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浙西二词派“豪放”“婉约”词论管窥

2017-08-10赵银芳

中国苏轼研究 2017年0期

◇赵银芳

◇赵银芳

词的“豪放”“婉约”问题从北宋时期开始就争论不休，这恐怕和苏轼不无关系。苏轼为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创作出“豪放”风格的词，也就为日后这一问题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一般意义上讲，苏轼、辛弃疾是豪放词派的典型代表，李清照是“婉约之宗”，所以，要讨论”豪放”“婉约”词论的问题，这些词人及其词作、词论是不可避免的话题。清代是词创作和词学理论的兴盛期，清初词人眼中的苏、辛、李清照面貌如何，三人与“豪放”“婉约”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该时期颇有影响力的阳羡派、浙西派词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说起。

一、阳羡派“豪放”“婉约”词论

阳羡派宗师为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由于其为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故以他为代表的词学流派被称为“阳羡派”。

阳羡派这个词派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影响很大，对此我们从人们对其领袖陈维崧的评价中有所领略。吴梅道：“清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又道：“清代词集之富，莫如迦陵。”可见，陈维崧不仅是阳羡派的重要人物，而且作品很多，对清初甚至整个清代词坛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点是，阳羡派倡导豪放词，鼓励学苏轼、辛弃疾，可以说是词学史上第一个大张旗鼓地提倡豪放词风的正规的词学流派；在阳羡派的倡导下，豪放词的发展实现了大跨越，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上，以至于清代形成了一股学习、倡导豪放词的风气：“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这对于豪放词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豪放词兴起晚，起点低，在经历了几百年来一直受词坛主流鄙薄的遭遇之后，能在清代初期形成这样一股新鲜而强劲的潮流，实属不易。其实，阳羡派的形成及其对“豪放”词风的接受与欣赏是有一个过程的，其形成是和之前的词学发展以及词学流派、词学思想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因为陈维崧是广陵词派的成员，所以其早期的词学主张是不可能脱离广陵词人而标新立异的，而广陵词派总体上仍然是推崇婉丽词风的，所以陈维崧不可能不受广陵词派及当时词坛风气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其时词坛崇尚婉约词风的表面下，“豪放”词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一股潜流在暗涌，比如“词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等。这说明了一个现象，“豪放”频繁进入人们视野，预示着一个新的倡导“豪放”时期的来临。

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的形成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前人提到“豪放”，总是强调其外在形式上的雄豪、壮观，不甚留意其内容的深厚，陈维崧在倡导“豪放”词时更加重视其思想内容的深刻，而这些既来源于作者个人气质的豪放、大气，也来源于词人对世事人生日深的体悟。早期的陈维崧写有婉约风格的词，但多年后，当他的人生阅历日渐丰富，再回首过往经历，后悔之意溢于言表。我们有词为证。

当时惯作销魂曲，南院花柳，北里杨琼，争谱香词上玉笙。

如今纵有疏狂兴，花月前生，诗酒浮名，丈八琵琶拨不成。

(《采桑子·吴门遇徐松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 )

“销魂曲”“南院花柳”“北里杨琼”，且标明“香词”二字，更有一个“惯”字，可见作者当年是对香艳词情有独钟的。但是现在，作者表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那种风格的词了，言语之间充满了沧桑感。

陈其年怀着忧虑的心情，以存词为己任，编有词选《今词苑》，并在《词选序》里，结合当时的文坛状况表达了自己对于词这种文体的见解。可以看出，他对词非常重视，对词坛厚“婉约”、重清真等现象很是不满，希望廓清词坛风气，把词的发展引到一条健康的道路上，这也是他将豪放词大量引入词坛做的一种努力。这一年是1671年，当时，作者47岁。他把词提高到与经、史同等的地位，充分重视词的功能和作用，认为词既能感人，也能发挥经、史的作用，他甚至在词中记录历史，所以他的词可以称得上是“词史”。例如他写有《贺新郎·五人墓》来悼念在抗清斗争中牺牲的明人，在《南乡子·江南杂咏》中关注社会民生。另外，他还在词中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所以他不仅倡导豪放词，而且更加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对词的贡献很大。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如是评价他：“词中陈其年，犹诗中之老杜也。风流悲壮。雄夸一时。”陈其年多才多艺，且精通音律，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领悟力，也有深刻的体会，尤其是对词，有着他独特的看法。

