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祎琳 译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厦门361102)

西方世界的“中国书写”

叶祎琳 译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厦门361102)

本文系《中日丛报》的发刊词,介绍了该刊的创办宗旨与办刊意图。作为19世纪著名期刊《中国丛报》的延续,《中日丛报》将继承并发扬其办刊风格,旨在通过对东亚社会各个方面的介绍和分析,为有志于了解和来到东方的各界人士提供全面而深入的信息。

《中日丛报》；英文期刊；东方社会

长居中国的人对曾经的《中国丛报》可谓耳熟能详。提及这个名字,或将第一期杂志放在他们面前,必将唤醒他们对这份优秀刊物的回忆。相对而言,在英国本土的影响似乎很是了了,远远没有在中国的知名度高,甚至很有必要对英国的读者还要特别在本刊概述一下《中国丛报》杂志总的一些特点与办刊的宗旨与目的。

《中国丛报》1833年创刊于广东,大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关闭的时候［1］。英国人马礼逊和美国人裨治文共同创办并共同处理刊物早期事务。很多在中国历史与汉语研究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其他许多汉学家们在该刊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这里就包括马礼逊,不过其他许多作者因为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在刊物中根本不用提及,很多人甚至已经去世。不过,《中国丛报》刊载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主要是归功于裨治文与卫三畏。

不过,《中国丛报》已经很难找到,也很少有完整的合订本。有人建议全部重印《中国丛报》,但是这当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还有一些建议是希望重印《中国丛报》上那些原创性的论文,这对我们的读者而言无疑最容易接受,也是最为有利的事情。如果能够获得资助,期刊的篇幅会根据资助的力度逐步扩大,这样就可以刊载重印《中国丛报》上的一些文章。不论是基于宗教的因素,还是基于科学的目的,估计大多数作者都会支持这样处理,当然如此仅仅表明《中日丛报》［2］的编者试图接续《中国丛报》的想法,两本刊物虽然名称不同,貌似隔断了其间的纽带,其实恰恰《中日丛报》通过实际行动努力完成《中国丛报》未尽的事业。《中国丛报》所涉的研究领域还不是那么广泛,因为受到阻碍,他们不得不放弃这项工作。

无庸断言,对英国人民来说,东亚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自从伊丽莎白一世［3］开始,英国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与东亚的一些地区就开展贸易往来［4］,英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量稳定增长。两个世纪后,对许多企业而言,亚洲成为一个整体市场,英国的海船用12个月到两年的时间,航线拓展到印度洋的绝大部分地方,不过因为对有些航线并不熟悉,致使有些航船长期滞留在不同的港口。直到最近的20年间,虽然往返中国一趟仍然需要一整年时间,但是,由于英中贸易高度发达,个体贸易倾向浮出水面,随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建立,国家贸易的特征丧失,个体贸易特征越发明显。当时,中国已经成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日本刚刚开始向西方国家的商业活动开放其港口,文莱和暹罗则变得越发文明,也准备为支持英国贸易提供相关设施,而荷兰、葡萄牙或者英国的垄断不再竞争,这样每年都带来新的利益。此时的印度虽然有如此庞大的人群,如此丰富的语言,但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已经变成殖民国家,完全为英国所控制。不论是印度人与德国人、印度人与欧洲人,还是印度人与中国人之间,各自想法不同,印度人种或者雅利安人种、中国人种、蒙古人种,都代表了亚细亚人的不同阶段,因此,对待印度就与对中国不同,处理方法就不一样,自然地,就需要出版这样一份杂志,一份独立的杂志,文字内容丰富,能够反映亚洲各地区的许多地方不断发生的事件。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英国还在为提升在印度的地位而努力。中国仅仅被看作一个非常遥远的大陆,这块大陆生产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比如茶以及音乐演奏家们感兴趣的一些东西。英国人几乎不知道马可波罗的故事,也几乎遗忘那些同样富有的旅行家们的影响,如今印度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印度了,它离我们如此之近,印度的城市就是我们的城市,大量印度人已经英国化了,从英国行政部门［5］发出的电子指令就可以直接管理这个国家了。印度这片古老大陆作为欧洲人种的摇篮,这里所有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兴趣问题,也不只是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了解与知晓的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印度人民的生活及其历史的各个方面。另外,中国与日本离印度都要比我们近得多。在这片东方大陆的边缘地带,我们能够感到文明与半野蛮的竞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文明的没落与磨损,同样的,100年前的印度也展现出同样的情形。这样的情形继续在远东出现,中国已经屈服,日本必须屈服。中国很长时间一直处于政治衰变之中,相对而言,日本的政治生态则比较健康,日本的国家行政具有活力、警察局具有威力,国王权力有限,而贵族的势力特别强大,对国家行政具有发言权,也能够做出决策,这些都是使得日本政治生态健康的因素。

