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

拿督许廷炎，马来西亚霹雳州瓜拉古楼人，1944年生，祖籍中国广东省普宁县北山村东坡寨。曾任霹雳排球公会副主峇席、霹雳马华眼色海区会主席（1981-1987）、霹雳吉辇区县议员（1981-1987）、霹雳吉辇区医院巡查员（1981-1991）、槟威华校董事联合会副会长（1997-2000）、槟城三国演义研究会署理主席、马来西亚瓦楞纸商制造商协会主席、槟榔屿潮州会馆署理主席（1997-2001）、槟榔屿潮州会馆主席（2001-2005）、槟榔屿广汀会馆署理主席（1998-2000）、槟州华人大会堂副主席（2004-2010）、槟州华人大会堂署理主席（2010-2014）等，现任马中总商会槟州分会名誉主席、槟城潮商公会永远名誉主席、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中委、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全国文化咨询委员会主任、金锋公共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等，勋衔AMP准拿督（1984年，霹雳州）、DSPN拿督（1995年，槟州）等。

我爸爸是广东省普宁县北山村东坡寨人，出生于1901年。适值清朝末期，社会动乱，为了生存和发展，上世纪30年代初爸爸来到马来亚的瓜拉古楼[1]，投靠当时已住在古楼新港[2]一带的大伯。在中国时，爸爸磨米为生。来到马来亚，他仍做回老本行。除了磨米，爸爸也出售自己加工的咸鱼和买卖鱼虾。妈妈和爸爸的结合，是在中国经由媒妁之言而成，但妈妈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

我虽然家境贫寒，没了妈妈，但从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来看，仍可以深深感受到家庭的关爱。1947年，我二哥19岁结婚当天，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穿鞋。尽管现实如此，但爸爸在镇上看到有人卖鞋，也顺便给我买了一双。那双鞋买回来之后，穿得最合脚的是六哥，然而爸爸却坚持给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而且当时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之中，除了我和二哥以外，也没有其他人能够穿鞋。在那样窘困的社会环境中，有鞋穿代表生活经济较好。穿着鞋子时，我真期望每个人都能瞄上我的脚一下，因为我有鞋，非常值得炫耀。但是，这么一双了不起的鞋子，其实时值不过几角钱而已。

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虽然有米有盐，不过除了米饭，我们却没钱买菜，大姐约莫在十一二岁时，就常常去河边采摘蕹菜回家用盐炒给我们吃。“蕹菜炒盐”这道菜，到今天我也不能忘记那个味道。那种缺油咸中带苦的感觉，记得有一次我一看到蕹菜就哭：“我不要吃蕹菜！我不要吃蕹菜！”

1949年底，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今天看来应是肠热病。那一年，我刚好5岁左右，家人将我送到医院，离我家大约30公里。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却是一段较远的距离。印象中，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两个月。农历1950年的新春，也在医院里度过。住医院又闷又无聊，偶尔爸爸或哥哥们会来看我，不过因为家里和医院的距离，通常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地过日子，所以印象中就是一直都在哭。

这种日子仿佛没有终日，我日夜盼望回家，可是因为病情没有起色，所以都没有机会。拖了两三个月，我的病变得非常严重。有一天，爸爸认为我已经没救了，要把我带回去度过“余生”———他竟然来医院把我偷抱回家。回到家里时，我身体非常虚弱。二嫂后来告诉我，那时她甚至为我开始制做寿衣。大姐也曾跟我说，爸爸认为我就要离开人世，又知道我很喜欢穿鞋，他为了准备我的“身后事”，还买了一双包头皮鞋给我，好让我穿着皮鞋“上路”。

为了给我钉棺材，爸爸踩脚踏车去古楼买木板。古楼镇的街头，有家拿督公庙。爸爸到那里去拜拜，求签问神。得来的指示是：“会有贵人出现帮忙。”签文还说，我这个孩子如果活得过这一关，是会出人头地的。

