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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农村词探赜

2017-08-10沈广斌

中国苏轼研究 2017年0期
关键词:渔父黄州苏轼

◇沈广斌

苏轼农村词探赜

◇沈广斌

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称:“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高度评价了苏轼词的特点及其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苏轼极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风格,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词的境界。在农村词方面,也是开一代词风。苏轼的农村词数量不算多,仅占全部词作的约十分之一,但在词史上有重要意义。前人对此已经有所关注,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一、苏轼农村词的创作概况

一般认为,苏轼农村词的创作成熟于密州,茁壮于徐州,丰硕于黄州。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任职两年。在密州任上所作《蝶恋花·密州上元》、《望江南》二首、《画堂春·寄子由》中,就开始了对农民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有了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描摹,乡村意象已经出现,在情绪上逐渐高涨,在艺术上也日趋成熟,只是篇与篇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真正以农村题材整体入词,则是在徐州任上。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徙知徐州。到任后即遭遇洪水,苏轼身先士卒,率军民成功抗击洪水的侵扰。其后,又领导民众抗击旱灾。此时的苏轼在情绪上是高亢的、乐观的,在其与民同乐、淑世爱民情怀的驱动下,创作了一批农村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这组词在艺术上非常成功,开北宋农村词风气之先,有学者甚至称赞它是北宋词坛“绝无仅有的别开生面之作”。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贬谪黄州,二月到达,开始了三年的黄州贬谪生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他在与李之仪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足见其心情之孤寂。除了环境的险恶、心境的孤寂,苏轼在生活上也非常贫困,他在与秦观的信中提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由此可见苏轼当时现实生活的窘迫,俸禄微薄,生活甚至到了量入为出的地步。黄州三年虽然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却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苏轼虽然以闭门反思、少事文字为主,但其忧民的襟怀并未消退,黄州秀美的山川深深地吸引了苏轼的目光,他放浪山水,畅游名山景观,坚持创作,留下了《浣溪沙》《西江月》《鹧鸪天(时谪黄州)》《渔父》等多首农村词,形成了农村词创作的小高潮。

即便是晚年南迁岭海,苏轼仍坚持农村词的创作,留有佳篇,如《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首词不仅表达了作者旷达的情怀,而且礼赞海南春色,示劝农之意,是词史上第一首写海南之春的词,也是首篇写海南的农村词,意义非凡。

总体来看,农村词的创作与其人生历程的关系密切,基本上贯穿了其诗词创作的主要阶段。

二、苏轼农村词的主要内容

(一)描写农村风貌,刻画农民形象,抒发爱民情怀

描写农村风貌,刻画农民形象,抒发悯农、爱民的情怀是苏轼农村词的首要内容,苏轼知徐州期间所作组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便是其中的代表。词云: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蒨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日长惟欲睡,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的初夏。是年春,徐州遭遇到严重的旱灾。因父老云,徐州城东二十里石潭“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于是他带头赴石潭求雨,用其说并作《起伏龙行》。下雨后,又亲自赴石潭谢雨,于道中作此词。

其一上片起笔写景,艳丽的阳光照射着清澈见底的溪水,鱼儿自由自在地漫游;村村相连的绿树浓酽至极,晚可藏乌。太守谢雨,上至白发老翁下至黄发幼童,百姓们皆因喜悦而围观。下片开头写动物:温驯而胆小的麋鹿,远望人群,一副怯生之貌;机敏而胆大的猿猴看到有食物可吃,闻着鼓声走上前来。动物们似乎也被太守谢雨的诚意和场面打动,变得善解人意了。末句转向了内心。苏轼去年刚刚率领军民筑堤抗洪成功,谁知又遭此大旱,身为地方长官的他既有劝农之责,又有爱民之心。求雨如愿,苏轼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这愉快的心情能说给谁呢?还是说与采桑姑吧!看到这场甘霖带来的桑叶,也许她对这场雨应该是最感谢的。全篇未言一个雨字,但却紧切“谢雨”之事,写得清新、明快、爽利而结尾又不失含蓄,堪称以景写情的佳作。

其二主要是写眼前人物。上片写农村女子听说太守谢雨经过此地,急急忙忙涂脂抹粉前来争看,人多拥挤甚至把红裙都踩破了,足见民众心情之迫切与气氛之热烈。下片写农村丰收赛神会的场面,村民扶老携幼,熙来攘往,粢盛供奉丰富,引得乌鸦盘桓飞翔,末句醉叟点染出民众的欣喜和满足,好一幅与民同乐的景象。