其实,东方国家在与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这些国家的国王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免于灭亡的命运。尽管他们会以自己的委曲求全的方式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弱者必然受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下结果不会有什么样,君主立宪制国家必然会凌驾于那些不习惯于自我管理的国家之上。一个世纪之前,我们英国就在与印度的有关事务中努力维持一种平衡,也试图维持目前在中国的地位。在萨默斯看来,英国现行政策就是试图吞并中国,要说吞并日本还为时过早。如此的前景,英国人必须要了解中国和日本,看起来这是摆在我们目前一个迫切的问题。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希望能够像在西方那样传播到整个东方,而不是像穆罕默德［6］那样,运用战争的武器去传播伊斯兰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如此进入文明,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如果我们想让所有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或者在一个月或一年内给予他们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可以说,不仅无需武力就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比所有的异教徒文化要好得多。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本刊的出版还可以为未来东方事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信息。如果亚里士多德［7］能够复活,阅读到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中谈及的东方和谈、西方战争等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必将震惊不已并为之拍手称快!从这些材料中得到灵感,将零落的片段进行巧妙的加工而得出最杰出的科学理论。他也将不可避免的渴望更多真实的、深入的材料用以构筑观点,进一步证实真理的存在。当亚历山大在远征之后为亚里士多德带来东方的物品时,他将从中得到更多的发现。如果他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将把目光放向亚历山大远征都尚未可及的国度和人民,提出更为惊人的理论,并用这些指导实践的进步。

如果孔子能重新审视他出生的土地,这儿遍传他的教诲,人民生活饱受他深刻教条的影响,他将惊诧自己的圣贤格言和哲学观点竟被崇拜者擅自破坏和摧毁,最终被彻底的滥用和曲解。他将有感而发并晓谕众人：如果灵魂缺乏理智和接受改善的精神力量之时,必然将导致对规则和历史迷信盲目的崇拜。

两位圣贤不约而同的对民族的矛盾——自然的现象——政治的阴谋和现已提出的改善方案有着强烈的兴趣。

借助蒸汽机和电力技术的强大力量,东西方得以更加靠近彼此——我们的血液中快速流动的商业本能,和扩张的文明——世上众多国家频繁交流渐渐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社会共同体——最遥远的国度也成为地球上众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自然之书全然展现在众人面前。人类语言,即使没有同化,至少也变得更好理解。最伟大的是人类灵魂得以拯救的好消息将被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尤其是一种伟大的变化,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宣告了超越亚洲东方海滨黑暗、软弱和物质民族的庞大力量。而将视线转向亚洲,对比着自己所热爱的土地和欧洲国家,我们常常思考中国的三亿人口、日本的数百万民众和居住于这片海滨的印度群岛今日的处境。

现今的中国是暴政伴随着叛乱,用“生病的头脑和虚弱的心脏”来形容再合适不过。日本的封建法西斯势力再度抬头,如同处于查理曼大帝时期。某诸侯曾是地区储君,坐拥数万唯命是从的家臣,朝廷若不采纳他的提议,即有可能点燃战火。这些国家自鸣得意,但社会却遍布着残酷、罪恶,迷信和骄傲。欧洲战争中强有力的武器的确能够轻松将其打败、抑制残忍,指引着我们寻找克制野蛮的善行和知识。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孜孜不倦的教导,社会依然为迷信所统治,罪恶依然猖獗,四处蔓延。

