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祖蔚

自传电影最难拍，要在似与不似、艺术与传记之间杀出一条血路。

王童导演的《红柿子》，缘自他姥姥珍藏的齐白石名画《五世（柿）其昌》，王童本人的电影风格，则力求齐白石作画的意境“白纸对青天”，每格底片要能曲尽人间百态，但又来去自若，少见雕琢斧痕，青天下斑斑人事，却已在银幕上自然舒展。

王童的电影里，很少有开天辟地的盖世英雄，反而总是从生活中经常可见的市井小民身上取材，平常岁月里的繁琐小事，平常到了极点，但是点点滴滴串连一块，却另有涓涓细流，终成江河的快意。

从1980年代的《看海的日子》、《策马入林》、《稻草人》、《香蕉天堂》到1990年代的《无言的山丘》和《红柿子》，王童偏好由小观大的取材路线异常鲜明，提供影迷一个相当明确的欣赏指标。从作者论的观点来看，王童一再选择他最熟的小人物做主题，反复勾描悲欢岁月中的小人物形象，无非是想透过动荡的中国近代史，将平凡中国人的曾经有过的耐心与韧度，真实具现。

但是，没有英雄的电影是很难拍的。没有英雄，意味着这部电影就少了一个大家可以认同，可以悲喜同感的对象，就少了一个可以转动全局的主动轮轴；没有英雄的电影，完全得靠导演的魔法棒来呼风唤雨，创造一个高难度的想象殿堂。

王童的魔法棒是一只大毛笔，他不拿工笔细描，不靠细笔刻绘，他求的是传神写意，点到为止，所以他的影迷要有慧心和耐心，才能趣味盎然地层层环剥，尝到柿子的甘甜。

美术出身的王童，在《红柿子》中不止挑起了编剧的重担，因为故事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自传色彩，使得《红柿子》的故事布局，格外小心严谨，每一个人物，每一件情事的分寸拿捏，在在考验着他的艺术执着和人生态度。

因为是自传，所以，王童就得思量用什么角度来呈现家族和大时代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面倒地护卫自家人，固然可以让家人安心，但在艺术表现的格局上，就显得目光短浅，拘绊太多，很难发挥。但是如果像英国导演约翰·褒曼（John Boorman）拍的《希望与荣耀（Hope and Glory）》那样，太过写实逼真地呈现自家姐妹的成长历程，又恐怕会引发外界不必要的揣测，和家族成员的反弹，有违自传电影的创作原旨。

王童的选择是有点偏，又不太偏的温厚表现手法。譬如王氏兄弟初到小学上课时，个个新布鞋，操场上其他同学则都是光脚丫子；以及同学们吃便当，只有他们有炊事兵到校园来煮汤，王童不带褒贬赘词，就呈现出王家家境及时代环境的物质生活情貌。可是贫穷毕竟是时代主流，不多久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共享一个砚台的兄弟姐妹，必须在各个教室之间“赶场”的喜趣场面，但是王童也透过兄妹向姥姥抗议的对白，彰显出王家人在贫困岁月中，周济度日的窘迫心情。

写小人物，王童有更人性的关怀，譬如奶妈和侍从官的恋情，就人倫礼法而言，或许是逾越了尺度，但是人事离乱的时代动荡，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准绳，年轻男女朝夕相处而生情，而珠胎暗结，并不算是意外，所以海外从权结合，但是在婚礼上还是免不了有一点思忆往事的小小尴尬……那个动乱时代的悲欢离合人生，就在王童人性饱满，有情又不失礼的镜触下，显现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随遇而安生存哲学。

电影人其实都会有意无意地交代自己和电影结缘的创作心路，台湾新电影的导演们有很多偷窥电影的成长经验，王童则把自己对电影的迷恋，上溯到家里那一位爱看电影的老奶奶。不论是三船敏郎的宫本武藏，还是严俊和白光的《海棠红》，找得到电影片段的时候，王童毫不客气地就把白光和严俊当年的风流模样，银幕再现；找不到电影片段的时候，他也会试着用海报和口述，来叙描他和电影的初恋情深。