在这篇序言里，作者谈论的重点有三：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选词的目的，是为了存经、存史，突出了词的重要地位。第二，作者认为长期以来，词为小道、末技的地位应该得到改观，应该和经、史一样受到重视，并被发扬光大。在这一点中，作者提到了豪放词的领袖——苏轼和辛弃疾，对二人创作的长调词由衷赞叹，并比之于杜甫歌行。第三，揭示出当时词坛的状况，从词之产生，至清代初期，词的发展虽然已历数百年，经数代，但是鄙薄为词的风气依然存在，并且进一步指出，词学发展仍然存在弊端，即词坛仍然是香艳绮弱词及清真词等词风的天下，豪放词受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把陈其年的这篇序文看作他欲改变词坛风气、推举豪放词风的“战斗檄文”。

陈维崧这种发展豪放词的决心从他的诗歌中也可窥见一斑，他在组诗《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道：

诗律三年废，长瘖学冻乌。

倚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

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

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

陈维崧对苏东坡曾受人讥讽的豪放词推崇有加，并对此给予厚望，希望借苏公之手，廓清词坛陋习。

陈维崧的词学主张对于推动豪放词的发展，提高豪放词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深知对婉约词风的态度不应过于绝对，词的风格应该朝多样化行进，这样，词这种文学样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真正提高词的地位。去除婉约，代之以豪放，不注重词本身的特性，词的发展必然走入另一个极端，使词取得和经史同样的地位也只能成为空谈。陈维崧在创作中做到了把“豪放”“婉约”融会贯通，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对其词评价很高，这就是陈词受欢迎的原因。

浏览陈维崧词作，我们会发现，他的词既有婉约风格又有豪放风格，婉约词多集中于早期。他这种词风的转变和其时代背景有关，也和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陈维崧虽然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生道路却坎坷不平，这使作者更加易于接受豪放词，其实豪放并不豪在外，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深情的喷薄，是人生郁闷的消解，如果把这些融入词中，词同样可以起到和经、史大致相当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的“豪放”多了另外一层含义，就像酒、月一样，消解烦闷，消解忧郁。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词摆脱了音律之后，要想受到人们的继续欢迎，必然要加入一些新的成分和新的功能，不能永远停留在香艳凄婉，也不能仅停留在“杨柳岸晓风残月”，要加入更多的人生的、时代的因素，这也是词在清代得以中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变化中的词才能有所发展。

另外，在《蝶庵词序》中，陈其年也借友人之口表现出对当时词坛风气的忧虑，“常谓余曰：今天下词亦极盛矣，然其所为盛，正吾所谓衰也。家温、韦而户周、秦，亦《金荃》《兰畹》之大忧也。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

二、浙西词派“豪放”“婉约”词论

浙西词派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之一，创始于康熙前期，经雍正、乾隆、嘉庆等朝，影响直至道光年间。因创始人朱彝尊为浙西人，故得名。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西词派在其与同里友人相互唱和、相互标榜中逐渐形成、声名远播。

谭献《复堂词话》引《箧中词》中说法曰：“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这是对清初至嘉庆年间词坛状况的描述，也说明了阳羡派和浙西词派影响之大。诚然，阳羡派和浙西词派两派兴起的时间相近，都是清代重要的词学流派，但事实上，相对来说，浙西词派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堪称清代历时最久的词派。

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首，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麐、许昂霄、吴衡照、项鸿柞以及黄型清、冯登府、杜文澜、张鸣珂等大量词人都是浙西词派的重要成员。