世人皆疑惑该如何补救这些罪恶？就这片广阔而悲惨遍布的异教徒土地而言,我们不仅只希望知晓历史,满足自身关于它的好奇。科学研究者和基督教信徒渴望知道它的真面目——美丽的土地,智慧的思想,古典的知识和异教徒的信仰等,这是他能向西方国家展示的“一个更杰出的方面”。我们的目标便是收集这些材料,尽管他们可能很粗浅,但不能排除其中的部分资料,假以时日会成为构建知识大厦最完美的基石。让我们继续毫不吝惜的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吧；而科学的发展只能通过经验的交流、实验的多样性和对大量现象的记录来推进。我们不全是亚里士多德,但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为后来者的推论提供更有力的事实和数据。每个人都能做到,有的人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不仅利用数据记录了自身的经验,并且从中得到了正确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真相如此超乎想象,必将吸引所有智慧而渴望探寻的人们。历史学家可能找到他所不知道的记载,科学家可能会证明他从未听说过的真相,而即便只是临时的读者也应该被杂志中刊载的小说情节和远东生活的东方情调所带来的陌生感受所取悦。其中还有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中国和日本的地理知识、尚未能得到完全充分解释的哲学思想。印度支那语言和其来源——中文所代表的精神也需要更完整的阐明。这两种语言常常被拿来对比,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也并不存在可比性。很少人真正了解这片土地曾有过的杰出发明与手工制造业的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对古代史和神话也知之甚少,殊不知这些材料或许能为证明国家间的共同起源与联系提供佐证。政治上,从这些古老的东方国家中,也有很多关于政府和社会的知识值得学习和借鉴。例如国内正在施行的竞争应试体制在中国已经施行了几个世纪了。在这片未知的领域甚至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探索是有趣并且有意义的,我们承认杂志中对这些材料的收集工作上还不尽如人意。英国人民尤其是商业团体,在同中日贸易活动中获取利益的同时,理应站在更高文明社会的角度给这些国家带去文明之光。帮助中国应是这项工作的目标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教育；建立这些秩序是安全和平及贸易中得以公正平等和持续繁荣的唯一保障。

面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应当发起征服日本的战争？支那在欧洲人对异教迷信时断时续的表面改造后能否成为强国？如何在贸易中获取财富,是否应该避免与当地政府的冲突？商业活动该从何处入手？除了欧洲人谁会背井离乡以异教徒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远达这片土地的人都会察觉到其中的区别而尽力去改变它,最好的办法不是努力遵守东方人的习惯去消除这些区别,而是尽可能的转换它,从野蛮和半野蛮的状态变为得体的和文明。这样的目标将会提升我们的天性,让东方得到主的庇佑,我们也因此得到欢愉。

想要解决目前东方国家不愿改变的现状,需要的是大智慧。适用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手段不一定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这个国家中有很多人有想法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对此,我们只需要迎合他们的想法并尝试以新的理念引导他们的思考。

国家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情况和其特性最值得学习。不得不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还处于半野蛮的状态,至于他们的宗教,那更是充满迷信的异教。我们想知道这两个国家历史的细节。他们距离文明有多远——政府遵循怎样的法则——平日谈论的都是哪些杰出人物和行为——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他们奉行什么样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信仰并实践着什么样的迷信行为——这些都是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灌输给民众——为什么他们将此作为国家的基石,民众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夸奖或互相贬低对方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宗族制的政府——国家教育体系——提升学习和价值的方法——遵守必然体系的哲学——和有关这些国家的其他话题都值得被探索和研究。

佛教有其多样化的形式——理性主义有时也存在于其中,儒家的政治教条,所有的客观范围都值得细细调查研究。但无论我们期待能在对东方的种种思考中取得多大的收获,我们必须要期盼东方的政治世界不会再突然间产生巨变。中国是一个可能会在一个月、一年甚至一生的时间里重生的伟大国度。而我们国内观点、政策、宗教、教育的改变,都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反观这些东方国度里,比较少灵活的体制。中国的革命和重大转变一般只要用一代人。满族人仅在明末起义后的四十年间便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即使现在,依然有明朝的继承人在暗中反抗大清,反抗满族的统治者超过十二年的时间。如此强大的政权变更本不可能迅速的发生。阻止公民战争的格言,其强烈性使得充满决心要改变的信念往往也受到温和个性和缄默习惯的阻碍。中国人在战斗中很少抱有期待或宽容对手,因此战争的蔓延和冲突必然是十分绝望的。但在这短短几页中无法对此详尽描述。

