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苏轼的朋友，有贫下农，有白富美，有矮矬穷。按他的说法：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在京都，多半出入王楼公馆，偶尔进出秦楼楚馆，与百姓是有隔膜的。后来被贬到边陲，当权的政敵对他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公务员小区进不了，国家粮吃不了，只能住棚户。

苏轼开始“往来有白丁”。他跟小伙、长老，跟刚从水稻田里拔出两腿泥的老农民，一起闲谈的时间多了。把街头卖钥匙串的，村头摇拨浪鼓的，山上打柴的，湖里打鱼的，东坡先生都喊来，坐一起摆龙门阵。

可是百姓与百姓谈，天南地北，扯淡扯得天宽地宽，一遇官家，便嘴巴嗫嚅，一句话也说不出，非不善谈，乃是不敢谈。苏轼是真心来跟白丁们聊天的，便鼓励之，官话不会说，套话不会说，人话会说吧，鬼话会说吧，“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意思就是大家在一起有的没的乱谈一气，就当消遣。

苏轼被贬海南时，树下乘凉，跟老太婆都能说上半天。有一回去集市闲逛，遇到一位黎族小伙，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说海南话，你听我话如听鸟语，我听你话如闻兽言。两人也是谈得不歇气，谈了老半天，口语不通手语通，手语不通心语通。末了，小伙子见苏轼衣衫单薄，送了一块木棉布给苏轼遮风挡雨，避寒度过苦日子。

苏轼在黄州时，住不了官署，便在郊外搭茅棚。白丁们有的给他砍树，有的给他砌砖盖瓦，两三日，房子便建起来了。苏轼没吃的，白丁拉他去家里，吃小菜饭。看那碗，好像没洗的，看那酒，好像有蛆的（其实是酒虫），苏轼吃得额头冒汗，嘴里吸溜溜响。

与白丁同乐，可不是坐在一起吹吹牛皮那么简单，是态度和能力的问题。苏轼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他身先士卒与民共战抗洪涛；在任杭州太守时，带领民众疏通西湖，筑堤防洪；晚年贬谪荒蛮澹州时，将先进耕作技术与文化传播给黎族同胞。“往来有白丁”的确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这可能就是至今我们还在传唱他的诗词与故事的原因吧。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