨菲，甚至被聘为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

他们归国之后的走向各有侧重。大致可以认为，以刘敦桢、梁思成为代表，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与抢救，以营造学社为阵地；杨廷宝、董大酉、徐竞直等，侧重于中国传统风格复兴的建筑创作；而赵深、陈植则显得较为开放，所创作的建筑更具西方现代风格。

建筑学家童寯，1930年于德国法兰克福

祖父在其中是更为复杂的一个。尽管他的学术观念中同样也充满着民族文化的情感，但他对于传统价值观的看法颇为冷静。一方面，在盛吹西化之风的环境中，祖父对于中国建筑状况深堪忧虑：“诚恐茅顶不禁欧风，竹窗难当美雨。”但他秉持一种进化论观点：“现今建筑之趋势，为脱离古典与国界之限制，而成一与时代密切关系之有机体。科学之发明，交通之便利，思想之开展，成见之消失，俱足使全世界上建筑逐渐失去其临时与地理之特征。”所以，面对当时的所谓“复兴式”建筑，他不客气地将其称为“辫子式建筑艺术”，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撰文批判。他曾说：“以宫殿的瓦顶，罩一座几层钢筋水泥铁窗的墙壁，无异穿西装戴红顶花翎，后垂发辫，其不伦不类，殊可发噱。”而最让他厌恶的，是那些肤浅的“蟒袍玉带下，穿毛尼卷筒外裤和皮鞋的‘文艺复兴的绅士们”。

可以说，他人格中的双源性是非常鲜明的——非常西方又非常中国，极其保守又极其现代。他一生很洋派，总是西装革履，对技术和时代的思潮非常敏锐，建筑风格也坚持现代性。但他骨子里又是传统的中国文人，曾提到倪攒的山水画，“从来不见一人，只二三棵枯树，几块乱石，有时加一亭子”，自认就是“陶醉于这种画中的人”。

对于中国新建筑的走向，祖父也并不以单一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标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探讨：“如何在中国创造按外国方式设计与建造，而又具有‘乡土外貌的建筑，正是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大伤脑筋的问题。”他认为：“西方依然有用木、石、砖、瓦传统材料设计成为具有新建筑风格的实例，日本近30年来更不乏通过钢筋水泥表达传统精神的设计创作，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秦砖汉瓦产生中华民族自己的风格？西方建筑家有的能引用老庄哲学、宋画理论打开设计思路，我们就不能利用固有传统文化充实自己的建筑哲学吗？”

《江南园林志》

祖父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江南园林志》，被公认是继明代计成《园冶》之后，中国近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将园林带入当代。

《江南園林志》初步成形于1936年，当时对园林也感兴趣的刘敦桢来上海与祖父见面，看到了初稿，当即决定由营造学社出版。梁思成见稿后也专门写信赞赏，还邀请他去清华任教。不过两人的学术诉求完全不同，估计这也是他后来没去的原因吧。书稿在排印时卢沟桥战事爆发，其手稿照片和测绘图纸被营造学社存在天津银行的地库里面，在次年的一场洪水中全部泡烂了。这本他36岁时写成的书，最终得以出版是在1963年，他已是花甲老人了。刘敦桢在出版时补写的序言中说，童寯的写作初衷是“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

祖父介入园林研究是从1932年就开始了，其实最初是一种业余爱好似的游览。那时候祖父刚从东北到上海，和江南文化是没有任何交集的，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很难考证这是如何开始，很可能是初至上海的某个周末，他与搭档赵深和陈植两人在城隍庙聚会时，无意间进了旁边的豫园。可以想象，江南园林的景象对于一位接受西方古典建筑教育的学者来说是极其震撼的。于是他做出计划，基本每个周末都往返于江浙沪一带的园林之中，以至于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挚友杨廷宝到上海时，他的招待也就是两人约好一同前往。据大伯童诗白回忆：“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

当然事情并未总是如此浪漫。30年代城市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火车汽车的线路极其有限，大多数的市镇可能还只能坐船前往。由于正值抗战期间，祖父有两次在调研昆山、吴江两地时，还被误认为日本奸细而抓进警察局。进入园林之后，他并无帮手，一般只能自己一人进行踏勘，无法测量时，只能用步数来估算，竟然也能八九不离十。