说也奇怪，求到这支好签之后，爸爸随即就在镇上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听闻我的状况，便给爸爸推荐一位黄医师。黄医师死马当活马医，给我开药方，让我定时吃药。这样我病了九个月到一年，到1952年左右总算痊愈，不过身体仍很虚弱。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全家搬离新港，迁居古楼。那时，我们基本上脱离赤贫阶级，爸爸毅然决定供我们读书。因此，六哥、七哥和我陆续到正规小学上课。我入读一年级时是1953年，那年我8岁多。但是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之下，我们读的都是私立小学，要交学费。三个孩子一起读书，学费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家里虽然脱离赤贫，实际上经济仍是相当拮据。于是出现的情况是，哥哥们有时早上喝一碗粥配开水，下午就吃一碗开水泡饭，桌上没有菜肴已司空见惯。我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家里也是光喝粥。不过我们读书都很用功，我从四年级到高三为止，每一年考试都在前五名之内。

有时候，老师们还需要跟六哥讨学费。不过奇怪的是，他们都约好了似的，从来不直接跟我讨，大概因为跟我讨的话，我会哭。结果，六哥到了三年级就决定辍学，留下我一個人继续往下读。至今，我都很感激家人对我的栽培。

古楼虽是一个渔村，人们普遍上受教育不多，但说到华文教育，还是十分支持。对于华文教育的坚持不懈，仿佛是马来西亚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直是在风雨中飘摇成长的大树。19世纪初，先贤们大量从中国来马之后，对文化和教育传承始终抱着重视和积极的态度。从1819年在槟城成立五福书院以来，马来西亚的华人自动自发，把华文教育当作己任，出钱出力，成绩斐然，捐助华文教育更被戏称为大马华人的第二个所得税。为了办校，他们历尽艰难，坚韧不拔。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虽然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华人一直抱持着乐观的精神在维护它，并发展成除了两岸三地之外最完整的教育体系。

在我的童年时代，古楼这么一个贫穷的渔村，也有热爱华文教育的人在建校。人们普遍上贫穷，但说到华文教育，一般都会捐钱。众志成城，在我五年级时，新校舍终于建好。我们原本在一家做绳子的工厂里上课，环境很不好。有机会搬到一个崭新的环境读书，甚至还有一个又新又大的礼堂，大家都兴致高昂，很是振奋。

我上学以后，学校在路边，假如爸爸踩脚踏车去市区，就一定会被我看到。如果在中午时分看到他的话，他就是要到一家赌馆去消磨时间。于是放学后我就自动过去找他。爸爸总会点一碗粿条汤给我吃，这一碗粿条汤在那时对我而言是非常美味的大餐，至今我仍认为那是一碗代表着幸福的珍馐。

小学毕业时，我已14岁，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继续读中学，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到吉辇中学继续深造，和所有超龄生被集中在一个班上，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特殊情况。但严格来说我们又不属于吉辇中学，因此校方惟有暂时把我们安顿在学校附近的戏台上面上课。翌年是1960年，吉辇中学正式接受政府的提倡，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换了校长，同时也意味着超龄生不能在这里接受教育了。开学时，我和其他尚不知情的同学照旧去学校，结果赫然发现布告板上的入学学生名单中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很疑惑，等了两天还是没有进展，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十多个同学去问校长。校长解释说：“你们是超龄生，不能够录取，我们会想办法问董事部。”他要求我们暂时坐在课室上：“假如督学来，你们就去对面喝咖啡。”

改制中学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血泪史。马来亚独立之前的英殖民政府以及独立之后的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教育政策，罔顾全国华校的学生、老师、家长的抗议，坚持改制。最后，一部分的华文中学在经济、政治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改制。而剩下的全国60家华文中学，坚持以具体行动展示维护华教的决心，陆续宣布不再接受政府的一分钱津贴，全部经费由董事自筹，成为真正的独立中学，以彻底摆脱政府通过津贴来使学校变质的政策。在马来西亚华教史上，华文独立中学的诞生可说来自改制事件。

我从小就自尊心很强，这样鬼鬼祟祟的行为，叫我情何以堪！加上我的求学意志坚定，读书是我一贯的意愿，于是我很伤心又很委屈地回家告诉爸爸，说我很喜欢读书，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结果，爸爸出于对我的疼爱，很快被我说服。虽然他当时的经济能力并不强，仍答应让我去韩江中学读书。这可说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到韩江中学读书和在槟城寄宿，每个学生每个月大约需要100零吉。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家庭收入是每个月500-600零吉。我一个人去韩江中学读书，事实上就是全家在供我。今天，我有所成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能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准，这也正是我应做的事。

