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忠

父亲1955年从山东入伍到福建连江，那一年父亲18岁。没想到他们那一批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父亲在营里当卫生员，没过多久，就被调到团里给团长当警卫员，更没有想到的是，当兵不到几个月，由于父亲的机灵和军事素质，父亲又被调到师里，成为了29军86师师长徐光友的警卫员。

提起父亲的师长徐光友，父亲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敬佩。父亲的师长徐光友可是一名有赫赫战功的红军。

与师长朝夕相处近3年的时间，父亲说徐师长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威严又和蔼，非常亲和的人。作为一名从农村里出来的战士，从师长身上，父亲也学到了很多常人难以学到的东西——那种军人的果敢、雷厉风行、正派、乐观和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肯于学习、光明磊落，这也是父亲一辈子的财富，耳濡目染，这些品质也对我们兄弟们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时候，一到晚上，我们做完作业，兄弟四个围坐在煤油灯底下，父亲不仅讲《西游记》的故事，更多的是讲他的师长徐光友的故事，那个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共和国将领的师长的传奇人生，更让我们听得惊心动魄、激动人心和津津有味，我们兄弟四个心里也逐漸萌生了参军、报效祖国的理想。

也正是如此，父母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供我们兄弟四个读完了高中，除了大哥在不够当兵年龄时参加了工作以外，我们兄弟三个高中毕业后相继当兵，也陆续考入军校，并且都成为了军队干部，这也是父亲常常引以为豪的事。

当兵后，我从一些军史资料中，也逐渐对心中那个轮廓不清的父亲的师长徐光友，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

父亲的师长徐光友是安徽六安人，1917年出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工农红军，那时候徐光友才是个12岁的娃娃，18岁时的1935年，他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第73师师部通信排排长，红25军团政治保卫连连长，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徐光友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营政治教导员，689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688团政治处副主任，皖东北独立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粉碎华北侵华日军九路围攻以及华中双沟、大破津浦路、后马家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55团团长，59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29军86师副师长。参加了七战七捷，苏中守备战，盐城、李堡、通榆攻坚战，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福厦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副军长、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

徐光友经过一次次的战斗，每一次都是生死的较量。他身材不高，但战斗中每次都是冲锋在前，他带领的部队成为威武之师，取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徐光友也多次受到上级的奖励。

父亲讲过师长徐光友一生经历过无数惊险，多次与死神相遇，但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对革命必胜的信仰，每一次都死里逃生。

1933年初春，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在皖北绵延的群山中遭遇敌人，徐光友身先士卒，战斗中左脚负伤，鲜血直淌。徐光友等伤员被抬到荆棘丛生的山洞里。后来敌人搜山，先后有8名伤员壮烈牺牲。搜到第五天，敌人再也没有搜出伤员才离去。

这时，徐光友早已饿得昏迷过去。后来被老乡救回家中，用温水擦身，姜茶灌肚，他才苏醒过来。三四个月过去了，徐光友的脚还没有消肿。有一天天刚亮，徐光友和几个伤员刚爬过西大山，对面山上就来了许多敌军。徐光友急忙向下滚去，滚到一口塘边，便藏在水葫芦叶子下面，只留着鼻子露出水面呼吸。敌军来到这口塘边，朝水里打了一阵子枪，也没有打中徐光友。

到了傍晚敌军散去，徐光友带伤在水里泡了一天，上得岸来，浑身一点力气也没了，又昏了过去。有位老大爷和老大娘见徐光友挎包上绣有红五星，认定他是个红军才把他背回家，给他洗干净，换衣服，包伤口，又灌米汤，忙了大半夜，徐光友才醒过来。没等脚伤完全好，徐光友又去追赶部队，回到了组织里。

