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　段友发

摘要：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价值对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即中国路径有重要启示作用。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价值在于其追求增长并强调公平，这种新增长价值观的形成源自于对原有增长观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平等和谐等内容的反思，同时又为在经济生活中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一种润滑剂。在政策指向上，提倡社会成员的机会均等和共享，以及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等。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包容性增长；理论导向；价值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3.007

Abstract：The basic ideological value of inclusive growth theory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n Chinese unique path of migrant workers， namely， the path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clusive growth is the core idea of the theory of value is the pursuit of growth and emphasis on fairness， this new growth value derived from reflection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 in the viewpoint of the original growth，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equal and harmonious，which provides a kind of lubricant in the conflicts and economic life mediator between peopl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policy direction，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equality and sharing of members of society，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Migr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Inclusive growth；Theoretical guidance；Value

0 引言

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包括三个层次的意义，基础层包括GDP和人均GDP等经济核心指标上的量增长；中间层包含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效率的改进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减少，其中，外部性减少的目标通过增加就业、降低贫困度、缩小贫富差距、引入绿色发展模式等途徑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最上层是指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完善，贯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最终实现“人的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实践结果表明，以上三个层次的核心内涵与科学发展观内存统一，其表现为包容性理念下经济增长的本质特性。2004年9月，林毅夫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1]， 2006年12月，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在印度“十一五”规划中使用引用了这一概念，2007年10月，在《亚洲发展银行报告》中，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系统论述 [2-4] 。2009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树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成果广泛惠及所有大众的新理念，在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以及福利普惠等方面，开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活动的新途径，实现经济发展结果下的“人的发展”。对此，究其背景，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在特有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存在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5]，这个群体的市民化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质量，需要以全新视角，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进行研究和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市民化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其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时期较为短暂，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即从农民到市民多为“跳跃式”的一步到位[5]。而在中国，现阶段看，农民工的市民化则至少需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需要完成从农民通过劳动力移动方式来到城市，即由农民或者农村户籍者向城市劳动者即农民工的转变，这个阶段时间相对较长，第二个阶段则是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不论哪个阶段，都需要体现包容性增长的意义。据上所述，本文通过论述和分析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价值，用于指导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活动，并对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即中国路径有所启示。

1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思想导向

1.1 包容性增长并非单纯的共享和利贫增长

在关注特殊群体经济利益中，包容性增长思想源于共享式增长以及利贫式增长，共享既关注收入分配计划，也关注包容性，利贫在绝对意义上强调增长的重要性，从其相对意义上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强调收入再分配框架的重构。在此基础上，包容性增长要以提升生产率以及创造就业机会为路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扩大经济规模，并且衡量投资和生产性就业机会的增长程度。如果单纯关注不平等，在相对增长社会中，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只是次优结果。举例说，在相对增长的社会，会更加偏好平均收入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理应低于特殊群体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平均收入增长率大于特殊群体（例如，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

1.2 包容性增长主张增长与消贫的统一

传统经济理论中，通常，增长与贫困位于不同分析框架之中，与此不同，包容性增长既包含增长速度，也包含增长模式，以实现增长和消除贫困的统一，在政策制定上，也同时考虑两者[6]。因此，包容性涵括一个特殊群体中的条件公正、机会公平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这也是成功增长战略的基本组成，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群体以及个体在市场准入、资源获取以及在经济环境中的机会公平，避免和消除系统性机会不公平的有害性。

1.3 包容性增长基于长期视角而非短期视角

包容性增长是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可以将其关注焦点置于特殊群体的生产性就业等方面，以作为被排斥性群体的增长手段，而非直接的收入再分配。短期看，收入分配计划可以消除经济起飞政策对特殊群体产生的负面效应，但这样的计划具有过渡性，无法解决长远问题[7]。以农民工问题为例，此类计划将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在理论上，也无可能在超过两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中，通过收入分配计划来解决市民化及其产生的相应财政收入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定群体的市民化过程中，都不会将收入再分配作为其主要的政策选择[8]。

1.4 事前和事后分析中，包容性增长更关注前者

包容性增长关注群体性的事前分析，注重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以及效应条件，而不是仅仅由相同或相近的人群组成的群体所具有的特性。在农民工市民化中，针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就业岗位扩容及融合能力有限、城镇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的绝对和相对不足并存等问题，包容性增长方式需要事先将错综复杂的因素置于市民化的进程之中[8]，充分利用特殊群体固有特性，在经济增长与群体发展有效结合基础上构筑经济增长下的市民化策略。