还记得第一次跟爸爸拿100零吉，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感觉到，爸爸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否让我读到毕业感觉到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他又有点兴奋，毕竟他终于有一个孩子能够到槟城读韩江中学，他为此感到骄傲。后来爸爸告诉我，作为潮州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有孩子在韩江中学读书，我可说是圆了他的一个梦想。

那时代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零吉。爸爸捏着薄薄的几张钞票数了8张10零吉，不够；又数了20张1零吉给我，才凑成100零吉。看着爸爸数钱的样子，我眼泪冲到眼眶，这一幕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我抱着强烈的求学欲望，每天都在认真地追求学问，对每一个科目，都不松懈。在短短时间内，老师们就发现我是一位比较出众的学生。另外，我开始显露自己的领导能力，开始有一些左派组织的人，发现我的领导才华，暗中接触我。跟左派朋友接触较多以后，我逐步有机会读到“进步的书籍”。我在韩江中学那几年中，除了在学术上专心进修，也没有放弃学校内的各种团体活动，并积极参与各项比赛。

作为一个很早以前就是国际港口的城市，槟城华人普遍上带有国际观。另外在城市，人比较容易接触到较为进步的思维，也有较为宽阔的眼界。其中一个对华人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人，跟海外千百万华侨一样，还是带有中国心。周而复在他的《上海的早晨》第四部中写道：“我们不能把华侨估计太低，他们在海外亲身受到压迫和痛苦，老实说，比我们工商界还要爱国。”虽然住在马来西亚，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牵动华人的心。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感受我们住在马来西亚却呼应着中国的一颗“中国心”，但其实这并不代表我们不爱马来西亚，而是民族的根是无法切断的啊。

新中国建立初期，形势发展喜人，一切欣欣向荣，虽然人民还很穷，但是家家有饭吃，社会安定，很多华侨以此为荣，当时马来西亚的许多华人也因而倾向共产党。这种倾向可以从1960年初期的市议会选举看出来———社会主义阵线[3]几乎包揽全部席位。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和哥哥们、身边的同学们几乎都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左派人士也非常普及。上了高一，我更积极地参与思想改革运动，也开始深入接触领导人，读更多革命性书籍和资料；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体会到什么是“组织”。但是，由于这是一种秘密的地下活动，对于组织的条例，所知很少，我们就算参与，也不允许讨论组织的结构。现在回想，它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马共委派一些特派员，专门负责召集和吸引青年学生，进一步地去了解个别同学的家庭背景、思维动向。组织通过戏剧研究会来遴选革命同志，再通过这些革命同志向其他同学宣传，号召大家一起为了创造合理公平的社会而奋斗，并宣扬正义感。时隔多年，今天我不禁猜测，那时幕后肯定有组织里那些比较高层的人，正在密切关注整个戏剧研究会的发展。不过，由于整個组织的一切都非常保密，所以我并不全面了解整个情况。

那时是1963年。年轻人血气方刚，意志坚强，浑身就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中学阶段真是很适合参加革命的时候。然而很快地，1963年过去了，1964年又过去了。到1965年伊始，我决定放弃这种革命事业，因为在我的内心里，感到这条道路实在太理想化、太遥远，在功利社会里似乎不可能成功。在中学毕业领了成绩单之后，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我则不得不要去考虑是“升学”抑或“就业”这样的个人前途了。如果继续升学，我的意愿是要去就去西方国家，但是，到那些国家升学的话，费用很高。在那个年代，去台湾深造是很多华校毕业生的选择。当时台湾的经济已经好转，开始资助华侨，以我的成绩，应可轻易进入台湾的大学。另七哥提议，如果我要去台湾读大学，他也愿意提供经费。当时七哥的生意做得不错，已有经济能力。但我在中学时代被革命思想影响，对我们来说，台湾是蒋介石的地方，“国民党”代表“腐败”，我极端排斥资本主义！所以我拒绝了七哥的好意。如果在马来亚读大学，需要英文的功底，不过我们这一群朋友因为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长期故意忽略英文，排斥一切跟英国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这导致我的英文水平一落千丈。我想读大学预备班，然后去读大学，不过我不好意思再拿家里的钱。到1966年8月，我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决定向现实低头，回家发展家族生意。我回古楼跟爸爸宣布说我不回槟城了，结果他显得很高兴。