浙西词派词人很多，且在不同时期围绕不同的词坛主将，严迪昌《清词史》指出“前期以朱彝尊为旗帜，中期以厉鹗为宗匠，晚期则以吴锡麒为中介环节，而以郭麐为词风嬗变的代表”，为浙西词派的发展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清词由阳羡派的倡豪放与浙西词派的提倡清空、醇雅的词风到阳羡派的影响逐步消逝在浙西词派的影响之下，与清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是息息相关的。清王朝经过初入关和百废待兴的草创时期之后，经过清初几位有为皇帝的努力，由乱到治，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康乾盛世的到来，更加昭示着清代社会的稳定、祥和。而阳羡派的词学主张是产生于不平的社会之气和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之手，偏重豪放、洒脱的艺术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渐趋稳定的社会状况不太符合。而浙西词派主张“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 )，多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艺术上以南宋的姜夔、张炎为宗，专注于语言的工丽和音律的和谐；休闲、轻松的词风、追求典雅的艺术形式，更多地注重艺术享受等特质恰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法则。但是我们却不能做出哪一派的艺术成就更高一筹的论断，因为这是时代的选择，正如朱彝尊所言：“盖时至而风会使然。”(《水村琴趣序》 )

浙西词派崇尚醇雅的词作有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有明以来，词道不振，清初词人致力于探寻明词衰微的原因，寻求词学复兴之途径。《草堂诗余》的不断再刊和传播直接导致了俚俗词风的流行，这也是浙西词派倡雅的原因之一。

另外，朱彝尊还大力宣扬《乐府补题》，倡导咏物词，使得借物抒情成为浙西词派的另一重要特点。人生的坎坷遭际，对世事的不满，借自然物象委婉地抒发出来，恰好迎合了渐趋稳定的政局，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也是浙西词派推崇“婉约”的一个特色，借物抒情，借助外物含蓄地抒发感情。

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后期，主要的词论著作有海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以评点《词综》所选词为主，阐述主张)、吴江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概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典范，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

第二，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为诗余。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无论是选编《词综》还是成员创作都体现出这种特色，也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

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又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消极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逐渐发展壮大，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中出现了“三蔽”(淫词、游词、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

朱彝尊编有《词综》，友人汪森为之作序曰：“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接着又详细交代了朱彝尊搜集词作的认真和用心，对《词综》进行增益。最后道：“庶几可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彝尊编辑词选的目的是为了抵制《草堂诗余》，消除艳词流播的词坛旧习。

朱彝尊《词综发凡》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也。”可以看出朱彝尊的词学态度是重南宋，而尤其赏识姜夔、张炎词作，恨姜词存世太少。于“豪放”“婉约”之外，独尊雅词，鄙视俚俗词作，跳出“豪放”“婉约”之争，审美方式多元化，这对词学发展来说，有很大好处，不再执着于一端。

《词综发凡》曰：“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编者抱有振兴词坛的责任感来编选词籍，这也是清词复兴的原因之一，开始正视词，尊重词，不再认为作词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词综发凡》曰：“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的。法秀道人语涪翁语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甚而易静《兵要》，寓声于望江南，张用成《悟真篇》，按调为西江月。词至此，亦不幸极矣。”

朱彝尊在为《乐府雅集》作的序跋中明确表态，欣赏雅词，并认为有《乐府雅集》在手，便可奉为经典，《草堂诗余》可废，看来对俗艳词风深恶痛绝。

朱彝尊对元人白朴的词赞不绝口，在《天籁集跋》中曰：“兰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当与张蜕庵称双美，可与知音道也。”并称：“风晨月夕，时一披吟，如对先生绝尘迈俗之标格也。”欣赏的还是其出于“豪放”，但却摒弃了豪放不慎、易流于叫嚣的弊病，有超凡脱俗之妙的词风。可见，朱氏的重心还在于“雅”，而非“豪放”，但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对豪放词的态度，认为豪放易流于叫嚣，雅词则更胜一筹，尽善尽美。由此可见，在朱氏这里，豪放婉约问题已不是探讨的关键问题，其另辟蹊径，推举雅词，这是浙西词派的特色所在。

曹溶可谓浙西词派的先驱，朱彝尊对其非常恭敬，曾为曹溶《静惕堂词》作序，曰：“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收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我们透过朱彝尊对曹溶的赞叹可以看出早期浙西词派的词学宗旨，尊姜夔、张炎，倡雅词，也可以看到该词派在当时的影响，“家白石而户玉田”，引领词坛风尚。