其三写茂密的青麻叶在日光下闪烁着晶莹的绿光,煮蚕茧发出扑鼻香气,篱笆后传来了缫丝女子的欢声笑语,丰收在望。太守路遇拄拐沉醉的老翁,老翁抬眼告诉太守,因为灾害青黄不接,人们只能捋取青麦、捣成齑粉来充饥;太守询问黄豆几时成熟,可解燃眉之急。此词没有前两首的欣喜,写的是春夏之交农村真实的生存景象,表现了太守沉重的心情以及对民生的关切。

其四写一路走来,作者已有疲倦之感,村庄也变得宁静。走在乡间小路上,道旁枣花簌簌落于衣巾之上;全村村民都在忙碌着,到处都能听到缫车的声响;踯躅前行,忽闻黄瓜的叫卖声,一位身着牛衣的老农在古柳叫卖刚刚下架的黄瓜:抽丝声、叫卖声、枣花声共同构成了乡村协奏曲,预示着新的收成。下片写太守行路口渴,轻扣农家之门求茶喝。

其五写归途的感受。雨后的田野绿草如茵,雨浥轻尘,词人纵马而驰。面对这清新的景色,苏轼不禁感叹,何时才能远离官场,与农民、子弟一起享受躬耕之乐呢?桑麻叶翠绿闪闪,如同水泼一般,暖风迎面吹来,蒿艾香气如薰,面对此情此景,苏轼由衷地发出了“使君原是此中人”的喟叹。

这一组词不仅成功描写了农村的风貌,而且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情怀,可以说是苏轼心境的自然流露,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

此外,黄州贬谪期间所作组词《浣溪沙》也颇具代表性,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忧民情怀。元丰四年(1081年),46岁的苏轼困于生计,在好友马正卿帮助下,从州府求取城东门外旧营地数十亩,以补日用之需。十月,苏轼亲自拓荒躬耕于东坡,又请教老农农耕技术,种植小麦,苏轼曾写下《东坡八首》一诗记录此事。此词前有小序云:“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君猷携酒见过,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又作二首。”从小序所记可知,元丰四年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君猷携酒来访,酒酣之际,苏轼于坐上作《浣溪沙》三首。第二天酒醒后,雪下得更大,于是又用原韵作后二首,遂成五首联章。其词云:

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临皋烟景世间无。

雨脚半收檐断线,雪床初下瓦疏珠(自注:京师俚语,霰为雪床)。归来冰颗乱黏须。

醉梦醺醺晓未苏。门前辘辘使君车。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冻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雪里餐毡例姓苏。使君载酒为回车。天寒酒色转头无。

荐士已闻飞鹗表,报恩应不用蛇珠。醉中还许揽桓须。

半夜银山上积苏。朝来九陌带随车。涛江烟渚一时无。

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组词第一首写眼前景象。第二首写酣醉入梦,梦醒后回忆昨夜二人饮酒之情境。第三首用西汉苏武啮雪餐毡、隋侯珠、东晋谢安为桓伊“揽须”等典故,喑喻苏轼的感激之情及其与太守的厚谊。第四首写清晨银装素裹的雪景,以及自己贫苦的生活。第五首由瑞雪兆丰年出发,推己及人,抒发了愿天下民众衣食无忧的美好愿景。五首词一气呵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尤其是作者那“但令人饱我愁无”的忧民襟怀,更是让人联想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整个作品充满了感染力,有学者指出,其所达到情感与思想的高度甚至已超过了徐州联章组词。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离黄州时所作《满庭芳·归去来兮》也是其农村词的佳作: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远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词前小序写道:“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苏轼即将离开黄州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邻里友人纷纷相送,苏轼作此词以告别。这首词上片写对故里的思念和对黄州邻里父老的惜别之情,下片写宦途失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真切地表现出作者对黄州的依恋和作者的达观豪放。

在苏轼的农村词中,农民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系列也是首次出现。如徐州所作《浣溪沙》组词就描绘了很多农民的形象:“黄童白叟聚睢盱”,“归家说与采桑姑”(其一),“旋抹红妆看使君”,“老幼扶携收麦社”,“道逢醉叟卧黄昏”(其二),“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其三),“牛衣古柳卖黄瓜”(其四)。无论是黄发幼童,白发老翁,争看太守的农家少女,还是醉卧黄昏的老农,古柳旁着牛衣的卖瓜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苏轼的笔下跃然纸上。在《渔父》四首中,苏轼描绘了“渔父饮,谁家去”“渔父醉,蓑衣舞”“渔父醒,春江午”“渔父笑,轻鸥举”的四个生活场面,塑造出一个江南水乡旷达的渔父形象。另外,在《行香子·过七里濑》《画春堂·寄子由》《瑞鹧鸪》等词中,苏轼先后塑造出娴于操舟的船工、充满青春气息的勤劳的采菱女子、水性纯熟的弄潮儿等农村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大都具有淳朴、勤劳的特点,构成了充满自然清新气息的乡村人物形象系列,这与之前词中出现的香艳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丰富了诗词中人物形象的历史长廊。

