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梳理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至八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以及领导人胡志明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历史，总结出中越两党交往中的特点，希望两国两党在今后的往来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作为中国的南部邻邦，越南与中国的双边交往源远流长，两国的共产党在各自取得政权之前也交往频繁，不仅各高级领导人私人关系密切，而且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和实现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中越两国共产党更是长期地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然而随着越南南北的统一，越南党内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中共对越共实施所谓的“控制论”在越南党内日趋蔓延，再加上当时苏共的拉拢与收买，中共与越共长期积累的矛盾开始激化并进一步走向公开，导致了两个国家在边境线上兵戎相见，这段非常态化的局面持续了十年，不仅仅给两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带来很大的障碍，也使得两国的国家利益受到长期损害。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简史

20世紀20年代初，作为法国共产党首批党员的胡志明（阮爱国）就与当时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共产党留法党团成员以及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作为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肖三等五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胡志明同志与这五位同志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4年底，胡志明化名为李瑞，以鲍罗廷的翻译员的公开身份从莫斯科来到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革命活动。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曾帮助胡志明把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秘密运回越南，这些杂志在越南人民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澎湃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应胡志明的邀请到越南培养革命骨干的特别政治训练班去讲课。广东省农民协会也常常邀请越南方面的人员来听他们举办的报告会。大革命失败后，胡志明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广州，途径武汉，上海，海参崴去莫斯科，留在广州的越南革命骨干武鸿英以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20多名越南青年参加了广州起义。

1933年，被港英当局逮捕并关押两年的胡志明获释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帮助下，经海参崴转至莫斯科。1938年底，胡志明同志从莫斯科转道，抵达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在那之后，胡志明与叶剑英一起，南下桂林，并化名为胡光，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住在桂林办事处。一面参加办事处的领导工作，一面关注并指导越南革命。1942年2月，胡志明同志从桂林转道来到昆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与当时的越南共产党海外部冯志坚，武英，黄文欢等取得了联系。不久，范文同、武元甲等同志也从越南来到昆明。在昆明，胡志明在指导越南党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在昆明的越南侨中宣传革命，号召越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1942年6月，胡志明在桂林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办事处，并在八路军的办事处的帮助下，让部分越南党员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发起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德保县被捕囚禁，周恩来亲自出面，请国民党将领冯玉祥营救，迫使蒋介石做出了释放决定。1944年，法日对越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越南党中央机关临时转移至广西那坡县的丛林中。1947年春，中国党与越南党建立了新的无线电联系。当时负责双方具体工作的就是周恩来和胡志明。从此，中越两党的领导人直接通话，互通消息，共同商讨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党领导开展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驻越南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越南党的建议是一方面开展外交活动，另一方面要加紧军事行动，这对越南党取得日内瓦会议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中国共产党指出，由于美、法等帝国主义的破坏，完全遵照日内瓦协议，利用普选手段，实现越南的南北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越南人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越南共产党人必须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1958年夏天，越南党中央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新阶段越南基本任务的意见》和《关于统一斗争路线和南方革命路线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对此，党中央认为，在越南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当前整个越南革命面临的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务；而越南南方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需要积蓄力量，等待形势的变化。

1950年以后，应胡志明以及越南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全力支援了越南党。在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唯一援助越南的国际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向越共提供了各种枪支11.6万挺，火炮4630门和大批配套的弹药，粮食和被服等物资。中国共产党不仅保证满足了越南军队和各个战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还确保了越军的军事训练，后勤供给和其他作战需要，而且负责把这些物资运送到越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关方面在中越贸易中，越南需要出口的货物，包括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市场的土特产，都要尽量购买；越南需要进口的货物，中国都要尽力满足。

整个越南战争期间，越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少数是缴获的外，几乎都是中国共产党无偿提供的。为了抢送军事物资到越南，中共还专门拨出巨款，开辟了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即“胡志明小道”。并在海南岛修建了一个秘密港口。“最特殊的是，中国还援助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而当时中国正十分需要外币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从1950到1978年，“中国援助物资的总值超过了二百亿美元，在各国援助中占第一位，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用品，建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辆汽车……中国帮助越南修建了几百里铁路，供应了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及时安全的转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到179列5750车皮。

