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近五年来，我国的智库发展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出版智库建设受到学界、业界和社会关注；有关出版智库的学术探讨和理论阐述也开始出现，异见纷呈，见仁见智。

但对出版智库内涵如何界定，类别如何区分，功能如何发挥，目标如何完成，服务对象（客户）如何确立，等等，似乎都还有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认识。边界不明、功能泛化、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比较突出。给人的印象是“出版智库是个筐，所有东西往里装”，管它出版理论还是实务，管它宏观还是中观微观，统统都装进去。传统的出版研究机构，似乎皆可华丽转身为出版智库，所有的成果都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智库成果。但事实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所谓智库，（它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而我国着力建设的新型出版智库正是国家智库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智库建设在出版领域、出版行业的具体化、专业化。党和政府对高端出版智库有很高的要求和期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国情研究院最大的“客户”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这就决定了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想国家之未想。这种志存高远的智库定位也应是出版高端智库要学习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