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85岁那一年，我离开了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百余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大的风浪是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多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日本人的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极少数。20年后改正，他们中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翻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把81岁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得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