在1969年5·13事件[4]之后，我们各兄弟的生意逐渐步上了轨道。到1970年，我们注册成立了顺成公司，在1972年该公司又改为顺成冷藏食品有限公司，事业蒸蒸日上，一切顺风顺水。

但爸爸到1972年之后，身体非常不健康。他患上肺痨，又有肾脏问题。而我，从1972年初开始，为了做生意，几乎在全世界到处奔走，澳洲、日本、欧洲，我每个地方每年都要去3至5次。到了1975年，由于生意又进一步拓展，我更是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去见客户。

1975年，我于9月8日从欧洲公干完回马来西亚，六哥的妻舅来槟城机场一接到我上车，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跟我说：“亲家很辛苦了，我们快回去。”

到家，我看到爸爸跟20多年前妈妈去世时一样，已睡在客厅中间，仅留有一点生命迹象。我心中充滿悲恸地拉着他的手，哭着跟他说：“爸，我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他有一点点反应，我觉得他知道我已回来。然后我陪他不到半小时，他就去世了。

“爸爸死了”，我脑海里除了这句话以外就是空白一片。那时是傍晚五、六点，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拖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到今天为止，每当想起这事，我的内心仍有无限难过，一直想哭。当我想到从今以后不会再见到最敬爱的爸爸，也不会再听到他叫我一声“阿炎啊！”时，心里充满酸楚，我忍不住跪在他身旁大哭一场。

爸爸的丧事办得排场很大，但是，一切都挽不回我亲爱的爸爸。爸爸死的那年我30岁，爸爸74岁。

妈妈是中国普宁马栅人。我对妈妈的记忆不深刻，只有少许模糊印象。妈妈的长相，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但跟妈妈有关的一个晚上，我却难以忘怀。

在我有限的记忆片段里，妈妈因小产失血过多去世的那个半夜，突然间，大人们把我和哥哥们从睡梦中唤醒：“赶紧让他们小便。”原来是要用童子尿灌给妈妈喝。乡下人缺乏知识，认为童子尿可以帮助将死之人回魂。他们拿罐子给我，要我赶紧小便。夜半睡眠被中断，我一直抗议，只想回去睡觉。好不容易小便后，我就昏沉沉地又睡去了。

隔天，天还未亮，我听到家里有人哭。睡眼惺忪地走出房门，看到家人已把家里供奉的神明，用纸或布盖起来。妈妈睡在客厅里，头向内，脚朝门，身上盖着红色的被单。虽然我只有3岁，但也知道，妈妈死了。

那是1947年9月18日，阴历八月初四。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妈妈小产的半夜里，下着倾盆大雨，16岁的三哥曾拼命踩着脚踏车，要去我家附近的角头买洋参给妈妈吃。由于没有路灯，路面黑暗，他看不清方向，踩着脚踏车好几次跌进路旁的大水沟中，他擦着眼泪爬起来，扶起脚踏车继续踩，不久又跌进大水沟……到了角头买到洋参之后，在阴暗的夜里，在心急如焚踩着脚踏车回家的路上，匆忙间又数次跌进大水沟。待他回到家，妈妈早已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生命迹象了。

这是三哥在我大约十岁时才告诉我的事。我听了，很伤心。

妈妈一生非常坎坷，唯一的幸福是我爸爸很疼她。她去世时，只有39岁，爸爸47岁。之后，爸爸也不续弦。根据家人告诉我，妈妈一生最疼爱我的大哥。但大哥从事革命，10多岁时就离家加入抗日军。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从小跟我们聚少离多。大哥在1941年左右离家，之后就没有再回来，只在1947年妈妈去世时来奔丧。

我所有对大哥的印象，都是听说的。大哥出生在1927年的中国，思想亲共。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5]，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分子比比皆是。大哥虽只16岁左右，但眼见马来亚人民在日本统治下日子过得水深火热，他毅然跟随朋友加入抗日军。日军投降之后，大哥在那时也俨然成了抗日军的地方领导。听说那时他已是个小队长，身上带着枪，出入有随从跟在身旁。