由朱彝尊的词论，我们可以概括出浙西词派早期认为雅词是高于“豪放”之上的精品，很少单独论及“豪放”，偶有提及，也是作为雅词的陪衬和参照物。所以，在浙西词派这里，“豪放”“婉约”之争有了暂时的停歇。但事实上是“婉约”占了上风，因为南宋姜张雅词是在婉约基础上强化了某些特质。

厉鹗，生于1692年，卒于1752年，字太鸿，号樊榭，自号南湖花隐，浙江钱塘人，即今杭州人，有《樊榭山房集》传世，也有重要的“豪放”“婉约”词论。

厉鹗是浙西词派重要的传承者，其词学理论源于朱彝尊而有所不同。推崇姜、张，崇尚雅词，但注入了自己的新见，厉鹗的词论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词集序跋和论词绝句中。

厉鹗在《蜕岩词跋》中称赞蜕岩道：“而词笔亦复俊雅不凡，足继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诸公之后。”可以看出，其秉承浙西词派一贯的主张，推崇南宋雅词。

厉鹗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云：“词虽小道，非善学者不能为，为之亦不能工也。”又云：“常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今涪词淡逸平远，有重湖小树之思焉。芊眠绮靡，有晕碧渲红之趣焉，屈曲连璪，有鱼湾蟹堁之观焉。仆读其词，如与今涪泛东泖以望九山，相争吟啸而不知返。其为词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虚矣。夫张氏之工于词者，前有子野，后有叔夏，今涪为之不已，将掩二张之长而有之，岂独齐名二沈已乎。”如果说对于”豪放”“婉约”的态度在朱彝尊那里还模糊的话，在厉鹗这里开始逐渐明朗化、清晰化，认为“婉约”高于“豪放”，并且形象地比之为南宗和北宗，欣赏清婉深秀之作。另外，在厉鹗所做序跋中多次用到“清丽闲婉”之类词语，夸赞词人词作。在厉鹗看来，清雅为词之正，其在《群雅词集序》中道：“今诸君词之工，不减小山，而所托兴，乃在感时赋物、登高送远之间。远而文，澹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骋雅人之能事，方将凌铄周、秦，颉颃姜、史，日进焉而未有所止。研农编次，都为一集，将镂版以问世，冷红词客标以‘群雅’，岂非倚声家砭俗之针石哉。”在倡雅的同时，又加入了感时赋物即寄托，婉约缠绵为词之正体的观点，而且认为，倡导的雅所对应的正是词之俗，倡导的原因也是为了涤荡俗世、俗词。

厉鹗还创作有论词诗词，我们从中亦可以看出其对“豪放”“婉约”的态度。

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

若向词家论风骚，锦袍翻是让吴儿。

(《论词绝句十二首》其八)

在对豪放、婉约的态度上，该诗与其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中所说的一样，认为词的南宗胜于北宗，苏轼等人的豪放词比之婉约缠绵的吴儿词稍逊一筹。

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

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顾自寄闲翁。

(《论词绝句十二首》其七)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厉鹗认为其词清空骚雅，源出其父，其词对洗清香俗之词起了重大作用。

郭麐是浙西词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豪放、婉约也有自己的看法，其作有《灵芬馆词话》，也作有词集序跋。《灵芬馆词话》开篇便称“词有四派”，接着解释道：“词之为体，大略为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磨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磐，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郭麐对同为豪放派的领袖苏、辛的态度有差别，夸赞东坡以天才之姿作词，使豪放雄词别为一宗，却认为辛弃疾、刘过词豪放太过，流于粗豪。在这里他没有分词之高下，只是分别风格的多样化，虽然倡导雅词，推举姜、张，但只是喜好上的不同，而没有在”豪放”“婉约”之间分高下，词学态度更为客观。可见清代社会安定下来后，词风逐渐多样化，当然，豪放婉约问题仍然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大概也是浙西词派历时较长的原因，各词学将领在词学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完善理论主张。而且浙西词学发展到这里，有了向寄托转变的痕迹，也就有了向常州词派的转接，在当时的社会需求下，常州词派出现的条件在逐渐地成熟。

郭麐更重词作反映内心，认为只要出于内心，豪放也好，婉约也好，醇雅也好，都为好词。他在《无声诗馆词序》中道：“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离去别见其道无由。然其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在《灵芬馆自序》中，作者也有类似的言论，注重内在心性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