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玮

35岁的保罗，即将完成住院医师生涯、获得教授资格，并迎来女儿的诞生。他还有个年收入会升六倍的理财计划。然而，肺癌让这一切来了个急刹车。

全世界只有万分之零点一二的人会在三十六岁前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是其中之一。他是斯坦福神经外科医师，“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获得者，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然而2013年，保罗忽然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

保罗成长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小镇金曼。移民自印度的父亲喜欢那里的阳光、低生活成本，准备开设一家社区心脏病诊所。保罗的母亲重心则在孩子身上，视改革当地教育为己任。在她的悉心培育下，保罗爱上了文学，17岁立下了成为作家的志愿。他在申请大学的论述文中提出：“快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

保罗在斯坦福大学主修的是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对人生意义进行过学术般的探索和研究，后来又申请了英语文学硕士，但这段研究生涯让他猛然意识到，“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很多东西，都太政治化了，而且反科学。”冥冥中，命运召唤他去学医，成为真正理解“生理与精神并存的人”。

医学院的学习是艰辛而复杂的。第一次解剖尸体、看到皮囊下筋骨的场面，令保罗永生难忘；忽然意识到某个“练习用”的心电图代表着一个病人生命中最后的阶段，他会感到心痛。医学院第四年，保罗发现同学都倾向于选择上班时间比较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的工种，当年申请医学院时的雄心壮志不是打了折扣，就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保罗决定选择神经外科——接受最艰难的医学挑战，也最为直观地面对意义、个性和死亡的学科。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我以为，在生与死的空间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舞台，不仅能凭怜悯和同情来采取行动，自身还能得到升华，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物质追求，远离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达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择与挣扎。”

经历了七年住院医师的训练，在每周超过100个小时的工作中，保罗的医技越来越精湛。关键手术他已经能熟练应对，研究成果获得业内各种最高奖项，工作邀请从全国雪片般飞来。保罗的妻子露西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医生和教授，他们有着一个热闹和睦的大家庭。

但这时，工作的重负却让他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他的体重急剧下降，背部剧痛，还有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在一次旅行途中，他倒在火车站的长椅上，无法动弹。保安要求他离开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他第一次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快死了。

确诊为癌症后，露西决定留在保罗身边，与他共渡难关。确诊那天，保罗看着他们写在浴室镜子上的字——“我余生每一天都想和你一起待在这里”，流下了眼泪。

保罗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强忍病痛，重返了热爱的手术台。查出癌症九个月后，他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凌晨。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保罗还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卡迪出生后，保罗写道：“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调的哼唱中，整个家似乎都被炽热的光照亮了”。

保罗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更有意義地结束。他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下自己求学和行医的经历，记录下自己与病魔抗争的过程。文学和写作，让保罗如获新生，他的文字在报刊发表，通过互联网传递到全世界，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保罗的校友、斯坦福大学的吴承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保罗没能成为我在神经外科、在医学研究上的老师，但透过他的文字，保罗亲手把某种比科学知识更美丽、更珍贵的东西交给了我。我只想和保罗说声谢谢。谢谢你教会我许多事。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

37岁时，保罗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用轻柔而坚定的声音说：“我准备好了。”他最后一次感谢了父母，最后一次抱起了女儿卡迪，最后一次对妻子说出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