2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导向框架

首先是参与和共享。包容性增长框架的主要结构由参与和共享组成，即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此结构促使个人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均等发展的权利，这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过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成功条件。这个结构源于李普顿和拉韦林（Lipton and avallion，1995）对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西、科特迪瓦、摩洛哥以及突尼斯等8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当人均消费年增长率达到2%时，往往导致在提高特殊群体（例如，贫困人口）消费能力方面的贫困差距指标下降3%～8%，政府除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特殊群体有机会参与经济活动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外，还可以通过政策保障特殊群体人口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就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目标，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使相对弱势群体在增长成果中切实得到利益[9]，而衡量以上群体经济状况缓解的最主要指标为，群体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府通过加大公共投入，实施一系列税收政策策略，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财政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使其有序融入城市，其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其结果充分说明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参与共享是能够实现的。以下以公共投入、税收政策策略等为例，说明包容性增长策略的理论意义。

假设，政府提供一个公共投入G（例如，基础设施），居民提供劳动L来生产国民产出，政府最大化其收益为：

以上意味着扭曲效应在实际产出中的占比与政府选择税率的倒数相等。因此，对一个理性政府来说，其选择税率小于最大可能税率时，可以纠正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扭曲，这样，既有利于包括市民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的城市居民，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如果结果中的偏交叉导数F''LG（*）为正，则意味着劳动力边际产出随公共投入（G）的增加而上升，此时，政府会不断增加公共投入（G）的规模，以提供社会于更多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公共体闲场所、教育场所等，其结果，会使特殊群体消费生活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其次是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理论中提出，如果反对贫困是缩小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可持续发展则是处理代际间的问题，代际间只有获得公平合理的发展机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理，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结果，其包容性的结果则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完全融入，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如果假定经济社会中只存在两代人，并且，两代人之间并不完全经历共同的生活时期，假设，上一代人的效用为Uold，下一代人的效用預期为E（Unew），则下一代的效用预期现值为：E（Unew）/（1+d）。如果假定下一代效用的预期值不变，则其现值的大小取决于代际贴现率d。如果上一代人不考虑下一代的利益，则理论标准可以被表示为：

假设∑Xj 和Rnew一定，E（Unew）则取决于上一代的投资I以及代际投资预期收益率r的水平，由于d=r，贴现率与代际投资预期收益率关联，后者并可以决定前者。因此，从上可以看出，对理性行为人来说，在保护可利用资源的同时，还需要增加投资，只有如此，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将以上结果运用到农民工市民化行为过程中，可以将保护环境和增加投资用建立包容性社会环境以及政府特殊群体市民化的公共投入来替代。

最后是重塑增长价值观。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无国界化背景下，不但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需要在经济行为价值观上作出反思和调整，这是因为人的经济行为中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并存是一种常态，人们难以确保经济行为完全符合理性要求。因此，摒弃和减少价值观中的非理性部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使之成为新的正确价值观，将有助于确保经济增长运行在一个正确的发展轨道之上。正确的增长价值观的本质是，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协调共同发展之上的经济增长，并追求同质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异质价值观的协调统一，只有这样，增长价值观才能够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且有序的发展，这也是增长价值观在取向上的价值跃迁，而经济增长的价值跃迁其实现前提条件为经济增长的三个维度（经济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和人文价值维度）之间形成的关系结构具有合理性以及对立统一性，一方面，经济价值维度与其他价值维度可以和谐共生，即异质价值取向之间更多的表现为统一性，而非对立性，经济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产生破坏性，甚至可以提高和谐程度，形成环境友好型，与生态价值维度相统一，同时，支持和促进升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与人文价值维度的和谐统一[10]。

综上所述，包容性增长的本质为新的经济增长价值观，一方面，其形成源自于对原有增长价值观中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和纠正，另一方面，新的增长价值观也是一种润滑剂，以调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力图将矛盾和冲突控制于一个可控或可承受范围之内，并防止和避免其激化，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的常态化。同时，包容性增长内含的增长价值观不仅为社会经济行规定道德规范，明确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平衡，以上价值观也构成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价值基础[11]。

3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路径启示

3.1 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路径导向启示[3]

3.1.1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率

经济增长利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生产性的工作机会，从而提高群体平均收入，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利于发挥社会特殊群体中的政府效应。近年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中，存在无就业增长现象，一方面GDP出现显著增长，另一方面就业规模无增。另外，还在一些国家（例如，菲律宾）出现就业扩大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现象。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制度性障碍，并且在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界限下，对获得机会以及增长成果的公正分配的障碍，可能会由于种族和性别等因素而使其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当政府运作良好之时，这种障碍也会阻止人们获得发展机会，尤其是相对弱势的特殊群体的发展机会。因此，借助包容性增长理念，通过提高社会包容度，以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障碍。

3.1.2 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比例

通过对教育、社会保障、健康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的投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增加其获取资财的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具有能力去经营运作，在自由行使权利的背景下，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福利。从这个视角来看，经济发展不仅仅扩大商品供给，还需要个体能力的提升。要发展人的能力，需要基本社会服务的保障，增加公共供给，保证可持续增长[7]。对农民工市民化来说，如何提升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和社会资本价值在内的自身资本价值，是一项重要的市民化对策。

