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欣

世界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不同的。抛开社会阶层和经济水平，仅就感官能力差别而言，这是真而又真的真理。有些人天生近视，看不见远处的风景；有些人天生色盲，雨后彩虹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道灰弧。有个老电影《从九点到五点》，玛丽莲·梦露演一个一心想嫁阔佬的年轻美貌女郎，样样都好，但是是个大近视。她又笃信有钱男人绝不会约会戴眼镜的姑娘，所以总是瞎摸咕咚地乱撞。不知道大近视美女如何判断约会她的男人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可能是凭昂贵的香水味，西装呢料的手感，还有汽车引擎的强劲轰鸣。

著名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分子量的单位即以他命名）兄弟几人都是红绿色盲，无法分辨红色和蓝色。他对此的解释是自己眼球中的玻璃体因为某种原因变成蓝色。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道尔顿指示助手在自己死后把眼球摘出来解剖，看看玻璃体是什么颜色的。他的忠实助手居然依嘱办理了。可惜道尔顿错了——他眼球中的玻璃体和别人的一样透明无色。199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检验了道尔顿眼球组织的DNA，证明他是绿色盲，缺乏感知可见光中等波段的视觉细胞。如果道尔顿是中国人，发表结果的实验室应该把这份论文烧给他作为告慰。

脸盲不像色盲那样会明显影响生活，但一样也很麻烦。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不少“熟人”，没说过几句话，只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地混了个“脸熟”而已。脸盲症患者对这些“熟人”的分辨能力极差，常把一个人的面貌误认为另一人。在脸盲被确认为有科学依据以前，不知有多少脸盲症患者被误解为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甚至被指为种族主义者。近来的科学研究证实严重的脸盲症患者（甚至无法辨认极亲近的人的面孔）的枕颞内侧回有缺陷。

脸盲不是要命的病，还不如牙疼。脸盲症患者在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和亲友协助的前提下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我配偶辨认人脸的能力就很不怎么样，以前在物理系做学生的时候，他需要我告诉他电梯里偶遇的熟人是我们系的还是他们系的。但他生来开朗健谈，能迅速掌控一段短短的对话，掩饰他其实不记得对方是谁。他的这种表现瞒得了别人，可瞒不过我。他一旦忽然转换成某种特别热情的谈话风格，我就知道他其实不记得对方是谁。周末在市场，我们推着婴儿车买面包，一个年轻女人忽然过来很热情地打招呼，恭喜婴儿的出生。我配偶也热情地酬答，谈婴儿多么可爱，谈天气多么炎热，谈刚买的面包多么适合夏季户外冷餐，滴水不漏。道别以后，我问：“你认得她吗？”他老实承认说不认得。我冷笑道：“她是本社區的助产士。我怀孕期间直到宝宝出生，咱们每个月都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