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基础

2017-08-21梁宇程

大经贸 2017年7期

【摘要】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整体”或总体内在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方法的本质是构建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为刘永杰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原型。基于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文字解读和深度挖掘。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有助于把中国经济起飞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系统经济理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前言

哲学方法论是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性质、理性和联系的思考方式，以及物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总和意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元素，有机会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那就有了研究事物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必要。运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存在的方式，变化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物质的客观辩证法；辩证运动的客观世界在思想思维的反思中，以形式的概念，逻辑形式形成主观辩证法。

从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再发展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演变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本身也由系统抽象法，矛盾分析法，中介分析法，多维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诸多基本原则和方法组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才能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开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新视角和新范畴，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制度，引导中国经济发展。

二、特殊方法——技

（一）系统抽象法

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规律中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系统抽想法。它是社会经济研究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和体现。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毛泽东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的方法，要用抽象法。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事物中抽出问题来做分析，再加以综合。”[2]

用显微镜去观察细胞的形式，以及用化学药剂确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理工科方法显然是不能用在经济学之中的。我们只能通过抽象思维能力去研究经济形式，从最简单的开始规则出发，暂时放弃更复杂的规定，研究经济形式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运行。当最简单的经济规制形式澄清时，需要再进一步地去考虑到之前抽象舍弃掉的因素如何引入研究过程，以此，我们可以逐步实现对经济形式的丰富和更加科学的认识的要求。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抽象认识到具体认识的上升过程。

《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理念，其核心突出，主线明确，联系紧密，层层推进。《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只是概念运动整个过程的最后一部分，即许多概念的转变，而概念运动的整个过程包括概念的规定，发展和转型，以及多重概念的转变上述概念的运动概念在链条上的扩张和转型的各项规定相互转化的概念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二）矛盾分析法

对矛盾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中心，主要内容是：第一，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兩种统一和对立这两种关系；第二，事物之间的发展与变化需要矛盾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引线，通过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运动来完成，事物的发展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事物发展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原因，限制发展的则是外部原因。第三，不同事物的矛盾或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也具有特殊性，需要特殊对待，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就需要承认矛盾的特殊性，紧紧抓住和处理主要矛盾主体方面。

矛盾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的分析方法也同样是千变万化的。矛盾的双方互为矛盾，在相互排斥和互相依赖中寻求一个平衡，并最终达到一个平衡，共存一个个体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私营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所发展来的矛盾，马克思是通过对这种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分析，一步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利用矛盾分析法，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同时也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的方法论基础，启发了人们的矛盾思想。

（三）中介分析法

这是展示客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重要辩证方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简单的、抽象的、初步的经济形式，可以通过一系列中介分析和概念运动，变为复杂的、具体的、高级的经济形式。二是原本互为背离的经济形式，通过这种中介关系而对立和统一。三是它反映了直接生产过程的基本关系的类别，转变为现象形式的类别。总之，中介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表达。为了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理解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更应该全面熟悉中介分析法的奥秘。

三、一般方法——法：多维度的唯物辩证法

共性是指具体的、不同的事物所具有的一般的、普遍的性质，个性意味着个别事物与其他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的、不同的东西，也是区分事物的关键，它们分别决定了事物的共同的基本性质，个别事物之间的差异。共性和个性是每一件事物都具有的且固有的。个性能丰富并且拓展共性，共性只能依托个性的存在而存在。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种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3]这里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和思维方式，是我们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为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制度，我们必须牢记这里揭示的人类知识的普遍规律和事物思维方式，更应该遵循这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来进行研究和决策。

四、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恩二位伟人在讨论心目中的未来社会时，都提到“共产主义”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又着重提出人类解放与自由的全面发展。但是，共产主义只是限定的一个目标，实现之后，人类将朝着更广阔的视野迈进。但人的自由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全人类的目标，是一个不断前进的目标，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完成和达到的目标，所以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努力，坚持不懈地奋斗。

为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首先要解放长期压抑和根深蒂固的奴隶思维的人性，我们必须自觉适应自然，与和谐和谐相处，在自然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在自然中思考客观规律。紧接着，随着人类从奴性中解放，奴役制度的消除。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还将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地合理的、先进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出现，确保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在各种社会经济生活中平等利用生产要素，分配财富将根据自己的贡献，并且还能够在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中实现公平。

最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继续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空闲时间以及剩余的劳动时间都会延长，劳动不再成为生存的必要的手段，随着生活需求层次的需要的提高，人们不必再被限定于某一职业，而是可以依据个人爱好进行自由选择，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使整个人类不断从必要的境界进化到自由的境界。

五、方法本源——道：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运动开始的，是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着“唯物论”立场，而且包含着作为一种“解释原则”的“历史主义”立场。诚如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4]这个原则要求看待问题的“历史”，把对象放在“发展”的现实中，注意各方面和各个层次的规定和事物的变化，以“发展”的愿景和思想的“过程”来分析和把握。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贯彻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实行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原则的概念。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价值”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明晰，物质生产已经成为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和意义的开始。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生命意义的最根本价值，归根到底是“勞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劳动者”也应该成为“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的主要价值”。

六、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是否能得到正确的指导理论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理论思想”的标准，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无法占领攻占科学高地，同时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资本论》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宝库，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毛泽东发表了《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9-1960年）。邓小平极力实现“以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984）。习近平要求“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崛起的经验、中国经济腾飞的经验提炼成为“系统的经济学说”。如何继承马克思的知识遗产，建设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新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为建设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要件和逻辑素材。根据中国的国家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设定，正确定义起点和主线，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体制建设的突破口。根据中国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最首要的，应该是提升我们的学术自信，要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的崇拜和妄自菲薄的心理，构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话语权。马克思的哲学和方法论应该以逻辑构建体系理论为指导，以实践、大量的成功经验、感性材料来抽象总结，精炼提升。这个理论的过程是逻辑思维过程，是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新制度，新词语，新概念，新类别和新理论都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且系统化、具体化，最终得以实践。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是落实全面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期，还是实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重要的发展观的时期，不能没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之一。坚持建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借鉴现代经济科学成果，依托中国的国情和发展实践，抽象规律性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促进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给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73.

[2]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8，25.

[3] [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52.

[4] 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C].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50.

[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C].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

[7] [4]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

[8] 卫兴华.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N].《光明日报》，2015-11-18.

[9]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0]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22.

[11]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