那时的园林并非如今景象，从他的诸多园林文章中，以及一些30年代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很多已经是房屋倾塌、假山荒芜、杂草丛生了。面对战乱时局和园林状况，祖父在《江南园林志》前言中感慨：“吾国旧式园林，有减无增。著者每入名园，低迂歔欷，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惟有爱护一草一椽，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这种紧迫感促使他将业余考察转化为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且在之后的50多年间，对于园林的研究始终勤耕不辍。

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难度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园林虽然整体上由园林主人进行规划，但是实际操作者大多为匠人，因此造园方法很难流传。比较系统而完整地论述造园的原则、要素、经验等方面的理论专著首推明代计成的《园冶》，其他则散见于诗文、绘画以及方志小说，这些杂识记录都有些断锦孤云，不成系统。祖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批评古人：“除赵之壁《平山堂图志》、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外，多重文字而忽图画……昔人绘图谓之为园林，无宁称为山水画。”因此，在总结古人造园经验的基础上，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它为这门传统建筑技艺纳入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具体表现为他在江南一带花费大量精力所进行的园林调研测绘，以及所撰写的文字分析。许多《江南园林志》中的园林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书中的测绘图纸和照片就更加珍贵。他还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见解，比如关于园林三境界的说法：“第一，疏密得宜；其次，曲折尽致；第三，眼前有景。”

祖父《江南园林志》的独特性，在与其几乎同时出版的另一本园林研究著作——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的比较中更加突出。1935年前后，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开始注意到江南园林的价值，刘敦桢在来上海与祖父见面后，对园林更感兴趣，不再囿于营造学社重点关注的中国木构体系了，但要真正运作起来还是身在上海的祖父比较有条件。刘敦桢在1943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之后，组织全系师生做了很多年系统性研究，对于苏州大部分古典园林做了非常精细的测绘、历史挖掘、图片拍摄、文字描述，《苏州古典园林》作为研究成果，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部头著作。

这两本园林著作的区别，在我看来有点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一个是野性的，一个是科学的。《苏州古典园林》类似于科学分目，把园林分解成建筑、植物、山石，然后建筑又分成屋顶、柱子、窗格等，可以与西方建筑体系里的分类相对应。而《江南园林志》更多是用浸润于中国文化脉络之中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关注比如叠山理水的观看方式，能够给人什么样的感染力等，更加偏重野性思维。

这种差别再进一步拓展，可以说是在全球的视野里面，如何探寻中国建筑的特性。当时在营造学社主导的中国建筑研究的大结构中，关注的重点是官式建筑，园林是无暇顾及和接触的一个领域。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初衷是去建构一个和西方建筑史相媲美的中国建筑体系，而西方已经存在了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成熟体系，梁要利用这套成熟体系来相对应地梳理中国传统木建筑。园林在这个体系中是完全没有对应的，它是更加具有中国性的一个对象。或者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对于世界的理解不一样，建构的顺序不一样，情景的解读也不一样，就像是西方体系的一面镜子。

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园林是祖父的梦幻之境。他曾说，对几个最著名的园林，他几乎熟悉它们的每块石头。这也让他对中国园林有了与西方不一样的观点。之前在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宫廷建筑师钱伯斯，他认为中国园林的景色给人三种体验，即愉悦、畏惧和着迷。祖父则强调了中国园林的亲切感。他说，中国园林旨在“迷人、喜人、乐人”，同时体现了某种障蔽之术。“无意说游人确知自己被障蔽，但一旦从游‘园而入‘画，他便不再感受到现世的烦扰。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诗铭唤起他的遐思，美景誘发他的好奇。的确，每件景物都恰似出现在画中。一座中国园林就是一幅立体山水画，一幅写意的中国画。……中国园林不使游人生畏，而以温馨的魅力和缠绵拥抱他。”

祖父最后一次去园林探访是在上海沦陷之前。此后，他再也没有勇气重返故园，虽然只有咫尺之遥。但他一有机会就不断打听它们的现状，他太怕这些国粹毁于几度浩劫。这些园林的存在，似乎比他自己的存在还重要。即使这些园林安然无恙，它们的美丽与趣味如果受到损害，对他来说依然是一种灾难。他生命中的一个希望就是保持它们的遥远与梦境。