为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流中取得先机,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状况。商人和有远见的投资者希望在他们冒着风险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之前能有更为详细的了解。因此,希望能看到对当地的自然特征、气候、人口等情况的详细考察。但传教士需要学习的远不止于此。当地的语言、礼仪和习俗,迷信思想和行为准则,都是传教士们要学习的重点。而现在传教士还对中国,日本和两国的殖民地一无所知。智者将在神的帮助下,用全人类通用的方法来感化异教徒。对传教士而言最担心的问题即是获得有关他们将要前往传教的省份所存在的风土人情的所有信息。他们最渴望得到的是关于这些国家民族的特征、种族的类型和语言与方言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等各个方面的统计。

科学家和学者对这片土地的兴趣最大。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收集、排列和分类所得到的数据,以便证实现有的信息或修正其中的谬误。这些信息中意义最深远的部分,或许将成为尚未被证明的理论的关键,或者颠覆某些看似可信的虚假认识。某个碎片或许将成为一系列数据收集中的开端,其成果在预期中可能会像核元素一样受人关注,最终成为了新认知的基础。商人可以靠着经营所得的财富强健身体,造福国家,哲学家则可以通过构建新的律法,发现新的规则提升了人类本身的认知。

在这些古老的国度不乏值得全世界学习的经验。古时的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此处都堪称“丰富之所”,同时也是“日出之地”。这些都要求我们尊重过去的历史,引导我们好好的学习使用它,或许它的影响更为深远,可以侧面证明更繁荣的时代应是何种样貌,或成为人类构想未来新政权的模板。

《中国丛报》所刊载信息的目的都已直接明了的展现在各位读者面前,希望对中国有着美好祈愿的人能够支持此项计划,并且引荐愿意表达自我观点和经验的友人能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为本刊提供帮助。通晓当地语言的人能担负许多艰深的工作；但同时也需要更多人讲诉在当地生活的经验。本刊希望能描绘在中国和日本生活的图像；历史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叙事曲和古代民谣；哲学家、政治家和爱国者的画像；各省旅行的游记；参观城市和名胜古迹的感受；游览纪念碑、高塔、洞穴、泉水和所有关于自然和艺术的笔记,展现创造者的足迹和人类手工业的遗迹。当地的社会现状和道德情况；蔬菜、动物、矿业等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生产状况；气象变化的记录,降雨量,不同地区的面貌、洪水和正在发生或从前发生的明显物理突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话题在得到结论前都可以成为乐于此项工作的人们丰富的考察范围。这些话题不一定非常意义深远,但对于有助于形成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或许会很有用处,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份很有吸引力的刊物。

在英国创办这样一份目的是描述和讨论几千里外国家和人民之事的期刊,无疑是一种冒险,我们或许将被他人视作过于大胆。但此类工作向来被赋予厚望,也是一个国家能拥有活力的根源。现如今国人除了看到丰富了日常生活的令人愉快的饮料、样式有趣的陶器和稀有的漆器之外,很少深入思考过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能获取到的关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知识实在是极为有限。少数几位大使的记录和日记,其他印度商人讲述的多多少少带有强烈色彩的东方故事是我们仅有的来源。西方认识这些东方国家的概念和方式也反映了他们是如何构建对我们的印象。在彼此的眼里对方都对解惑他人毫不关心,如同像野蛮人、活在原始中的野蛮。贸易对他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罪恶,且需要谨慎的与我们保持尽可能少的交流接触。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希望追求友好的贸易,愿意为了和平暂时搁置许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要抓住交流的机会。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走到了尽头,自由贸易得到准许。引发了许多争论,甚至是战争——战争!可怕的战争!——成为了最后的结果。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了解远比早年初踏上这片土地之时,比祖母们抿着热茶赞赏她们的中国茶托之时要更加深入透彻。

