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1917年6月16日，张勋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进宫叩见前清废帝溥仪，将帝制复辟的闲言碎语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

仓皇结束

6月16日上午，张勋找出压在箱底的那些前清时期的官服，坐汽车至神武门换乘特赏肩舆，赴宫请安，并带定武军统领四人，随同入谒。清废帝溥仪当即赏给张勋紫禁城骑马的资格，即时叫起，张勋随同四统领入内。行礼毕，四统领退出，张勋则由世续、绍英、耆龄三人和禁卫军索团长、护卫营唐统领，导入养心殿谒见宣统帝，面陈时局。四皇妃复亲临养心殿，垂询一切。

据溥仪回忆：“我进养心殿不久，他（张勋）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有去想。”也有资料说当天宴请的主人就是宣统，前清摄政王载沣以及载涛、毓朗贝勒均在坐。这一天，张勋一切礼节悉依旧例，即持前两江总督职衔谒上，仍称奴才，仿佛重回大清帝国时代。

另据“熟悉内幕”的冷汰记录，清废帝宣统与张勋的这次会面极端重要，实为张勋决定复辟的关键，溥仪的英姿、胆略、睿智让张勋佩服不已，坚定了他复辟帝制彻底解决时局危机的勇气和信心。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张勋清楚，关涉国体变更如此大的事情，没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文武百官肯定是不行的。张勋遂通过各种关系约请在上海等地主张复辟的同志尽快进京，共襄盛举；并委托陈曾寿亲至上海邀请并迎接最著名的几位帝制复辟分子沈曾植、王乃征、郑孝胥、李季高、沈爱苍北上。

6月25日，陈曾寿抵达天津，正准备搭乘津浦線列车南下时，忽然收到北京来电，告诉他沈、王二公同康有为已经启行，请在天津稍候。27日，沈、王、康到达天津，遂一同入京。张勋派员接待，设行馆于法华寺中，唯康有为居于张宅。被誉为中国“现代圣人”的康有为抵达北京之后，参与了张勋的复辟密谋，并且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康有为是1898年反对专制体制的第一次改良运动的领导人，后来一直是坚决的君主立宪派信徒。他用哲学的理论鼓励张勋，并为他撰拟一切文稿。他们两人都相信，皇帝复辟一定会立刻使所有督军们都积极支持政府，因为督军们的真实情感是明显拥护帝制的。他们的同意被认作当然之事，在拟就的文稿中也明白地假定已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这些当然都不是真实的，就像1898年那次政变一样，康有为的超级想象成为下一步政治发展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不仅断送了戊戌年间政治变革的前程，而且实际上将一个原本可以继续在紫禁城里长久传承的“小清帝国”永远送进了历史。

6月30日，张勋已让他的一些亲密顾问，特别是康有为，拟妥了重要的皇帝上谕。上谕中说，政府的首要官员如冯国璋、陆荣廷，以及其他同样显赫的人物，都奏请皇帝恢复帝制。中央政府和各省最高级官员的任命名单也已准备妥当。还有一份准备好的上谕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本人曾奏请重建帝国，这道上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这是认为黎元洪的同意是当然之事的一个惊人事例。

等到各种上谕都准备就绪并可以提出时，30日晚，张勋在江西会馆举行宴会，邀请北京军警机关的首长参加。在喝了很多酒以后，张勋宣布了他拯救中国的计划，他说各种筹备工作都已办妥，并已确实获得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于是他指着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王士珍说：“当然，你是支持这个行动的。”王士珍闻言大为震惊，但他知道没有办法拒绝了，因为在他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既成事实。张勋也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两位将军的同意。

这件事就这样进行了。张勋指使王士珍和另外四个人立即到黎元洪总统寓所，去唤醒正在睡觉的黎元洪。这是黎元洪命中的不幸，人生中的两次重大事件都是在睡梦中被人惊醒。王士珍等人要黎元洪同意奏请恢复帝制的奏折。

与此同时，张勋带着其他人到皇城去。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得到皇室中王爷们的支持。张勋以重金贿赂了管理宫门的太监，太监替他和他的随从打开了宫门。

7月1日，在养心殿，溥仪身着黄纱袍马褂，头戴困秋帽，上覆红绸，端坐皇帝的宝座上。张勋率领众人伏地行三跪拜礼，阶下定武军高呼“万岁”三声。张勋奏请复辟折，认为民国不如大清，建议宣统终止1912年与临时政府达成的逊位协议，收回政权。

听着张勋的奏请，12岁的宣统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大总统怎么办？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张勋答道：“黎元洪奏请他自己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这显然是个假消息，但张勋的情报确实如此，这也是他后来不得不失败的原因。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瞿鸿禨这些前清旧臣对民国现状确有不满之处，也确实发过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但这并不能与他们主张、同意帝制复辟划等号，更不能假借他们的名义伪造请求帝制复辟的奏折，否则只要一个人出来声明，整个事情肯定砸锅。张勋、康有为都是以自己的想象代替了事实。张勋既然如此表达，宣统便一句话结束了此次“召见”：“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重当皇帝）吧。”丁巳复辟，宣统复辟，就这么简单。

