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中国人自古骄傲，很重华夏和蛮夷之分。蛮夷有好东西拿来吃喝，也要特别给个称谓。古代中国人图俭省，习惯这么起名字：西域来的，都给个前缀，叫“胡什么”，比如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那都是西边来的。如果是海外来的呢，就叫“洋什么”，比如洋烟、洋葱、洋芹菜，那就是海外发来中土的。西边是胡，东边是洋，分门别类，各安其所，舒坦啊。

但总这么拿胡洋字样给人安插，也不是很雅驯。中国古人既风雅，又是礼仪之邦，入乡随俗吧。

比如说吧，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就给起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烟草tobacco，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字索音，就译作淡巴菰，也有种说法叫淡巴姑。乍看字眼听读音，会以为是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万恶的鸦片，乃是opium的音译不提；好玩在鸦片另有个中文名，叫做阿芙蓉，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犯毒瘾的，特别钟爱其气味芳香，定的美名。实际上一琢磨：鸦片在阿拉伯语里读作Afyum，那不就是“阿芙蓉”么？鸦片可恨不假，阿芙蓉这三字因音定字，上好的辞藻，不下于把希腊首都Athens译作雅典。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è latte，法语写作Café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这咖啡说白了，大可以叫做“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做拿铁，听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

意大利有个典故：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中文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是基督教某支派。这一派人，喜欢穿浅咖啡色袍子。意大利人后来发明了种咖啡，因为是奶泡打就，色彩特殊，很像嘉布虔派的袍子，于是借了cappuccini起名——于是就成了卡布其诺cappuccino。这字眼选得有讲究：你一杯奶泡咖啡，叫个卡布其诺，听着就活泼俏皮。

广东和西洋贸易最早，于是造出了许多漂亮的译名。粤语译名，都按粤语读音，不拘形格，比如David Beckham，大陆译作贝克汉姆，广东人译作碧咸。你用普通话念碧咸，念到死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用粤语一念，就觉得音极近。比如把kiwi翻成奇异果，真是神来之笔，意音皆近。Milkshake翻成“奶昔”，前一半意译，后一半音译。把salmon翻成三文鱼也是源自粤语，一如sandwich翻成三文治，只是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香港人至今称呼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

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做“奄列”。把egg tart译作蛋挞，也是粤语创意。在广东茶餐厅，吃到班戟这玩意，第一次见，会以为是班超之戟；看模样，又不太像戟。再一看：是pancake锅摊薄饼的音译，可见广东人译音用字，又险又奇。实际上，因为粤语读音引入甚早，所以至今如布丁（布甸）、奶昔、曲奇、芝士这类西式茶餐慣见词，大家都习以为常，把粤语称谓当作惯用了。

但译名界的通行语言，不只粤语一味。清末上海急起直追，语言上也不遑多让。比如，Russian soup（俄罗斯汤），被上海话一念，就成了罗宋汤；广东人不是管omelette叫“奄列”么？上海人偏要出奇，用吴语念做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做多士，上海人就抬杠：就得叫吐司。

土豆又叫洋芋，地瓜又叫番薯。大家听惯，不觉什么，但细想来，洋者洋人也，番者番邦也——这俩货还真像洋芹洋烟、胡桃胡瓜一样，是外国来的。然而本土化得实在太好，以至于现在如果有男生对女孩子说：“我给你备俩外国菜……一个烤地瓜，一个胡萝卜炒土豆丝，怎么样？”不挨耳光才怪。

（林木荐自《学习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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