现在西方已经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还远远不够。她成为我们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去探索的对象,探寻的结果也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由于忽视与偏见,在处理东方问题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希望不再重蹈覆辙。英国已无力担负每五到十年即爆发一次战争所需的800万英镑费用。每次争锋后迫使双方达成妥协签订和约,但即使能得到合约所承诺的全部补偿,过程也是曲折迂回的。这是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这笔巨大的补偿金额备受关注,英国人民已经将对此的关注视为自己的义务,尤其是对负责这项巨额交易的政治家而言,在此过程中清楚的熟悉了这些东方王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状况。包括真实存在于这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原则；正确的理解所盛行的道德责任和社会经济理论,另外,也看穿了其政治行动原则的落后性。远东所奉行的是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观念,此类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脑中,这些国家的学者对肩负起用更细致和敏锐的态度思考历史和现实,并努力指引当地的人民改变现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带着上述这些崇高的目标,以不懈的努力去探索东方生活及行为准则,我们或许能拥有处理东方事宜的力量,最终将其转化为高尚而伟大的国度。这理想或许过于宏大——被视作放肆和徒劳的空想——用虚无的想象力代替寻找直接的实践结果。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想象的确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本刊亦将竭尽所能,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所带来的空白,而是用更有效率的方法编辑此刊物,完成这意义非凡的事业。

注释:

［1］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正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的时期。从18世纪6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同年,英政府又取消了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正式取消。此处萨默斯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根据目前资料,《中国丛报》不是创刊于1833年,而是1832年。

［2］该刊由英国汉学家詹姆斯·萨默斯主编,在伦敦出版。许海燕选编出版的《稀见近代英文期刊汇编》全部收录了《中日丛报》三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从内容来看,该刊主要介绍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地区的地理、历史、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从1863年7月创刊开始,每月出版一期,直到1865年停刊。以年份为单位,一共辑成三卷,共计29期。其中,1863年7月～1864年6月出版了1～12期,后合订为第1卷,增加了索引与一页以国王学院名义写的前言,1864年8月～1864年12出版了13～17期,合订为第2卷,1865年出版了18～29期,合订为第3卷。日本的雄松堂(Yushodo)1967年影印出版了该刊的合订本,另外又加了一篇很长的前言,对该刊的主编詹姆斯·萨默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3］伊丽莎白一世(英文：Elizabeth I,1533～1603),名叫伊丽莎白·都铎,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1558年继承王位,1559正式加冕。伊丽莎白在位时期成功地保持了英国的统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英国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得到巩固,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发展,初步夺取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在经济上,伊丽莎白一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特别鼓励造船和航海业,鼓励建立各类海外贸易公司,扩大英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4］东印度公司的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这些商人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

［5］白厅(WhiteHall)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它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设在这里,因此人们经常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6］穆罕默德(约573～632年),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610年开始在麦加传教,622年开始“徒志”迁往雅特里布城(麦地纳),并组建起穆斯林公社。624年他成功组织了伯得尔战役,提高了威望,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627年,他挫败了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630年率大军兵临麦加城下,迫使倭马亚贵族归顺投降。通过多方努力,最终使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引导下走上了建立统一国家的历程。有人说穆罕默德也是战争狂徒,宗教传播中信仰战争的力量,他用战车把宗教传播到西亚、北非等地。

［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The Writing On China In The Western World

YE Yilin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introduced its founding principle and the purpose.Chinese repository is one the famous periodical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will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its running style,through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rious aspects of east Asia,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and came to the east.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English periodicals；Eastern society

G239

A

2221-9056(2017)11-1579-06

10.14095/j.cnki.oce.2017.11.016

2016-01-20

叶祎琳，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Email：328790285@qq.co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15BYY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19世纪欧洲汉学视野中的汉语类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启动项目“欧洲的汉语传播与华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方环海为本文的通讯作者。本文系《中日丛报》的发刊词，介绍了该刊的创办宗旨与办刊意图，题目系编者所加。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