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冉

唐英作为督陶官，每年向宫廷呈交数以万计的美瓷精品，仿古采今，备诸巧妙。那些精工細作的日用瓷和美轮美奂的赏玩器物，更多的是代表了皇家的需求和审美风尚。而鉴于唐英本人对于瓷器的偏好和热衷，他在完成督陶任务之余，也亲手自制了许多署名款的瓷器，以自用或馈赠亲友，此类器物无须刻意迎合皇帝的喜好，而更加符合唐英自身的审美趣味和人生阅历。通过这些器物，可以品读唐英的艺术追求和文人品位。

现存唐英名款的传世瓷器以小件文房器皿为主，见有笔筒、水盂等，喜以山水风景、诗文、篆章等入饰，书“陶铸”、“蜗寄居士”等斋号。此类唐英私物，量虽然少但亦烧造于御窑厂内，制作之精巧与官窑无异。唐英赴景德镇上任后，近30年远离皇城故土且再也没有回过沈阳故乡。因此，作为一位陶人烧制自用瓷，自然融入了他的所有精神寄托与文人情怀。

笔筒虽小，可鉴人文。此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唐英墨龙书法笔筒则比较有代表性，云龙纹气势雄浑，其粉本出自宋画家陈容的墨龙图。题诗中，唐英赞叹蘸墨挥毫绘龙的技艺非凡如同仙法，同时又因自己被乾隆皇帝委以重任，以龙之所在大海，喻皇恩浩荡。而瓷器上的诗曾出现在《唐英手稿》中，说明了此诗的写作目的：“友人画龙见赠并缀以诗，和其原韵答之。”就是说唐英的老友把题有诗句、画有云龙的书画作品赠予他，所以他将友人赠送的画作移至陶瓷作品上。唐英的书画艺术及陶瓷作品有些可以在他的手稿中找到底稿，这也是唐英创作艺术作品的良好习惯。

如果说墨龙书法笔筒是唐英感恩戴德之作，那么另一件器物则能体现出他的个人情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唐英所制的水丞饶有雅趣，水丞有文房“第五宝”之称，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池相伴，与文人相对。水丞上的铭文则是南宋诗人叶采的《暮春即事》，诗的前两句写出调皮的麻雀影在书案上行走，窗外的杨花吹进墨池里，渲染出作者读书时的氛围，以及不为外界所动的安静心态。诗句“点点杨花入砚池”提到了砚，也可以想像成为用水丞注水点点滴滴注入砚池时的情景，可见，唐英选这首诗题写在水丞上是有考虑的，或者说匠心独运。水丞铭文诗句透露出来一种宁静从容的氛围，结合题款“榷陶使者唐英制”来看，能说明唐英对工作所抱的平静心态和坚定信念。

此外，瓷制雕字对联是唐英督陶期间的创新之作，唐英首次用瓷器来立体地表现文人书法，既具瓷器工艺之美，亦见书法人文之美，这一创新与唐英本人深刻的文人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文献《历代画史汇传》记载：“唐英……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其中特别提到唐窑所制瓷器对联与挂屏，并且以“尤为奇绝”来加以赞叹，足见其在清代备受推崇。

唐英创制瓷器雕字对联中，不乏立意好、意境美的诗句，从图中瓷制雕字对联可以看出，唐英的诗文内容皆与文人生活有关，多是抒发书斋雅事，追慕诗情画意的逸趣。其中，唐隽公嵌白釉雕字行书对联所描绘的是在九江烟水亭里远望九江城的景象。唐英出任九江关监督后，尤喜游历寻访浔阳胜景古迹，烟水亭位近九江城边，应为必到之处。此诗句正是抒发唐英静坐烟水亭赏景时内心的无限惬意。

将瓷器当作文房清供，陈设于文人雅士的书房，在明代已成风气。但文人能够亲自参与制瓷，将自己钟情的诗句自制于文房用物之上，借以传达自己内心的某种情绪，是清代以来流行的做法。特别是唐英自制瓷的出现，使得文人能够并且愿意参与到瓷器设计之中。雍正、乾隆以来流行的大量名款瓷、堂名瓷，便是这种风尚蔓延的开始。

唐英自制瓷器的盛行，使原本只由工匠制作的瓷器艺术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因素，让瓷器这种略带俗气的“小道”，走进了以雅致著称的文人书房，成为许多文士青睐的文房清供。这种贡献不仅引领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且对于陶瓷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