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囚犯有罪，自有法律惩治，而不应该被疾病折磨；即使所犯是死罪，也应死于法，而不是死于病

几年前，我读方苞的《狱中杂记》，对清代狱政的印象十分糟糕。方苞是清初的大学者，康熙年间，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刑部大牢，出狱后写了一篇《狱中杂记》。他见识到的监狱，可谓是人间地狱：“（人犯）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贿赂），而官与吏剖分焉”；连死囚都未能免受勒索：“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

我认识一位教授，向学生讲授传统法制文化时便是这么总结的：传统中国办案，“一靠熟，二靠钱，我把它总结为‘买法卖狱，如果不信，请看方苞的《狱中杂记》”。

方苞所记，系亲身见闻，自然非虚。不过，如果我们依据一篇《狱中杂记》，就认为传统中国的狱政暗无天日，则未免有些一叶障目。我想说，方苞见到了清代监狱的黑暗一面，但这并不是传统狱政的全部。我更愿意讲述被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忽视的传统狱政的光明面。中国自古就比较强调“恤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给予囚犯人道主义关怀。“恤囚”不仅是一种理念，也落实为各种制度，比如设立病囚医院。汉语“医院”一词，最早便是南宋人对苏州一所病囚治疗机构的命名，今天我们从传世的南宋《平江图》上，还可以找到这所病囚医院，上面标有“医院”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