在英军重返马来亚之后，大约是1948年初，马共展开武装斗争。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6月宣布实施紧急法令，自此，大哥根本失去自由，每天在躲避中过生活，进行地下活动。

一踏上这条不归路，大哥就只能脱离家庭，保持非常疏远的联系。听大姐说，他曾有几次半夜偷偷回家探望妈妈，之后就到一位马来友人家里住。每一次他匆匆来去，妈妈都会痛哭。

我只在妈妈的葬礼上见过他———我所记得的大哥，没有革命分子的英气，根据大姐告诉我，她不曾看到大哥哭。但在妈妈的棺木前，他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在妈妈灵前痛哭一场之后，便匆匆离开。作为革命分子，大哥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奔丧的，因为他们都是英军通缉的对象。所以大哥哭了一场之后就要回去基地。但作为儿子，大哥又怎能说走就走？我们把妈妈的灵柩送上坟山时，他早已在山头上等待，再哭一次；妈妈头七的时候，我们到坟山祭拜，他也已在那里等着，头七祭拜过后，他就从此失踪，没有再跟我们联络。至于大哥是如何得知妈妈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清楚。现在回想，他们应该有人脉网络，游走民间。

大哥奔丧之后，跟整个家庭完全失去联络。1948年初，二哥二嫂偶遇大哥。大哥交代他们要好好照顾家人，这是他一生中与我们家人最后一次的会面。从那以后，大哥音讯全无，没有片言只字，没有一个口讯，甚至没有下落。这是爸爸对大哥的交代：“去了不要再回来。”爸爸忍痛这么吩咐他，是不要他的抗战活动连累弟妹。

1989年底，陈平终于跟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长达近50年的武装斗争。马共的同志们纷纷下山跟隔离多年的家人相聚，可惜，我们通过很多朋友和关系，向他们查询，却完全没有大哥的消息。我怀疑大哥在还没上山之前，已为理想牺牲了。

根据华人传统，在妈妈去世100天内，我二哥通过媒妁之言，正式结婚。

后来二嫂告诉我，她进门之后，只有3岁的我，竟然摆出大人的架子去问她“：二嫂，你会煮饭吗？你会洗衣吗？你会做潮州粿吗？你如何煮菜给我们吃？”大概是因为我排行最小，家里每个人都让我。所以我有一点特权，在家里相当受宠。二嫂嫁来以后，我就一直依赖她。二嫂非常疼我，她归宁也带着我。她虽然只比我大15岁，却一直照顾我长大，就好像我的妈妈。她曾说过她一生中最骄傲的是我的成就。

大哥之外，我还有6个哥哥，2个姐姐，1个妹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是前进的动力，这个道理在我的家庭里获得证实。由于家庭贫困，我所有的哥哥在十三四岁就投入捕鱼行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从事渔业的人们日子过得有多艰辛。那时，不仅渔船很小，不能随便出海，得长期看天行事，入息少不稳定，此外还得所有的事物都靠人工，设备简单落后。我举个例子吧。古楼的渔夫研发了一种特殊的捕鱼方法，叫做“筐脚”。这是一种浅海捕鱼的方法。渔船在出海到达捕鱼的区域之后，一个“站船头”的人就拉着渔网一头跳进海里。接着渔船在海面转圈，等到渔网转完圈再回到原点时，船上人才开始把刚才那个跳进海里的“站船头”的人从海里捡起来。渔网下方，有锡做的秤，让其沉下去。收成时，其中一个渔夫在船上拖网，另一个渔夫则用脚把网口夹紧，鱼虾才不会跳出来。浸在海里，等待被捡回渔船的心情是如何，我从来不敢问曾经做过“站船头”的哥哥们。

有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在一个暴风雨的上午，大约10点多，许多渔船都陆续归航靠岸，放弃当天的作业。我的五个哥哥都回来了，但惟独四哥不见人影。过了一两个钟头，风雨过去，四哥还是不见回来，大家心底下都在揣测不幸事件已经发生。加上众说纷纭，毫无结论，就算要去找他，也不知該往哪个方向，全家人只能待在家里干着急。到了傍晚五六点，天开始黑了。突然，我们看到四哥从门外走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暴风雨一到，渔船的引擎顷刻间被风浪打坏，四哥惟有任由渔船随波漂流，直到它被风浪推到一枝水面上的“Y”型树枝中间，船身被卡住才停止前进。当时又是涨潮，他想要拯救渔船，却无能为力，加上身体也被风浪打伤，只好弃船走路回来。