传承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虽然我后来也从事建筑，但家族传承在严格意义上不太成立。直到进入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学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影响力。我发现身边的人都很崇敬的样子，当然不是崇敬我，是因为我是童寯的孙子，这种感觉是有些诧异的。

我父亲这一代没有从事建筑专业的，他们三兄弟读书时正值抗战，学建筑是没有任何未来的，于是纷纷去学无线电，走“科技兴国”路线。我们这一代里，其实哥哥童文是作为传承人由祖父来培养的。他比我大6岁，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上大学了，小时候接受了更严苛的教育。童文后来考取了东南大学，却没有如祖父所愿学建筑，而是去了父母工作的无线电系。他逃走之后，祖父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家里所有的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工具全部捐给学校了。

建筑业真正开始提供大量机遇是在90年代以后，在我读大学的1986年还是冷门，我当时觉得建筑就是盖房子，是一个很low的专业，所以一开始报的是数学。但我妈不同意，说这个家的后人千萬不能再学别的了，一定要学建筑，因为祖父留下了一堆书籍和手稿。后来我常开玩笑说，我的培养目的就是用来做档案整理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业余时间开始整理祖父的手稿，整整干了15年，因为他的手稿都是蝇头小字，很多是英文，非常难辨认，先识别出规律来，再连蒙带猜中间的字，反反复复才能把一个意思连贯起来。另外文字处理和学术思想认知完全是两回事，当我真正意识到他的思想价值所在，已经相当晚了，所以我对于祖父文稿的梳理和研究仍在继续。

我后来时不时地介入园林话题，也是因为两个“不得不”：一是我作为童寯的直接后人，不得不长期沉浸于对他文稿的研究，开始接触有关中国园林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毕业之后大概一半时间在苏州，因为我夫人是苏州人，我的一堆朋友，也隔三岔五地来到苏州参观园林，一起喝茶、聊天。我和王澍、董豫赣、葛明四个人，因为对园林的共同兴趣被并称“园林四君子”，其实我们观点不同，凑在一起老吵架。但我们四个的主要意图都在于造园，把园林作为与当代建筑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建造体系。

我和王澍是同济大学读博时的同学，我当时在整理祖父的《东南园墅》时，他在边上看。他后来多次提到，这本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东南园墅》是用英文写的，开篇就是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当我们在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的时候，会很诧异地看到一位老者骑在一头毛驴上，背着酒壶，前面是一条羊肠小道和一座湍流上的颤巍巍的小桥，这位醉醺醺的隐士怎么能跨过去呢？或者看到一个人面前一座低矮茅舍，这么大的人怎么钻入如此小的茅舍呢？但这是一种意境，这种意境是另一个世界的表述。这种玄虚的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园林，事实上，园林就是三维的中国画。”王澍受此启发，“园林里面有八个字很精深，‘小中见大，大中见小，是非常有智慧的。怎么样才能让一个局部在整体中变得更夺人眼目？如何处置在非常严整的秩序中，突然性出现的既不符合逻辑也不遵从秩序的事件？”他觉得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山石与人物等价，尺度自由转换。

在我看来，从狭义上来讲，园林在今天已经死亡了。因为我们失去了整个系统，包括营建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基础全都不在了。如果单纯地要把园林当作一门手工艺复活，比如再仿造一个拙政园，我觉得意义不大，我们毕竟已经不能再像古人一样在园林中生活。但这并不表明园林研究在当下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觉得它的价值是无限的。就像一面镜子，你只有看到另外一个侧面，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状态。

我们现在总是用“瞬间乌托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把一个地方彻底拆了，再然后请大师重新设计，两年之后又彻底不一样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存在另一个世界，那并不是一种进步的、高效的，而是与生活逐步相融的一个过程。那个世界只是暂时地隐去了。

（实习记者李南希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关于童寯》，童明、杨永生编，知识产权出版社；《童寯的职业认知、自我认同和现代性追求》，赖德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