(二)记录农村风俗,展示农村生活

苏轼的农村词中还记录了农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风俗习惯。如密州所作《蝶恋花(密州上元)》就写了北方上元节的情形和传统社祭的盛况:“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希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写出传统农业节俗春社祭的盛况。词上片回忆杭州上元节的繁荣景象,下片摹写密州上元节的阴冷气氛,两相对比,见出诗人寥落的心境,这种心境一方面源于从杭州到密州执政环境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也与其面临的“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局面有关。

熙宁九年春所作《望江南》二首也涉及此类题材。其一(超然台上作)云:“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言及寒食节及唐宋以来的“新火”习俗。其二(暮春)上阕云:“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记录了暮春三月上巳节,人们在水滨宴乐的习俗。徐州所作“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更是描写了当地农村的两种祭祀活动:麦社和赛神。前者是为庆祝丰收,后者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即以鼓乐、仪仗、杂戏等形式欢迎社神出庙周游,又称迎神赛会。

贬谪海南期间所作农村词对当地生产生活习俗也有反映。如元符二年(1099年)所作《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儋耳在今海南省儋州市西北,这首词反映了宋代海南立春鞭春牛的习俗。春牛即土牛,春杖指农夫持犁杖而立,鞭打土牛。春幡即春旗,立春日挂春旗以示春到来。春胜指剪纸以示迎春。

(三)寄托归隐之意,纾解现实之困

苏轼在农村词中描绘农村风貌的同时,还多次表达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和对归隐农村的向往,如元丰五年黄州所作《渔父》词四首就是其中的代表。诞生于屈原笔下的“渔父”,一直是历代文人追慕的对象,渔隐也成为词作的经典主题。中唐诗人张志和作《渔父》后,渔父词遂深得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上至帝王、下到文士,唱和者甚多,这些都强化了渔隐的主题和清逸的风格。《渔父》词调也由原来的民间渔歌上升为文人词,萧散的渔父形象成为隐逸、淡泊、安时、顺命精神的符号。入宋后,唱和、吟咏之词络绎不绝,苏轼更是其中的主力。

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历代对苏轼《渔父》四首关注较少,对其体裁的定位也存在一些争议,但这并不能埋没这组词的光彩。如果说之前的《浣溪沙》还仅仅是对张志和《渔父》词题和词风的承续,那这里的《渔父》四首已经在主题与词境上有所变化。虽然这组词从字面看,通过饮、醉、醒、笑四方面描绘了渔父萧散自如的隐士形象,看似写渔父江湖之乐,但从其写作和深层意图来看,与传统的渔父词并不相同。第一点不同在写法上,张志和《渔父》词对醉酒一笔带过,苏轼《渔父》却以大部篇幅写酒事,先是饮酒,次写醉后起舞,再写醒后表现。第二点不同在人物形象上,词中出现了传统渔父词中没有的“官人”形象,与“渔父”形象形成对比。“官人”与“渔父”的形象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今我”与“故我”,其对比实际上也是苏轼当时困境下思想状况的一种潜意识流露,一方面是对政治仕宦的本能的疏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在黄州时期思想上的自我反思,而这两方面通过对处江湖之远的民间乡野生活的向往联系在一起。

元丰六年(1083年)前后,苏轼又取《渔父》词意再作《调笑令·效韦应物体》词,其一云:“渔父,渔父。江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暮归。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效韦应物体”是指唐人韦应物曾作两首《调笑令》,其第五句四字与第四句末二字颠倒重复,苏轼效仿之。青蓑黄箬,红酒白鱼,此词以鲜明的色彩再度描绘了渔父的生活图景,塑造出超旷的渔父形象。苏轼对渔父词的关注与唱和,不仅是个体精神状态的表达,而且体现出宋代士人在面临仕隐这一共同命运困境时的整体诉求。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三、苏轼农村词的艺术特点

