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

湖南人杨度，字皙子，少孙中山9岁。年轻时，杨度师从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后来两度赴日留学，先后与黄兴和汪精卫成为同学。杨度早年曾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在日本时与梁启超交往甚密。梁启超发表风靡一时的 《少年中国说》后，杨度和了一首长诗《湖南少年歌》，诗中掷地有声地写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此诗一出，传播甚广，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受鼓舞，其中就有毛泽东。

孙中山与杨度的相识和订交即在日本，时为1905年。当时，杨度因刚领导了声援粤汉铁路事件的请愿，声名极响，俨然清国留学生领袖——这样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反清事业“带头大哥”的孙中山会主动去找他。

章士钊回忆，当时，孙中山携带一个小包袱从横滨赶到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中，“以杨度为有名”。孙、杨初次见面，竟然攀谈了三天三夜，“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令孙中山颇感遗憾的是，尽管他向来以辩才无碍著称，却完全没能说服杨度。其实这也是意料中事：杨度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主张保皇，这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杨度认为，孙中山用暴力推翻清朝，如同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宪政。要言之，一个鼓动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提倡自上而下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