电影数据馆提供的《海棠红》电影片段，让已经不知道严俊昔日风采，让看不到《一代妖姬》白光当年风情的年轻影迷们，有机会再“意外”撞击到电影史上的华彩片段，或许会因而油生再拍好电影的豪情，或许会因而激发研究中国电影的壮志，王童的这个“回顾”动作，别有文化传承、暗室点灯的深意。另外，王童再从老奶奶徘徊戏院广告牌前，听着孙子描述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决斗的叙述，以及四五个孙子用白光好骚的言词，怂恿着奶奶带他们去赶最后一场电影的激情……王童不多费力地就交代了深藏在他血液之中，迷恋电影迄今不悔的深层动力。

对于一位长期观察台湾电影生态的影迷而言，我们或许也要感谢王童请了《超级大国民》的金马奖影帝林扬，在片中扮演了被两个壮丁儿子，硬是“绑架”跑来，气喘吁吁要看病的医生角色，林扬的戏不多，两场戏不到五句话的对白，却是他硬朗的身子最喜趣的一次表演。中风后的林扬，目前还在努力地复健之中，王童实时保留住“影帝”病前的一次难忘演出，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巧合，《红柿子》就是这么成功地具现了电影传承影像“史迹”的实际功能。

生活的无奈成为事过境迁的回忆之后，人们总是会把苦当甜，对于自己能够从那样的风风雨雨中熬过来，有更多的宽容、怜悯和庆幸。所以，王童的电影，对于悲怆往事，很少声色俱厉的指控，有的只是回忆的颂歌，不过，他的回忆和歌颂很清淡，很少煽情的经营、音乐或戏剧调度，绝大多数的场合，他都选择了用半真实的纪录体来把记忆上色重现。王童的创作神髓，其实就像老家庭园中的那棵柿子树，记忆已经斑白灰蒙，但是柿子艳红如昔，因为王童懂得用计算机绘图的最新科技，呈现记忆新貌，他的努力，也就像是初到台湾时的那个初夏之夜，萤火虫在院子中飞舞的场面，点点滴滴，荧光满空，教人难忘。

比较引人好奇的是王童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从叱咤风云的总司令，从老是弄不清自己儿子叫啥名字，反而被儿子嫌成还是别回家比较好的忙碌军人，到卖笔、养鸡，到养牛蛙都不成功，甚至坐公交车都会跌破嘴的失意中年人，这个父亲，具现了的是动乱年代，一再调整生命角色，却调整得灰头土脸的尴尬人物。

为尊者讳，是中国传统上人伦纲常必要的讲究，但在现代艺术上，这些顾忌却会是扼杀创意的头号杀手。王童的选择其实力求中性超越，所以我们才听到孩子宁愿他到军中，也不要他回家的抱怨；所以，我们才看得到父亲会在家里商议军中大计的寒伧急切；所以，我们才看得到父亲在公交车上失足的狼狈。但是，我们在目睹父亲不懂经商，一再失利的窘迫之余，却也能感受到食指浩繁，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爱光泽。半生戎马，余生却得汲汲为稻粱谋的苦，父亲是不会对子女说的；可是儿子都已长大成年，有时还会替他带本《花花公子》杂志给他看的王童，却深情独具地用镜头很精准地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父亲忧烦。

创意都是好的，可是电影戏剧的张力，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演员身上，偏偏，《红柿子》的演员组成却是全片最弱的一环，从陶述、石隽、王娟、张世到鲁直，外形都是贴切的，大伙也都咬紧牙，卖力极了在演出，但是出来的戏感却是紧紧绷绷，欠乏生活的真实力道，王童拼命营建出一个大时代的空间，仿佛已经把浩浩青天，搬上了他的画布上，等待的就是演员们画龙点睛的一舞，但是这个最要命，也最不可缺的瞬间爆发力，却明显不足，使得整体创作少了直打人心的感动力，相当可惜。

齐白石说过：“作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世，不似为欺世。”似与不似之间，考验的不是艺术工作者的智慧，而是根本的才情与灵性。《红柿子》走在创作的高空绳索上，颤颤巍巍，追求着时代重现的架构，铺展的是特定时空下的人性灵魂，尽管高索上啸啸风狂，走得颠仆惊险，但是青天已经跃然纸上，他追求的梦，虽不尽完美，毕竟成圆，落下个美丽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