召见结束后，陆续有人来给溥仪磕头、请安、谢恩，稍后奏事处太监拿来一堆提前准备好的上谕用印，一口气发布了九道谕旨。从最关键的复辟谕内容来看，仅从宣统方面看，既然民国不如大清，既然有那么多老臣一再吁请，那么勉为其难，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自然有其正当性。可惜的是，这里所说的许多前提条件，诸如冯国璋、陆荣廷、瞿鸿禨、黎元洪等呼吁，并不真实，甚至相反。

还应该指出，丁巳复辟并不是要恢复到君主专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经过改革的君主立宪体制，甚至是虚君体制。这个体制在清末改革十多年一直求而不得，现在却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案提出来备选。宣统复辟谕规定了新体制必须遵守的九个原则，这九个原则大致属于清末十年政治变革中一致呼吁强烈而始终无法落实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在自己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不愿意改革，一旦失去了权力想改革而不得，便愿意对先前的改革呼吁给予最大限度的回应。

复辟第一天，张勋让溥仪一口气下了九道谕旨，以为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因而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皆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照常供职；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七人为议政大臣；授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授梁敦彦、雷震春、朱家宝、张镇芳、王士珍等为外务、陆军、民政、度支、参谋等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一个与民国毫无关联的帝制政府就这样搭建起来了。只是这个政府实际上只存在了一天，而且只是理论上存在，并没有投入实际的运转。

据亲历其事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当复辟的消息传开时，群情激动，一片欢腾。到处飘扬着黄龙旗子，全城很快地呈现着节日的景象。对过去的光辉的记忆的复活，似乎使北京居民全都成为帝制派。但是，这一运动到7月2日早晨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顶点就是衰败的开始。7月1日，梁启超闻讯后，立即发表反对通电。在梁启超看来，共和确实有许多问题，但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复辟，而在于完善，今次复辟，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均无正当性、合法性，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梁启超大胆预测，“虽举国之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这就是政治远见，与其师康有为相比，二人的差距实在太明显了。

梁启超不仅发布通电，号召志士起而反对、捍卫共和，而且与研究系同仁汤化龙、徐树铮迅速拥戴段祺瑞复出，再造共和。

张勋、康有为以及清室遗老对外部的真实情形太缺乏了解了，他们说黎元洪如何如何，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黎元洪不仅没有什么“奏请奉还国政”的声明，相反却借机逃到日本使馆避难，并迅即发布通电：“此次政变，动摇国体，不能行使职权，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务，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后一切救国大计，由副总统、总理协力进行。”这也为段祺瑞重新出山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依据。

7月3日上午，召集軍事会议，议决公推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同日夜，段祺瑞即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檄文，痛斥张勋，指为逆贼。之后，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相继通电，反对复辟。4日，段祺瑞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历数张勋八罪。段祺瑞宣布就任国务总理，用实力讨伐张勋已经成为一个不必怀疑的政治选择。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于天津设国务院办公处。张勋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通电申述徐世昌、冯国璋先前均曾赞同复辟，徐州会议各省督军亦曾就此做出决定。尽管张勋将帝制复辟的责任分解给他人，但毕竟将一个概念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还是张勋本人。

外部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各国外交官也并不是张勋、康有为原先所认为的那样赞成帝制复辟。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终于使张勋帝制派内部发生急剧分化，清室中的一部分人将责任全部推给张勋，康有为逃到美国使馆避难，公使团劝告清室解除张勋所部武装，而张勋的部下也渐渐不再赞成复辟主张。

7月11日，段祺瑞通告公使团，宣布将于第二天进攻北京，炮击天坛及皇城附近张勋部。

7月12日黎明，进攻北京的战斗打响了。中午之前不久，张勋由一个在中国警察方面工作的德国职员伴送到荷兰公使馆。张勋是被他的部下将领用近乎使用武力的方法劝服的。张勋还抱着可以调解的幻想，但荷兰公使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张勋又想回到他的部队去，当然这也是不能允许的，丁巳复辟至此以失败告终。

“张勋（帝制复辟）冒险计划的迅速失败并不是由于中国北方没有帝制的情绪这一固有的弱点。事实上，北方军界倾向帝制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认为帝制运动是会发动起来的，如果能够慎重地计划和筹备的话，或许可以容易获得成功，至少会在一个时期内获得成功。这次失败是由于张勋指望北方军人对帝制的倾向，却忽视了实现的磋商，因为这种磋商会使潜在的支持转化为实在的力量。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张勋的失败无疑地使中国的帝制事业受到一次极大的挫折。在两次复辟的企图失败后，野心家们在从事这种冒险以前将要再三考虑了。这就是说，复辟的种种努力实际上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共和政体。”

中国因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其最大的收获是将帝制彻底送进了历史。中国没有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那样没完没了地复辟、反复辟，共和、反共和，在经历了160多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晚期第五共和国建立，才彻底打消了帝制复辟的可能。中国如果从1912年初清帝退位算起，至1917年丁巳复辟，前后不过6年，经历不过两次，此后的中国，帝制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再跋扈的统治者，最想集权、专制的统治者，无论怎样变换名词花样，再也没有人敢尝试帝制。这就是历史进步，这就是世界潮流。（完）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