3.1.3构建社会安全网

对相对弱势群体进行目标干预，回避和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其中，常见风险包括脆弱性风险、外部打击等。由于弱势群体缺乏手段来管理社会风险以及应付外部冲击，这类风险可能会首先影响这些群体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需要将风险管理措施纳入包容性增长的路径，建立社会安全网，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目标干预。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通过在农村土地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制度等社会公共制度的创新，降低和规避其市民化风险。

3.1.4完善制度和公共治理

公共制度以及公共治理是包容性增长过程中其他关键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换言之，制度和治理是以上三种路径导向实施的基础，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剥夺问题远比单纯的经济和金融资源短缺更为深刻，包容性增长和法律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关系，特别是事关为弱势群体以及社会脆弱者提供实现公平的路径时，增加在公共权力机构中的代表性，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司法体系，这是保障群体参与权和公平可得性的基本要件[7]。

3.2 世界银行提出的路径导向启示[4]

3.2.1策略要量身定做

在不同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有所不同。当包容性增长理念转化为政策策略时，需要根据所在地区的现实情形，构建相对应策略。对收入低、投资低、增长慢的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实施路径中，将关注增长、消除贫困以及从弱势群体入手等置于重点。对经济快速增长与贫困问题并存的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实施路径需要从个体入手，重点考虑个体问题，找出影响个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探讨增收对策。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综合承载力，逐步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前提下，给予农民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相应户籍。同时，还要面临财政制度与城镇管理制度之间强关联性下的协调和匹配问题，需要作出同步性和配套性的决策。

3.2.2关注生产性就业

以生产性就业作为主要实现工具，包括就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规模扩大意味着需要创造就业岗位，同时伴随劳动力总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具体途径，可以是原就业部门中收入的增加，也可以是通过创业创造出的新的收入等。生产率提高则意味着薪资的增加，或者是利润的增加。许多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所面临过的就业问题，不是失业，而是就业不充分或是错位就业（就业于非技术专长领域）。因此，包容性增长同时关注就业增加和生产率增长，涉及到上班族薪资以及创业者利润等问题，而后者关系到资本资产回报。

3.2.3注重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状况变化时，生产性就业取决于个体是否有机会充分利用可得资源。就业两端侧上，劳动力供给方需要不断强化生产性资源和能力，劳动力需求方需要考虑就业机会的数量。如果因为缺乏特定技能而无法获取就业机会，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于生产性资源和能力的缺失，而并非资源能力的利用，因此，查明个体所具有的资源，例如教育、健康以及其他能力，重点开发人力资源能力。同时，对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力需求下降，则需要对就业环境中的瓶颈予以改造。

3.2.4长期视角下的周密战略安排

包容性增长需要着眼长远，把短期政策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强调提高个体能力以及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而非单纯利用收入再分配改善特定群体收入水平。注重分析结构转变，按照最大化包容性增长的方式对一系列约束条件进行排序。识别在变革及其成效之间的时间效果，确保持续性的增长。认真分析环境，精心做好战略安排，审视收入增长模式以及弱势群体摆脱模式的影响因素，提供生产性就业机会部门的发展限制因素以及部门内部的对就业能力的限制性因素，以安排包容性增长下的战略实施策略。

4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结果控制

4.1 包容性增长的测量

根据McKinley（2010）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理论上说，可以使用包容性增长指数测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12]。

4.2 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指向与选择

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指向具有多层内容，其中，包括为实现社会成员机会均等参与经济活动，共享增长成果，最终消除贫困或改变社会经济中的弱势位置，还包括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如果消除贫困是以后人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和价值观的破坏为代价，那么这种增长方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一般说，经济增长的结果能否惠及所有群体取决于资源的初始分配、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增长模式、技术要素偏向、政府政策等[11]。一般说，通过经济增长解决群体弱势或群体贫困问题，最重要途径是为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选择，并以此，使其得以获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这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这个过程只有在政府改善资源使用及配置效率等政策主导下，使缺少资本且缺乏技能的群体被纳入经济活动中之后，才能完成。另外，还可以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约束，改善生存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这会触及到公平与效率的權衡问题，当然，这种权衡有时并不存在，或被夸大。另一方面，良好的再分配政策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但也可能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合同实施问题，由此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会成为弱势群体难以

逾越的障碍，其结果使其长期无法改变其弱势地位。对此，再分配政策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效应[13]。

对中国而言，包容性增长首先体现为经济发展环境的友好，其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多地体现在城乡、区域、行业的协调发展上，特别是特定社会弱势群体，改善其生存条件，给予相对公平的社会权利上。为解决这些群体问题，包容性增长同时倡导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创造良好基础条件。最后，平等参与和共享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消除政策扭曲和市场扭曲，使经济机会惠及每个个体。包容性增长为确保每个个体获得公平的机会，需要增加投入，扩展个体能力，构建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改善弱势群体经济地位，既要解决机会均等，更要解决结果不平等的问题。据此，在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中，避免注重社会资源利益群体汇集的经济增长“黑洞”现象，追求公平和谐，完成从农民到农村劳动转移者再到市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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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