1935年9月，徐光友担任红25军政治保卫连连长。一次，部队突然遭遇敌人的围追阻击，为了掩护部队和首长安全转移，徐光友率领保卫连战士们与敌人浴血奋战。他大喊着，端起机枪站起来向敌人扫射，带领战友们迎着20多挺机枪织成的火网冲锋陷阵，红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倒下。突然，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眉心，他踉跄了一下，跌倒在地。他用手一摸，半截子弹热乎乎地留在伤口外面，于是使劲把子弹拔了出来，端起机枪继续向前冲。这时又一块弹片击中了额头，他昏死了过去，被压在死人堆里三天三夜。

徐海东命令寻找徐光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后来，部队在清理尸体时找到了血肉模糊的徐光友。当时，徐海东的爱人周东屏发现徐光友身体还是热的，于是派人将他抬回医院。徐光友伤得很重，天灵盖都被打翻了，爬满了蛆虫。那时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差，根本没有什么药品，周东屏用连人都难以吃上的一点点盐巴泡成盐水为他清洗伤口，小心翼翼地把一条条蛆虫拣出来。徐光友昏迷了三个多月后才醒过来。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阶段。麦收时节，日本鬼子伙同伪军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清剿”，同时出动大批军队抢粮。为保卫皖东北老百姓麦收，司令部将任务交给了独立团，徐光友奉命率团出发。刚到山口，就有侦察员报告说前面发现日军1个大队，伪军4个大队，动用七八百辆大车抢粮，其中500多辆车装满粮食。他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进行周密部署。

日伪军自恃人多，装备精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被拦截，于是一路浩浩荡荡，6000多人押着500多辆运粮车拥挤在一条狭长的土道上，车轮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当他们进入一片树林时，被突然飞来的枪弹、手榴弹打得晕头转向。日军指挥官知道中了埋伏，害怕全军覆没，急忙丢掉车辆，仓皇逃命。土路上乱成了一锅粥，人挤人、车撞车，叫骂声、救命声连成一片。徐光友命令吹起冲锋号，满山遍野响起冲天的追杀声。

这一仗只用了40分钟，毙敌300多人，俘虏伪军2000多人，截获500多辆军车和粮食，大获全胜。望着眼前的一切，徐光友欣慰地笑了。

徐光友九死一生，伤痕累累，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一等伤残军人；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

父亲作为师长徐光友的警卫员，被这一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越的猛将激励着，对徐师长警卫的责任也就看得比天还重。父亲住在师长徐光友的外间，一旦夜里徐师长去门外的厕所，父亲都是非常警醒，立即先快步走到外面的厕所里，搜索一遍没事，正好徐师长也来到了。

那时刚解放，台湾海峡局势不稳，经常有台湾的特务潜入大陆搞破坏、暗杀等活动，每次父亲跟随徐师长到海岛视察或到军里开会，父亲一丝一亳也不敢松懈，只要是父亲跟着徐师长，几乎时刻是警惕着的。

徐师长看父亲也是非常上进的人，就和父亲谈话让父亲去教导队参加学习提干，父亲深知自己只有高小三年级的文化，怕担当不起重任，辜负了徐师长的栽培，谢绝了徐师长的好意。

现在，我们家里一直珍藏着徐师长和他的爱人黎坚送给父亲的他们家里孩子（儿子淮南和五个女儿）的合影，黎坚也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他们工作很忙，父亲说，他们照顾不了孩子，只能靠奶妈来照料他们家的孩子，几个小女儿的奶妈，都是父亲去海岛上给聘请来的，徐师长一家人对父亲的信任和鼓励，父亲一直埋藏在心里。

后来，我和弟弟都当兵来到了北京，也都知道父亲的师长就在北京。父亲和他的师长也有一些联系，但父亲要求我们不要去找他的师长，不要给老师长添麻烦，让我们自己去拼搏，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像他一样没有文化，失去了很多机会。我们也恪守父亲的教诲，在父亲一封封信件的激励中，感知徐师长身上的顽强，学会独立和成长。

父亲的师长徐光友，于2003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斯人虽去，但徐光友师长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心里永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