苏轼的农村词非常善于表现农村的风情风物,风格清新,生活气息浓重,在农事词甚至宋词中都独树一帜。

首先,苏轼在农村词中投入了浓郁的情感,塑造出独特的自我形象。以农村题材入词并非苏轼首创,但是以饱满的亲民爱民情感去写农村,则首推苏轼,在徐州石潭谢雨所作《浣溪沙》中苏轼自称“使君元是此中人”。面对麦田欣欣向荣、丰收在望的景象,苏轼兴奋地写下“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翠浪舞晴空”的词句。“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毫无官员之威势。在黄州,苏轼面临生活的窘境,仍然吟唱“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更显太守与民众的鱼水之情。这些词句无一不融入了苏轼深深的忧民爱民之情,虽未刻意从正面描写自我,但在无意中塑造出一个以同情民瘼为己任的全新抒情主人翁形象。

其次,苏轼农村词在艺术手法上多有创获。苏轼善于运用色彩、视听、白描等艺术手法来描绘乡村风物,塑造农民形象。如徐州《浣溪沙》其四上阕:“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簌簌”形容细碎的枣花不断飘落,从听觉写入,刻画细微,鲜明生动。“落枣花”则带出人物形象。“村南村北响缲车”显示出全村人都在紧张地从事缫丝、煮茧等繁忙的生产活动,寥寥几笔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充满农村生活气息的初夏农忙景象。对于此句,历来词评家评价甚高,如曾慥《高斋诗话》:“东坡长短句云:‘村南村北响缫车。’参寥诗云:‘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三诗大同小异,皆奇句也。”苏词还善于运用色彩,如《浣溪沙》其一上阕:“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深红、绿暗,起笔即以鲜明、温暖的色调描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虽未直接写雨势,但是眼前的盎然生意已显示出好雨的知时节和润物细无声。上至白发老翁下至黄发幼童,百姓们皆因喜悦而围观,见出官民和谐场面。再如元丰六年所作《鹧鸪天(时谪黄州)》:“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起首两句白描,连用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典型意象描绘出夏日雨后的景象,给人以密不透风的感觉。后二“翻空白鸟”“照水红蕖”色泽对比强烈,“时时现”诉诸视觉,“细细香”诉诸嗅觉,描绘出夏日雨后的乡村美景。

再次,苏轼农村词在语言运用与意象选择上也特点鲜明、多有创新。语言非常通俗浅显、明白如话,多用“田家语”甚至是俚俗语。如离黄州与父老告别所作《满庭芳·归去来兮》:“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云何。当远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采用了近乎拉家常式的散文句法,娓娓道来,让人倍感情感的真挚,其中的“鸡豚社饮”“渔蓑”更是典型的农家语。又如黄州《浣溪沙》其一:“雨脚半收檐断线,雪床初下瓦疏珠(自注:京师俚语,霰为雪床)。”其中“雪床”一词就用到了京师俚语。另外,苏轼词还一反常态,善于运用叠语叠词。如前引《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不仅色彩鲜明,而且有意运用复叠的手法,少见地连用七个“春”字,以轻快的节奏,写出明媚的春光和备耕的景象,抒发了对海南民众亲切而浓烈的情感。

另外,苏轼农村词在意象上也使用了诸多农村特有的意象。词中不仅写入了“桑麻”“檾叶”“蒿艾”“枣花”“芜菁”、树木、“蚕茧”“猿猱”“乌鸢”“鹁鸪”“麋鹿”“百舌”等农村动植物类自然意象,而且首次写入缫丝、煮茧、采桑、渔猎、麦收、赛神等农村生产劳动场景,以及“牛衣”“纻罗”“杖藜”“蓑衣”“络丝娘”“采桑姑”“野人”等农村社会生活意象。这些农事相关的意象构成了苏轼农村词的意象群,同时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气息和清新天然的风格。

四、苏轼农村词的成因和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农事诗的传统源远流长,但以词反映田园风光、农事生产、农村习俗的创作非常少见。流行于唐代教坊今已失传的曲子词,如《拾麦子》《挫碓子》较早描写了农村劳动。中唐张志和的《渔歌子》看似写渔家生活,实为刻画隐士形象,并非纯正的农村词。刘禹锡的《竹枝》词创作模仿巴渝民歌,在风格和体式上还流露出民歌向词体演进的痕迹,但其描绘了巴东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习俗,已见农村词之端倪。唐末五代至宋初,农村词并未随着词体的成熟而受宠,词风反而日益走向秾艳一路,只有欧阳炯《南乡子》、孙光宪《风流子》摹写了南方的农村,但这些拟调成篇的作品并未写出真正的农村气息。在这些词中,“农村风景只是自然风光的一种、农村生活则是他者的生活,仅仅作为作者的欣赏对象而存在,农村经历的缺乏和赏玩的心态”。相对于农事诗创作的再度繁荣,涉农词的传统一度式微。

