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宁

摘 要：传统文化，代表了特定的文明传承和精神内核，最能直观展现国家的形象和民族的气质。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华的复兴和开放融合，步入现代，面向国际。在此趋势下，如何正确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从文化心态和文化载体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认同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文化心态 文化载体

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认同

历经沧桑，祖先留给我们无数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曾经让我们引以自豪，也曾在现代西方化的洪流中被我们冷落。时至今日，传统文化伴随中华的复兴与强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化建设的构成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往往保护多于发展；功利多于热爱，没有真正形成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和主流价值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可以理解为：

第一、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的进取精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2]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民族自信和自强的体现，在这种哲学思想激励下，形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优秀品质。这正是一个民族振兴文化的关键所在。进取与忧患，是中国自救的精神良药，更是民族自强的精神机制。

第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它以极强的人文精神关怀着人与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观，把个体看成是构成群体的分子和要素，强调和谐与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群体本位的文化正是我们当代文明实体最值得放大的精神内涵。

第三、积极入世思想

儒家和道家都强调给予。孔孟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世哲学；道家则向往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的境界，从而实现从无为到有为，而这两种精神正是中华文化不败的武器。

我们用近百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整整三百年的旅程。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曾将强大的文明不会沉沦，一个复兴的文化不可阻挡。按照斯宾格勒的文化周期理论，任何文化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都会经历文化的春夏秋冬。就像雷海宗所比喻的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第二周的文化虽在人类史上已為例外，但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 [4]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春天还会到来。

二、文化心态的纠正

心理学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叫做群体行为的无意识。比如中国的食文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群体性观念。中国人的餐桌从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尊长者如若不到场，宴席是万万不可开始的。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圆满观与秩序观。较之西方每人一份，独立就餐的“个人本位”思想，中国人似乎从一开始就缺少“自我”的概念。而且更重要的，中国的食文化都不是关注食本身，而是一种载体和工具。在宴席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能化解的干戈。食文化如此，传统文化更是如此。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读，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心态的问题。

按照谢泽生的理解：“所谓国民文化心态，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感知和认同，并由此表现为以感情、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倾向。”[5]比如红色，中国人都认为是吉祥喜庆的象征，而西方则认为是暴力和血腥的象征；白色中国人认为是死亡的象征，而西方则认为是纯洁的代言。

管仲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经济和政治的形态作为基础，深刻影响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

中国的传统文化心态包括道德理想主义、入世价值取向、士人审美心理、中庸圆融的为人之道等。在现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道德理想主义被世俗化、庸俗化。

评判君子的最高标准就是公德与私德的统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今天，西方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功利意识影响至深。人生的意义由理想和情怀变为当下的满足和快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缩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剪纸、竹编、皮影、糖人等等那么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和民间手艺不再被年轻人所接受。那种“慢而精致的体验”不再是这个时代的追求，“快而直接的获得”才是潮流。

第二、集体无意识的弱化。

中国人内心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精英的入世价值。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价值的最好体现就是普度天下苍生。但是，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价值的满足和实现更加受重视。所以，为中国人的私心找到了名正言顺的理论支持。这种变化具有积极意义，人的主体性精神得到张扬，社会变得多元化。而代价就是人文关怀的淡化和文化心态的变化。入世哲学的价值、信仰被弱化了。

第三、文化心态从自信转向自卑

曾经，中国的优势令华夏子民足以为傲。我们的言行、举止以传统中华文化礼仪为规范。这种自豪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步入近现代，中国的落后和悲怆，使文化的心态从自信转向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西方科技、文化排挤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引以为豪的辉煌变成昨日黄花。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种不自信更是一度转化为自卑，传统文化陷入了尴尬和困境，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衡。

第四、审美心理转向媚俗

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很难给人一种浮躁的气息，而只能看到一片萧瑟之气。原因很简单，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是超脱世俗的。画家在作画的同时，也是一个洗心的过程，洗去内心的尘埃和浮躁。然而，在商品经济的五光十色和浮躁之下，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开始趋于浮躁和怪异，成为消费性审美。我只要求与众不同，我只要求彰显个性，至于内涵，可以忽略。快餐文化教会人们不再浪费时间和心情去理解文化的内涵。“俗”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潮流。

第五、中庸和谐被漠视孤独取代

中庸代表的是平衡，和谐代表的是美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是不无道理的。但是，随着商业文化的发展，这种平衡被打破了。自然与人不和谐，人与人不和谐，冷漠、漠视、孤独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人与人自然的利他行为，被价值化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人的孤独感难以消失，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为何出现。

综上所言，当我们把文化心态定位为一种出发点和归宿的时候，文化的内涵自然会以创造者的心态进行表达，而文化视角的选择恰恰为文化心态的表达树立了方向。因此，我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与提升，第一步必须摆正文化心态，以一种自强和积极的心态来完成这一使命是历史的必然，而文化的本土化和自信化也是必须明确和坚定的。

三、传统文化载体的新诠释

1、现代科技对传统文化载体的革命

数字革命带来了全新视觉形态。如今在电脑科技的帮助下，可以将影像如实地还原和再现；互联网的普及，也使文化创作的平民化成为了可能。在这种便捷的背后，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无限的复制和重复。当经典的文化走向重复和同质化，将会如何？所以，现代科技只能是文化的助燃剂，而不能取代文化的创新，否则将会扼杀一个时代的想象。

2、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涅槃

新媒体在带给我们快感的同时，也在削弱我们的思考。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不可理喻，因为它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品味，而现代人恰恰没有这个时间。这里我们以中国传统的相声为例，证明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涅槃。

