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妍

在“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中，导演郭柯想讲的不是“曾经人们如何死去”，而是，“后来人们怎么活下来了”。

2017年春节前，我跟着纪录片《二十二》剧组，用一周时间探望了广西、海南9名“慰安妇”老人。在路上，“爱兰”不时被大家提起。这是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片中，“爱兰”是主角之一。

开往临高养老院的车上，我一路听导演郭柯说“爱兰”的故事。

“爱兰”全名林爱兰，“有个性”，14岁打鬼子，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战后去广东做生意，60岁在一个台风天捡回养女。房间里挂9把刀。最珍视的东西：政府奖给的抗日战争纪念章，藏得自己都找不到，一口咬定被偷了，拎着刀要找人算账。“你肯定会喜欢她。”制片吴丹珍对我说。

那天，我见到了“爱兰”——一块铅灰色的墓碑上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二十二》拍完一年后，林爱兰去世。迄今为止，片中出现的22名“慰安妇”老人，还剩9人。

被侮辱与被损害？

我和韦绍兰坐在她的院子里，没有翻译，我们面面相觑。

老人似乎习惯了无法交谈的陌生人突然来访，用一串笑声打破尴尬的沉默，抓了一把糖塞给我。“这是我的田！”她指着房前的田埂告诉我，里面跑着几只鸡，“我的鸡！”又是一串大笑，“你吃！”她指着我面前拆开的食品袋。

在她家中，“日本”并非敏感词汇，窗台上放着日本友人送来的饮料，老人身上还有志愿者给她贴的日本膏药。

我认识韦绍兰是在郭柯导演的纪录短片《三十二》中。在那部作品中，她细致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