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心怀感伤。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那个时代的小渔民，科技落伍、视野狭窄、知识层面低，各方面状况都只能凭着经验判断，生命没有保障。而为了三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出海，着实可怜。

哥哥们陆续当起渔夫，我的两个姐姐，则一直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年龄较小的弟妹。大姐很疼爱我们，到现在也一样。至今她还会提起一些童年回忆，比如她怎么帮六哥、七哥和我在水坑里冲凉等等，不胜嘘唏！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转型，进军纸盒包装业，成立金锋包装有限公司，金锋如今是马来西亚第三大规模的纸盒厂；我也在90年代中期，进军越南，凭着知识和经验，短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瓦楞工业先驱，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

我在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很单纯、很耿直，而且重情义。这种商业态度曾让我错过不少能够赚更多钱的机会，原因很简单，皆是出于感情因素，我不愿意当那没有信用的人而放弃。在40多年的从商经历中，我也曾有几次卖掉财产或动用个人存款来解决危机，尽我所能让双方的金钱或精神上的损失降到最低。有的知己朋友说我“傻”，但是我不后悔，因为“信用”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至关紧要。

现在回想，蕹菜的岁月虽然苦，但是我们不因穷而放弃勇气和拼劲，让我们全家都成功告别“蕹菜炒盐”，踏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却是值得庆幸。

如今，我有一些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了[6]。有时，我会想起他们，还有我和他们之间的许多小事。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我还是印象深刻，有些片段时而在脑海中浮现，鲜明得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一般。尽管当时家境清贫，他们对我却非常关怀，我非常感激他们给了我一个难忘和快乐的童年。

我也感谢家人在千辛万苦之中，让我完成高中，让我有了最基本的学术，成为认识字、有知识的人。在当时，高中毕业算是相当不错的学历。我深深体会到，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我很庆幸，自己虽生长在一个落后的乡村，家境又贫穷，如果不是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可能就没有这么顺利取得今天的小小成就。

中学的时候所参与的一些学运活动，也让我交到不少朋友，养成一些好习惯，比如：坚持阅读、守时、尽责、做事有条理、观察细致与分析透彻、工作有计划、组织有系统，等等。这些在我后来的人生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从年轻时就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华人社团，也曾当过学校、政党、华社团体及乡团组织要职。我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中，社团里的每一位社会工作者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偏差，华人在国家政经文教方面都面对不少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没有愿意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这群人，大家就更加成了一盘散沙，无法将力量凝聚起来。这么一来，华人应得的权利恐怕会被进一步侵蚀。幸亏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无名英雄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里默默地耕耘，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这些人，在我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工作经验里，遇到非常多，他们是马来西亚华社一种强大的支柱，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促进华人社会和谐以及将一股暖流带给华社的力量根源。

为了贡献社会，在社团里担任较高职位时，我们还要有宠辱不惊、置之度外的精神来接受一些有意无意的批评。忍气吞声，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途。在一个组织里当领导人，如果不能忍辱负重，也很难继续当下去。在人生中经历过许多大小风浪之后，刘伯温的自勉句最能形容我的心情：“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每一个社团掌舵人都要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认知。大家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让新一批愿意为社会服务的年轻人获得机会去面对社会，接受挑战。懂得“下台”的智慧，其实是每一个领导在上任的时候就应该修炼的功夫。

七十年，对人来说是大半辈子，在历史长河中却仅是一刹那。在人生中无论有过怎样的风起云涌，最后回头来看，都是云淡风轻。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些苦日子，我就不会成功。我从来不放弃，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觉得积极、乐观，是成功最大的因素。时至今日，我已经找到人生最大的真谛。

注：

[1] KUALA KURAU。

[2] SUNGAI BARU。

[3]劳工党和人民党。

[4]五一三事件爆发于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官方解释此事件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事后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以消灭种族、经济差异及减低贫民率，主要内容为给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在马来人中培养了一批中产阶级。

[5]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

[6]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已经先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