中国共产党中央还设身处地地帮助越南党发展本国经济，以使其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1964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越南，其目的就是要“请越共考虑做一个长远的经济建设规划，使越南的经济基本上能够自给，特别是农业和轻工业这两方面能够自给”。中国共产党中央“考虑用20亿元帮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

1965年后，一直主张同中共有好的胡志明健康状况恶化，对越南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越南党内亲苏代表人物黎笋的地位却日渐上升与提高。黎笋出生于1907年4月，1930年加入越南共产党，长期任越南党南方局书记等领导职务。自从日内瓦会议之后，黎笋一直对中共心存不满，将其看成是对越南的一个潜在威胁。1960年，黎笋担任越南党第一书记，一跃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1965年以后，苏共为了配合其南下战略和在亚洲孤立中国共产党，在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拉拢越南党的同时，还积极培植亲苏势力，黎笋自然成为了不二人选。这对于黎笋本人来说，不仅有利其加强对整个越南党的控制，也有利于逐步实行心中早已存在的“中共威胁论”的想法。这样，在胡志明逝世之后，黎笋就开始极力排斥和打击党内主张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黄文欢等老一辈革命家被开除出权力机构，而黎德寿等亲苏分子则完全控制了越南党的最高权力，对于中越两党日后的关系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極的影响。

从1975年开始，到1978年，越南党在北方以“净化边境”，“人口调查”等为由，大规模驱赶华侨；在南方则采取种种手段对华侨进行迫害。到1978年8月15日，被驱赶至中国境内的华侨总数已达16万。而到了1980年底，已有26万华侨遭到驱赶。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华侨问题，中国党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先后与越南党两次谈判共计27次会议的谈判，越南党驳回了包括中方派船接运难侨在内的所有提案，双方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越南当局把大批华侨驱赶回中国，给中国共产党在安置难侨的生产和生活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再加上越南党内部反华派的不断挑拨生事，致使中共派遣至越南的专家丧失了最起码的工作条件，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于1978年把全部援越技术人员调回国内。

此外，从1974年开始，越共就不断派遣军事力量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从121起上升到1975年的439起，尔后又激增至1977年的752起，到了1978年则达到1108起。据统计，从1974年到1979年2月中旬，越南当局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达到了3535次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边境和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中共中央命令中国人名解放军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到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先后攻克了老街，同登，高平，谅山，打击了越军的气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中国边防部队又先后于1981年收复了广西发卡山和云南扣林山，于1984年收复了云南老山和老阴山，在中越边界地段，两国军事力量冲突时有发生，始终处于敌对状态。

而在西沙与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上，越南当局更是蓄意挑起与中国的争端。1974年以前，中越两党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没有存在过任何争议，越南党一直承认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越南官方的地图中，其中绘有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地图一律都使用了中国名称，并注明了属于中国。然而在1975年之后，越南当局趁着解放西贡之际，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六个岛屿，并向中国正式提出了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并修改了自己的地图，同时还在国际上大造舆论，由此西沙和南沙群岛这两个本不存在主权争议的问题从此成为了中越两党之间旷日持久的重大争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复杂化。

越南南北统一后，由于苏联的支持，越南党很快就确立了向外扩展的霸权主义路线：在老挝，越南党拒不撤出因为战争时期而为保护“胡志明小道”设下的重兵，反而不断加派兵力，增强对老挝的控制；在柬埔寨，越南党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与越南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要求柬埔寨与越南一起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遭到柬埔寨的坚决回击后，1977年，越共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并要求中共对柬埔寨施加影响以实现其“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这种无理的要求必然遭到了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的拒绝。对此越共极为不满，遂于1978年夏天召开的越共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敌视中共的决定，确定了“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是美帝国主义，但最直接的敌人是北京和柬埔寨”，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1978年越共出动了十几万军队向柬埔寨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占领了金边，与傀儡政权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共产党则明确宣布坚决反对越南党地区霸权主义的行径，争锋相对地与其展开了斗争。

由于越南党竭力推行地区扩张主义与反华政策，全面挑起了中越两国领土争端，尤其是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使得昔日“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党关系彻底走向了破裂的深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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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1996）[R].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9]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1997）[R].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10]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1998）[R].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杜炳鋆（1987-）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现为渭南师范学院西岳校区教学部辅导员，研究方向：国外社会主义.