直到苏轼的出现,农村词的创作才获得新的发展,苏轼是词史上第一个以成熟词体创作农村词组词的词人。之前的涉农词中,农村是以他者形象存在的,而苏轼虽有官员履职的客观需求,但更多的是以民众的一员来看待农村、农事和农民,正如他在词中所写的“使君元是此中人”。他以真诚、平等、平视甚至赞赏的态度和如椽的巨笔,吸收了陶渊明躬耕式田园诗的艺术特点和风格,赋予农村词以牧歌式的情调,从而让这一题材的词作第一次具备了完整鲜明的词的艺术特征,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艺术品种,加速了宋词词风的改变与词境的拓宽。

苏轼为什么能创作出这样杰出的农村词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苏轼一生中具有相当的农事经历。他在诗中曾写道:“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绕故居。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回忆了自己幼时农耕的辛苦。走上仕宦生涯后,苏轼每到一处,均能“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几经沉浮,苏轼不管是作为官员行使劝农之责,还是因贬谪身处生活困境,都与农事生产和生活密切关联,其遗迹亦遍布大江南北。这样的经历在强化其固有的民本思想的同时,也丰富了其人生经验,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创作和鉴赏中也确实得到体现。比如,在评论陶渊明诗“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时,苏轼称赞其“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恰恰说明苏轼对农耕生活的熟悉。在诗歌创作中他也曾多次写下诸如“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使君元是此中人”“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这样的诗句,将这种民本观念和亲民近农倾向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二,苏轼的诗词观念和追求也决定了其农村词创作的成功。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理论干将和创作大家,苏轼继承了儒家的诗歌传统,结合宋代诗文革新的精神,主张“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诗歌应“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其词学观念可看作是这种诗学观的延展。苏轼不再像前人那样视词为小道,而是主张诗词一理,在抒发主体情怀的层面上将诗和词同等看待,这样词的功能定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宋代文学观念的一大突破。以此为依据,苏轼将以往只能由诗体来承载的某些情感,主流的、严肃的题材贯注到词中,引发“以诗为词”的革命,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苏轼对陶诗平淡风格的喜爱,农村词作为全新题材类型诞生于其手并且备受瞩目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从艺术特点和风格来看,苏轼农村词中的诗文句法,清新风格,农俚相杂、明白如话的语言,全新的词境,无不体现出苏轼革新词体的方向与努力。农村词在南宋走向了顶峰,辛弃疾、陆游、范成大等大家与苏轼遥相呼应,谱写了宋代农事诗词的新篇章。

第三,农村词创作成功与勃兴的背后,隐含了苏轼纾解仕宦困境、建构士人文化的一种新选择。出与处历来是困扰士人的一个根本问题,宋代士大夫在这一问题上还面临着新的状况。从创作实践看,宋代农事诗词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个高峰。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对农村乡野的关注,在山水宦游、安居田园之外,又开辟出农事纾解这一新路径。苏轼前所未有地把农村、农事、农民整体纳入词中,通过这种文学上的实践来承载自己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仅是苏轼的个人选择,更是宋代士人构建精神世界的整体诉求。

注 释:

[1]吴讷《百家词》,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版。

[2]冒炘、刘长源《苏轼的农村词》,苏轼研究学会1982年编《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第九章,巴蜀书社1993年版。

[3]刘乃昌《辛弃疾论丛》,齐鲁书社1979年版。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6]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7]关于此词的创作时间有三种观点:孔凡礼《苏轼年谱》、彊村丛书本《东坡乐府》、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认为在元丰四年十二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在元丰四年十一月,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吴雪涛《苏词编年考辨两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认为在元丰五年十二月。这里采用第一种观点。

[8]方星移《但令人饱我愁无——论苏轼黄州所填〈浣溪沙〉五首的情怀与审美意义》,《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9]陈洪《苏轼渔父词研究》,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五卷,巴蜀书社2009年版。

[10]邓乔彬《唐宋渔父词的文人化发展》,《文史哲》2009年第1期。

[11]李世忠《逐臣的悲悯——论苏轼的一组〈渔父〉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认为苏轼《渔父》实为采用了长短句形式的诗,这与其不敢作诗的处境有关。赵汇万《苏轼渔父词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认为受船子德诚和尚词的影响,苏轼词颇得禅趣,其渔父为悟道的佛家渔父。

[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3]夏承焘《辛稼轩的农村词》,《文学遗产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尚继武《论宋代农村词创作心态之转变》,《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5]韦勇《古代农村词史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16]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苏辙集·栾城后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沈广斌,文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中文系教师。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批准号(16XNL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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