相声源于相声鼻祖“穷不怕”朱绍文在北京天桥“撂地”。作为一种说的艺术，在广播时代，它的生命力得到了最大的显现。电视的出现使相声的辉煌日渐式微。电视剧、小品等艺术样式用形象取代了声音。网络的出现，更加深了传统艺术的危机。在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的今天，以高晓攀、岳云鹏、曹云金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秀，突破传统，打破陈规。不但积极利用新媒体造势，而且重回茶馆、小剧场，重塑传统相声的主旨和遗风，并且融合现代生活元素，形成了當下一片相声的新天地。回归“传统相声”是一种现代性社会民族意识的认同。

新媒体的介入，对于传统文化来讲，不是一种毁灭而是一种涅槃。我想只有在改变传统文化的固有观念和固定模式的基础上的自我重塑，才是现代与传统有机结合的基础和可能。

3、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整合

传统文化元素让我们重新找到了个性；现代载体的应用，给了我们全新的艺术体验和表达效果。中国文化元素的回归和复兴，带来了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复归，也同样带给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一丝清新的气息。关于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整合，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元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是龙的图腾激励着炎黄子孙挽救民族危亡。那种民族的自强与不屈在这一文化元素中表现的酣畅淋漓。罗中立的《父亲》，那位头戴羊肚兜的陕北汉子，永远都具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沧桑、坚韧、不屈的精神象征。这些文化元素，远比任何毫无根基的模仿，来的更有内涵，也更具震撼意义。

第二、传统元素是民族意识认同的客观体现。

当我们身在异国他乡，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如果是中国结、旗袍、福字等中国元素，那种民族意识和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相信是每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感同身受的。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和心理指向，自然是其他现代文化元素所难以企及的全民族的至高境界。

第三、传统元素的应用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

传统元素就好似一张身份证，它证明了身份，同时彰显了个性。中国现代文化走向世界的前提，必须是中国化特征。丧失了中国身份的现代文化，至多也就能作为一种镜像存在，失去了其真实的存在价值。传统元素的表现必须和这个时代的特征紧密结合，必须和文化内容所要传达的主旨贴切。集成传统并不意味着韬光养晦，而意味真正意义上的革故鼎新。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解读

中国文化已经不可倒退地进入了世界文化的中央舞台，这既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同时也是我们从未经历的。中国文化如同黑暗中的舞者，让世界觉得陌生而新奇，西方人的视角开始倾斜，给予这个文化的先知后觉者。而由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国际化的思考。

1、文化具有世界性

全球一体化进程空前膨胀，使得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融合。在当代，传统文化已不可能再墨守成规，必然要以世界性的角度去思考，才能求得生存。文化的世界性时代已经到来，这在今天经济文化日益世界化的前提下，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2、世界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我想其深层的一个原因是它所肩负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由于文化惯性或者说文化惰性，改革开放的30余年来，西方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中国也不是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双方更多的是想象，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画魂》和《活着》等这些反映中国落后与抗争的题材，给予西方人以极大的视觉猎奇和刺激。而后来的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同样只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变化。西方人长期对于中国人的认知，停留在了上个世纪中叶。所以，世界对于中国的好奇，带给了我们走向世界的契机，而真正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本质，还是要靠我们对中国自身的解读和再思考。

3、文化精神的世界化

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从中国人的思维和理解来诠释现代社会的理解和走向。它的世界化进程必然给处于现代性困惑的西方以一种东方意味的隐喻。法国哲学家于连认为：“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8]。我们曾经对于民族文化过于怀旧，也曾经对于西方文化过于追捧，为此我们也消失了自己的独立的文化特性与文化身份，这种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个浮世绘般的现代社会描摹下，中国文化呼唤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国际化，这是与今天的西方人选择“简单生活主义”、“朴素哲学”、“慢性生活哲学”来对抗现代社会的浮躁，有着一样的作用。

4、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走向国际化。抛弃中国文化的国际性趋势来思考，只能是一种自我固守和对当代价值的否认。我们已经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现代转变过程，而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如果没有跟进，这必然使我们的发展进步失去内在根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体系建立不可缺少的环节。

中国文化体系需要判定标准。如果从世界文化体系看，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主流世界文化潮流的边缘，仍然表现出了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状态。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需要一个客观的判定标准来评价。这个标准必须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这对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这种判定标准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而必须是在世界文化价值的要求下确立的客观的判定。

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我想必须实现几个条件：

第一、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

回顾历史，唐宋盛世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只有思想解放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艺术的繁荣时代才能真正到来。开放不是简单的丧失自我，而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下的自我否定，更是一种社会深层变革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正是需要这种开放意识和平和的心态。

第二、加深对世界文化走向的理解

文化没有模板，没有成规。文化的核心是创造力。不论何种文化形态，在世界文化体系出现的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同的身份，體现着不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缔造者应该做好内功，用世界性的视角和独特的思维来衡量和把握，这种深层次的理解是中国哲学和精神的时代体现。

第三、循序渐进地走向现代、走向国际

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一两个人或作品就能充当中国传统文化的救世主身份。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急功近利的思想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文化吸引西方的眼球，但真正要做到中国文化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中不断进行历练，只有这样，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正确走向。

参考文献

[1]陈刚.全球化与文化认同[J]江海学刊，2002（第五期）

[2]王端廷从现代到后现代——西方艺术论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

注释

[1]出自《易经》.

[2]出自《易经》.

[3]出自《庄子·齐物论》.

[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谢泽生：《民族文化心态的失衡与调适》[J].《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出自《管子·牧民》.

[7]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8]出自（法）于连《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选自《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